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白品评录（二）

中国的犹大们

《犹大开花》由《十字架》《太极图》《山海经》三个部分构成，这三个部分各自独立又内容相连，是一部耐读、有趣而又不失厚重的小说。

说《犹大开花》耐读，是作者杜禅从人物的性格和内心入手，刻画、塑造了一批让人难忘的人物。在第一部里，不说两个性格各异的女性，我们来看看《黄河论坛》编辑部里的六个大老爷们：貌似忠厚却为人狡诈，用实用主义至上把同事和情人玩于股掌之中，有着极强的社会活动能力而骨子里充满了流氓习气的范例；本分地面对生活却十分自卑，需要依靠喝醉了酒才能把灵魂里另一个自我剥离出来的田稼安；用梦境来解释现实生活中的困境并企图从中找到出路，而在情人面前总是阳痿的祝贺；口头上自称“文化斗士”，而行动上却遵循“利益归属法则”的吾颖达；总是想在众人所知的事情上再发现一点儿新东西，自以为聪明但一遇事却胆小如鼠的作家陆丁九；动不动就要琢磨别人、工于心计、爱说别人闲话、事事捕风捉影、好色却在女人面前屡遭失败的小官僚万主任，作者辛辣而刻薄的笔触切入他们的灵魂深处，个个出彩。

说《犹大开花》有趣，是小说的叙事的反讽风格。小说里那个“没有著作的著作家，没有评论的评论家”的著名老头在和吾颖达争论时说：“……道，首领走的路，谓之道；理，怎么写？王字边一个里程的里，你明白了吧？王者行的里程就是理，我们的祖先早把‘道’‘理’这两个字弄明白了。”对道理的解释就是对现实的讽刺：道理是谁的？一清二楚。在中国，自古以来，老百姓什么时候能讲道理？小说中这样描写万主任对于权力逻辑的理解：“……如果他一夜之间当了市长，身上的种种毛病根本不用改，它们注定自行消失，同时还会诞生许多固有的，只是由于历史原因而隐藏得很深的优点。”这是对权力的反讽。在一个人还是个小人物时，他可能浑身都是毛病，而一旦这个人大权在握，那么他的毛病就成了个性，值得让人称道。这是对中国建立在权力意识之下的市侩哲学的反讽；应该说，能产生《儒林外史》的民族，产生一部《犹大开花》也属正常，因为中国文人早就丧失了自我，要么在权力面前下跪成奴才，要么在金钱面前举起双手成奴婢，就是缺少骨头，一群活得像鱿鱼的软体动物。对于我们所处的社会来说，任何幽默都只能触及表层，而我们社会的本质是荒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犹大为什么会遍地开花，那是因为我们有供犹大花开的土壤。如果我们说这帮文人有病，倒不如说是我们这个社会有病，而且病得不轻。这就是《犹大开花》的寓意。

说这部小说厚重，是因为对于小说里的人物和事件，作者赋予了关涉历史、文化和灵魂的主题。小说里的国教授说：“距离决定态度，当你在报纸上看到腐败，你会愤怒；当腐败者是你朋友，你会惊讶；当你的兄弟因腐败而被绳之以法，你会遗憾或同情；当你本人收受贿赂，你则会高兴和庆幸。”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嘴脸，杀人者有杀人的理由，强盗有强盗的哲学，流氓有流氓的逻辑，唯独没有自我忏悔，唯独缺少灵魂自省。一个道德缺失的社会，才让我们怵目惊心。这使笔者想起了股市上的操盘手。《十字架》里一帮文人傍着别人要搞的“黄帝巨塑”策划了“巨塑特刊”；《太极图》里一帮梦想发财下海经商的文人策划了“冲击波文化中心”；《山海经》里一帮失去道德操守的文化人策划了“20世纪文化名山”，其实，他们离那些真正的操盘手还很远。一帮文人的小打小闹，离杀人越货的官商勾结、鲜血四溅的权力争斗还远着呢。在社会这个股票市场里，他们不是空方，只是一群没有自我失去理智没有判断能力的多方而已，黑，他们黑不过政界的争权夺利；狠，他们狠不过商界的为富不仁，他们只是作者对社会的隐喻，却又切中了中国人的文化本质和道德本质。

吾颖达曾经和那个著名的老头说的一段话：“……我在中原见过至少三个八卦台，还不包括黄河上游的两个，都说伏羲在八卦台上面演创了八卦，你要推猜就没完没了了。还有炎帝故里之争，西部说，南部说，中部说，都有大量的传说和所谓的遗存。如果一切后人的活动都能为凭的话，你们这次论证会以及活动的碑文过了几代也就成子孙的凭证了。”如果“黄帝巨塑”造成了，那么在几百年后，回头看看，未必是什么坏事，到了那个时候，造假的过程无论多么恶劣，但文化的事实已经存在，这就是历史的本质，同时也是人类文化的本质。回顾人类的文化史，太多的著名事件都是由人类造出来的。诺亚方舟不是造出来的吗？伊甸园不是造出来的吗？菩提树不是造出来的吗？要不我们的人文始祖都来自神话传说呢？造假，是文化的本质，也是历史的本质。我们所处的是一个三个人成虎的社会，这才是对历史和文化最辛辣的讽刺。

同时，小说里还涉及一些生存的悖论，比如知识与伪知识、道德与伪道德、文人与伪文人，其实，笔者认为最大的悖论是痛苦与伪痛苦。有犹大在，就有耶稣在；有出卖者，就有被出卖者。可是在我们这个社会，往往只把出卖者钉到光荣柱上，把被出卖者丢在了一边。故宫不是靠搜刮民膏建造起来的吗？长城不是用人民的白骨堆起来的吗？可现在还有谁说这些呢？这就是历史，这就是文化史，这可能是小说为我们展示出来的最大的悖论吧。犹大在出卖了别人的时候，同时也出卖了自己的灵魂，而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犹大们，他们的出卖大多是无意识的，是自觉的，他们的行为是由他们所处的时代构成的，他们无视他们所处时代背景下更大阶层的生存者，也就是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被出卖者的生存苦难和精神痛苦。这使我想到了梅尔·吉布森导演的电影《耶稣受难记》。在犹大出卖了耶稣之后，耶稣经受了人间种种的苦难。耶稣扛着沉重的十字架，艰难地走过耶路撒冷的街道，市民疯狂地向他涌来，发泄着他们的无知和怨恨，他们向耶稣扔着石块，吐着唾液。可是，在笔者看来，一个由忘记了民族生存苦难和精神痛苦的知识分子所构成的群体这样一个事实，才是这部小说对我们时代的知识分子最锐利的讽刺。无视被出卖者的苦难和痛苦，比咒骂和石块更可怕。

（本文作者创作于2010年。《犹大开花》，杜禅著，华夏出版社，2010年1月版）

我们的命运是你们的警钟

在《拿钱说事》里，作者运用了类似《一千零一夜》里的叙事结构，让生活在一个储蓄罐里的钱币们依次登场，成为故事的讲述者。这里的钱币都有属于自己的名字：“搞笑”“命运”“段子”“感情”“纪念”“钢蛋儿”“劝”“忘不了”。在一个仿佛没有尽头的长夜里，这些获得了人的灵性的钱币们讲述了他们各自不同的生命经历。其实所有的故事都是一个从显赫的位置上跌落到社会最底层的人的梦境。这个人在梦中遇到了一个鹤发童颜的老者，老者领他来到了这个小小的储蓄罐，用平静的心境倾听钱币们的讲述：

一个卡车司机在经过艰苦奋斗创下了拥有上亿资产的“运输公司”之后，过起了花天酒地的生活，忘本的他和妻子离了婚。当他受骗后从一个款爷沦落为失去四肢躺在病床上走投无路的穷光蛋时，被他抛弃的结发妻回到了他的身边。作者用钱币“底儿”的讲述，一方面表达了自己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一方面又完成了对罪恶的惩戒。

在“海报之恋”一章里，钱币“记”讲述了发生在“文革”时期的一对生前因身份悬殊没能结合的恋人，在死后最终被埋葬在一起的感人肺腑的爱情故事。作者把故事的起始放在“文革”的背景下，这对恋人在漫长的生活苦难里不懈地追求着美好的人生理想，在这个被血肉灵光照耀的故事里我们同时看到了悲剧产生的历史根源。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记”讲述的故事在当下人们普遍忽视历史被金钱和权力所奴役的实用主义社会现实里，显示出不同寻常的意义。而那个名叫“梦”的钱币讲述的故事里的主人公在梦中来到了蚂蚁王国，担当了一次救世主的角色。从“如蚁”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作者所宣扬的“正义最终战胜邪恶，真理最终会战胜谬误”的人生信仰。

小红从偏僻的乡村来到城市，她是无数个离开家园出外谋生的农民工中的一员。在纷乱的城市里她抵挡不住贫困带给她的压力，为了把自己的家人从贫穷的泥潭里解救出来，她出卖了自己的肉体。在这里，她失去的已经不光是一个少女的贞洁，而是人生的尊严和那片她赖以生存的土地。她被置放在迷茫的十字路口，成为这个时代从乡村“漂移”到城市的无数个迷茫灵魂的象征，她没了根，成了水色浑浊水塘里的浮萍。作者通过钱币“小红”的口在指出时代本质的同时，也表达了对弱者的深切同情。

《拿钱说世》是作者“盛世警言”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在第一部《危栏》里，作者为我们塑造了一个能裸露自己的灵魂，却缺少忏悔意识的典型人物李经纬；在第二部《危崖》里，作者揭示的是我们所处社会里的顽固的习惯势力，揭示的是我们对可怕的习惯势力缺少的警觉和反抗。应该说，这些“警世”的主题在《拿钱说事》里有着更为广泛的表达：

一个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在下乡扶贫时，搜集整理了一本贫困地区吝啬鬼的《笑林广记》，并把《笑林广记》当作保护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工程而做了艰苦细致的工作，这项工程给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带来不尽的欢乐。这个名叫“不抠儿”的钱币讲述的故事，既给予了生活在贫困中的民众以深切的同情，又给予了恶劣的国民性以辛辣的讽刺。而一个名叫“水月”的钱币讲述的是一个女纪检干部在梦境里参加一个腐败分子的经验交流会的故事。在腐败分子的交流会上发言的人名是由农历年的纪年名称构成：甲子、乙丑、丙寅、丁卯……近一个甲子，这些腐败分子的名字代表了时光的轮回，他们在发言中总结概括了在贪污受贿过程中的行为经验和心理路程，给予了社会现实一个莫大的嘲讽。

“我们的命运就是你们的警钟。”这是刻在波兰马丹涅克纳粹集中营万人坟墓前石碑上的墓志铭。这句话也出现在《拿钱说事》里。现在笔者之所以把这句话当作文章的题目，那是因为这墓志铭呈现了这部小说所要表达的主题，并且敲响了警告我们这些糊涂的凡人的警钟。

（本文是作者2010年3月在《拿钱说事》研讨会上的发言。《拿钱说事》，杨晶著，作家出版社，2010年3月版）

小说对现实生活的提炼

一、小说的结构

《月亮滩》整部小说读下来给人以一种匆匆忙忙、面面俱到的感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感觉，问题出现在小说的结构上。一部50万字的小说，要写一个村子的20年的故事，又想事事说到，又想把每个人物、每个家庭写到，这确实很难把握。

我们以浩然的《艳阳天》和赵树理的《三里湾》为例：浩然的《艳阳天》洋洋130万字，三卷本，才写了一个村里在1957年的麦收前后的故事；赵树理的长篇小说《三里湾》写了1951年秋收时节从9月1日到国庆节前的一个月里发生的事儿。像赵树理这样的大师，为什么会这样结构故事？那就是好把握。小说要在结构上好好地下功夫。

二、叙事的概念化

这部小说叙事的概念化存在于各个方面：语言的概念化、人物性格的概念化、事件的概念化。概念化是小说叙事的一个大忌。这部小说之所以会给人以概念化的感觉，是由以下几个原因造成的：

（一）叙事缺少具体的日常生活场景；（二）生活事件只有枝干，没有绿叶，事件往往只奔结果，缺少过程；（三）解决矛盾的主观性。

因为概念化，作品没有达到让人信服的艺术真实，这是由作者缺少提炼生活的能力造成的。

三、主题

小说所提出的“三农”是一个大的命题。

现在我们所处的确实是最好的时代，我们看到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看到一个一个的阶层富裕起来，我们看到经济的增长；但从负面看也有比较糟糕的地方，腐败、贫富分化、道德沦丧等。所以，这感受让我们得出两个相反的判断，我们将两组相反的判断有机地综合是十分困难的。这个社会的两个极端，加上全球化带来的不确定性，为我们对当下的社会问题作出精准判断进一步加大了难度。

比如我们对“三农问题”中的“土地问题”的判断。中国农村的土地的优势是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但也有劣势：农村的人口庞大。

新中国成立以来，工业化的原始积累是依赖农业和农民，农业和农民为国家的工业化作出了重大牺牲。2004年，中央提出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第二个阶段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引领乡村。现在我们进入第二阶段，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工业化积累不再依赖农业和农民，但是农民的住房保障和稳定的职业，还有相关的失业保障、医疗保障、养老保障等，仍然是一系列问题。

现在农民手中所拥有的宅基地、农地和林地能不能够置换上面的五项保障？

农民作为一个庞大阶层，表面上他们所关心的问题是住房、生活、土地、生产成本、产量、收益等，但作为一个阶层、一个活生生的个体，农民有思维有激情，对生活、家庭、孩子，包括对社会生活的变动、各种涉农政策以及地方官员的行为等都有自己的感受和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