东北风俗画中的人性底色与历史重彩

1928年，离京赴哈尔滨教书的冯至写下《北游》组诗中的《哈尔滨》一节，记录他的东北印象：“听那怪兽般的汽车，/在长街短道上肆意地驰跑，/瘦马拉着破烂的车，/高伸着脖子嗷嗷地呼叫。/犹太的银行、希腊的酒馆、日本的浪人、白俄的妓院，/都聚在这不东不西的地方，/吐露出十二分的心足意满。”①

诗中所呈现的只是有关东北的一个小小样本，但足以提示我们东北历史和文化基因的复杂。此时此地，前现代与现代一同发出轰鸣，本邦与外族相互遭遇，此外还有更多冯至短暂的北游所未曾接触的东西，碰撞出的火花更难以由一首小诗容纳。提及这首诗，不是要条分缕析地介绍东北的历史，而是因为这首诗以其在场的笔致，对于我们进人《十月的土地》的方法做出了提示。正如冯至抵达哈尔滨，从真切的场景中发现东北多元化的文化基因，发现交织于东北生活中的灯火通明与贫苦交加，津子围的小说《十月的土地》同样凭借在场的优势，以在场的方法呈现东北。

《十月的土地》依托于20世纪20—40年代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描绘东北乡村章氏家族的苦痛挣扎，勾勒出章兆龙、章兆仁两个家族分支的不同命运，并以家族的内部斗争和各自的抗战经历映射历史和民族的丰富记忆。小说如同一幅奇幻的风俗画卷，以浓重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凸显东北大地的传奇色彩。但深入文本便可发现，在场的笔致贯穿始终，在丰富而不动声色的细节中，藏着东北历史、文化与性情的纷繁线索，由此形塑着属于津子围的厚重鲜活且有血有肉的东北。

一、“人是大地的记忆”

小说借章氏家族的老族长章秉麟之口发出了一句深沉的慨叹：“人是大地的记忆罢了。”②这句话几乎可以作为整部小说的文眼，它承载着对于辽阔恒久的大地上人类脆弱命运的体认。这本该是沧桑而无奈的，然而，这份慨叹中另有一种奇异 的力量，提示我们或许存在另一种双关：正是作为记忆的人在塑造着大地的历史，我们对于大地的记忆归根结底都是对人的记忆。由此，我们回想起马克思的经典论述：“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3《十月的土地》以家族史作为叙述的路径，却并未如同《白鹿原》抑或《古船》那样建构家国同构的宏大史诗，在民族与文化的种种选择之间进行一番悲壮的较量，从而全景式地呈现历史去向的艰难扶择。《十月的土地》将视线牢牢地牵系于人本身，将历史内化为质地粗糙的生活，在人物的切身经历、体验与选择之中，着力追踪人心与人性的线索，以此抽丝剥茧地分辨历史的细节。

小说以一个经典的魔幻现实主义场景拉开了序幕，身染霍乱的章文德恍惚间回想起那个诡秘的古老预言：“总有一天，世间百兽一起下山吃人。”①这种开篇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成为对小说叙事走向的整全预言，围绕章氏家族发生的故事建构起一片人性的试验场。

在这场试验当中，津子围首先要探究的是土地的道德。受大地哺育、在大地上求生的人们，从土地中获得衣食住行，同时也受制于土地的秩序，延伸出属于土地的朴素伦理和道德准则。小说主人公章文德从土地中获得重生，也成为土地的精神象征和道德尺度，他和父亲章兆仁一样坚守着土地上的生活，也在土地上磨砺出勤恳踏实、温厚和善、待人以诚的性情，把土地和道义看作“天大的事”，心中恼念的始终是“不能耽误了种地”，嘴上常挂着“不能丧良心”。而土地则回馈其以生活的安稳和精神的充实，尽管屡次流离失所，一家人仍然能靠着勤恳开荒重新发家，从寄人篱下的章家“二份儿”变成殷实富足的“掌柜”。这也是小说为土地的历史所做的注解—勤劳与厚道是土地上恒常不变的道理。

对于那些本分的农民而言，这种永恒的道义几乎成为一种信仰。因而，当章兆仁的妻子章韩氏得知，章兆仁在闯关东路程中走失的弟弟章兆义其实死于一场谋财害命的欺诈，她并未如实转 告章兆仁，而是编造出一则故事中的故事，称章兆义为了保护他，跟试图谋害他的凶手拼了命。当事情的经过加上一个波折的情节，加入了道义和情感的色彩，便从冰冷残酷的真相变成了血脉亲情的印证。而章韩氏改编真相的行为本身，更为这个小故事注人了一份质朴而真诚的浪漫，也确证了“道义”本身在人们心中的分量。

章文德作为土地的精神象征，也并不如《白鹿原》中白嘉轩那样凝聚着传统乡土社会中所有美好品质，他的身上也展现了弱点。他胆小懦弱，遇事犹豫不决，对土地的过度重视还时常让他表现出一种不合时宜的执拗。然而这些弱点也让他的一切行动更加真实、更加耐人寻味。

家族“大份儿”章兆龙一家则站在了土地道德的对立面。对于他们而言，利益和欲望成了压倒一切的准则，传统宗法伦理中的仁义道德在章兆龙的家庭中全然失效，连亲情也变得不堪一击。章兆龙的二儿子章文礼并不守礼，反而成为家族礼制的破坏者，他强娶堂弟章文德的未婚妻，为了争夺家产而设计谋害哥哥章文智，在家族内部积累下多重不可化解的仇恨。而随着章兆龙与章兆，仁决裂，惊心动魄的兄弟反目透露出人性的狠戾和冷漠。章兆龙把分家的谈话变成了一场谈判，其间充斥着算计和博弈，他罔顾两个家族之间的深重恩情，冰冷地声称“亲是亲财是财”“你只是我家的劳金”，2一套机关算尽、填密周详的底牌早已备齐，只为让章兆龙一家净身出户。原本互相扶持的“大份儿”和“二份儿”在他口中演化为等级森严的权力关系，亲情在利益面前不值一提。这是家族分崩离析的开端，此后“大份儿”无可挽回地走向颓败，但这场家族争斗并不能归结为所谓的宗法伦理在时代推动下的崩解消亡。祸起萧墙，摧毁家族秩序的是人性，是章兆龙一家放纵利益和欲望、背离情谊与人心的结果。借此，津子围严肃地重申土地中生长出来的朴素的品行、道义与良知。

小说并未仅止于重演有关善恶的古老证词，而是进一步开掘人性内部的冲突，呈现土地本身的危机。在土地的秩序中，恩情相报的“良心”远远重于个人的真实情感。章桂兰两次追寻自由未果，从此被捆绑在土地上，那个抗拒裹脚的小女孩变成了笃行“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观念的妻子，无奈地接受了父亲为她指派的婚约，又在丈夫为了自身的安危出卖朋友之后选择追随丈夫，画地为牢地领受情感撕扯的痛，在道义与情感的冲突间逐渐耗尽了生命力。章秉麟为了不辜负旧日情分，强行促成章文智与故人遗孤郑四娘的婚姻，更是从此把他们推进人生的悲惨境地，由章文礼和郑四娘的乱伦引发的道德拷问和情感折磨成为他们各自苦难的开端。

石龙、石豹兄弟则代表着土地上隐藏的另一种危机一一无知的恶。一家人在土地上的辛劳承担不起母亲的一场葬礼，兄弟俩欠下一身债。艰难时刻，两人想起“当响马，快乐多，骑着大马把酒喝，搂着女人吃饽饽”0的歌谣，便幻想着当土匪的“美好生活”。从“插”“抹尖子”一类的“黑话”中，他们一知半解地推测土匪绑架的手法，时兴起绑架了章文德，又二话没说先割掉了章文德的两只耳朵。无知让他们无力分辨是非，也无法形成对生命的尊重，肆无忌惮地行事而不考虑后果，制造了这一出荒诞的闹剧，也在章文德一生的悲剧中划下重重的一笔。

纵观小说，我们可以分辨出审视土地的三重尺度。章文德投身于土地，把自己化作土地的精魂，寻得了生命的归宿。而身为家族的"老掌柜”，章秉麟在章文德身上灵魂附体，游离于入俗和出世之间，进行对土地的审视。附身的奇幻情节赋予了小说一抹永恒的宿命色彩，让章秉麟在对大地长久的观察中，梳理人与大地之间复杂深刻的情感联系，完成了自我身份的确认，也洞察了无穷的人们世世代代在大地的滋养和束缚中不断轮回的苍凉命运。章文智则独自对抗着章文德和章秉麟形成的合力。他追溯自己一生中接踵而来的劫难，终于厌倦了把冤冤相报当作公平，把苟且偷生当作幸运的“无知”，厌倦了把自我寄托在大地上的“无我”，尝试跳出土地的伦理，以个人为尺度，从“我”本身寻找自我，有感于“替穷人撑腰，给穷人出路”的“穷党”2即布尔什维克的理想，“要活出尊严，活出个人样来”。小说在章文智身上建立起一条人性的启蒙维度，实现了发端于个体内部的觉醒，因此才能在结尾发布“新时代”的宣言：“我们不能被这巴掌大的土地给束缚住了，还是要睁开眼睛看看外面的世界，我们要从这盘剥人、捆绑人的土地上解放出来，还回做人的尊严，真正为人民争取当家作主的权利。”尽管这份宣言过于宏大，有几分说教色彩，但的确朝向大地发出了属于个人的呐喊。随着这声呐喊，《十月的土地》完成了人对土地的回忆，也即对土。地所象征的漫长历史，以及与这段历史相关的道德伦理、身份秩序和精神归宿的辩证、通透的回忆

更加难得的是，津子围精心描绘人物不可捉摸的行动轨迹，如同抓住了本雅明指出的那些“灵韵”乍现的时刻，照亮了隐藏在阴影中的游动之物，得以一窥人性的丰赡与迷离。

纯净无瑕的人性难能可贵，或许只存在于乌托邦的理想之境。俗世无法通透，寄身血肉于俗世中的人总是牵牵绊绊、犹疑不定，所谓善恶好坏，有时也逃不开时机与立场这两个前提。津子围尽管旗帜鲜明地称颂善良与道义，但并不把善恶绝对化。章兆龙在兄弟反目时冷漠决绝，到了重病时刻却也迫切渴望见到章兆仁，病情好转后又打消念头，取消了这次见面。而章文德这般温厚良善之人也经受不住自我的不断拷问，曾经“觉得自己真的有罪”，这种微妙的体验源于善与恶的界定本身就是模糊而微妙的。

在这种“灵韵”的映照下，《十月的土地》中的抗战叙事也突破了《闯关东》等作品中的抗战书写模式，在英勇与惨烈之外赋予了战争更加丰富的细节，不仅呈现出别样而真实的抗战经历，更为侵略者形象谱系增添了鲜活立体的独特人物。

章文德在加入革命军之后依然胆怯，以至于曾在冲锋时一动不动，一枪未发，突围时也只敢紧闭双眼胡乱扫射。直到一次在战场上回想起父亲临终前的嘱托，“只有守住了地，咱的子孙后代才有落地生根的泥土”，才真正激发出章文德的野性。这个时刻，章文德个人的命运和子孙后代、和整个民族的命运产生了联系，个人的安居愿望转喻为家国情怀，身处群体之中的归属感让他获得了勇气，而获得这种归属感的源头却仍然是对于土地的执着。这种野性也有时限，他常常想回家，辗转作战几年后，终于脱离队伍，回归土地。由“大烟鬼”组成的“秧子队”的满腔热血中也掺杂着对战争的迷茫，正如彼时染上烟瘾的章文智决定加人革命军，不仅是为了守卫国土，也是为了逃离偷抢拐骗、浑浑噩疆的生活，重新找回自己。然而“秧子队”并不了解真正的战场，训练的疲惫与无聊超出他们的预想。一次参与布防让他们兴奋起来，因为终于有新的事情可做，却不知道他们将要面临的是真正的战斗，更不知道几乎所有人都将丧命于此。但也正是如此，“秧子队”在交战时刻的英勇、坚韧和豪情显得格外悲壮动人。

自从日本人岩下和朝鲜人金英豪、朴银高在一场大雪中被章文德救下以后，三人便跟章家产生了微妙的情感联系。从事地质勘探工作的岩下有着作为研究者的单纯与专注，相比于“县公署的工作，他更愿意到实验室和试验田里做实验”。0他始终惊叹于章文德对土壤的敏锐直觉，多年后仍然念念不忘地邀请他到伪满研究所任职。作为殖民者，他兢兢业业地为日军“开拓团”征占的土地进行规划，但出于个人的情感，他真诚地感念曾经的救命之恩，感激章文德带给自己的启发，也常常伤感地吟诵小林一茶的俳句，排遣难以言明的情感。而金英豪跟随岩下在伪满政府出任官职，凭着一张嘴周旋于复杂的政局之中。朴 银高则加入人民革命军，以团政委的身份周详谋划，以智取的方式带领众人屡次获胜，最终为了跨越民族的理想与正义，在东北大地上奋战至死。

津子围的抗战书写，既遵循着战争的逻辑，又开拓着人性的场域。他以人性的视角追踪众人的行动，呈现不可变易的立场对峙，呈现艰难的博弈和较量，也呈现不可计数的血腥和罪恶，但同时也呈现真诚的友谊和敬重，呈现鲜活的情感和性格。在种种对照和碰撞中，最终呈现的是在至死方休的残酷之外，别样的战争和历史情境。

二、在场的民俗与生活

《十月的土地》操持着浓重的东北口音，讲述着花样繁多的民俗活动、烟火缭绕的生活细节，以鲜明的地域性塑造着文本独特的情绪、形貌和气，质。然而，地域性的要旨并不止于民俗民风的展览、奇景趣闻的大观，津子围借此作为进入东北、实现在场书写的手段，讲述的是扎扎实实、日复一日的生活，是由点及面的心灵写照，也是东北人性情、文化基因的确切来由。

在许多关于东北的传奇想象里，流传着闯荡山林、开辟荒土的热血故事，抑或是“棒打狗子瓢滔鱼，野鸡飞进饭锅里”丰饶富足的生活图景。那些也许是真相，而《十月的土地》则要继续追究：“虎山在满语里叫库勒克阿林”，大家伙儿却称其为“苦了渴山”，2似乎以此声明，在场的书写 更重视传奇故事背后确切的真相，重视“苦了渴”所代表的身心磨难。津子围对东北文化的细节了然于胸，他要展现的是美感与危机并存的东北，是广阔沃土上难熬的荒寒气候，是繁茂山林里环伺的狼虎猛兽。这让读者对东北大地的认识得以聚焦，并落到了实处。当这种认识投向人，我们便看到这样的细节—一章兆仁和章韩氏夫妻常常在黑夜谈心时激烈地争吵，天亮后又包扎着彼此的伤口，互相心疼。章秉麟病重，二人仍旧较量着来世要“托生成克你的那个动物”，却又笑得“嘶哑而空洞，一直笑出了眼泪”，3最终二人在三天内先后离世。民间的情感粗糙生硬，有时会驱使人不顾颜面，失去理性，却也在暗处隐藏着浓重的温情，让互相支撑着“糟了一辈子的罪”的生命发出深沉的共振，而这种共振力道万钩，直抵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