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去来兮”：孙全鹏《幸福的种子》的新乡土书写

摘 要：孙全鹏的新作《幸福的种子》是一部典型的新乡土小说，作家以地处豫东南大地的将军寺村近30年的发展变迁为背景，以麦子、河生、珍珍、小玲等青年一代将军寺人“离乡—返乡”的轨迹为主线，书写一曲新时代语境下的田园牧歌。作品充满浓郁的乡土意识和鲜明的时代特征，表现作家对传统乡土文学书写的继承和突破以及对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深刻思考。

关键词：《幸福的种子》；“离乡—返乡”；新乡土书写；乡村振兴

长篇小说《幸福的种子》是周口新锐作家孙全鹏继小说集《幸福的日子》之后推出的又一力作。小说的叙事背景设置在地处豫东南的将军寺村，作家以麦子、河生、珍珍、小玲等青年一代将军寺人“离乡—返乡”的轨迹为主线，讲述了将军寺村走向时代振兴的故事。作家把一代农村新人的成长历程，与乡村振兴的时代大事结合起来，于宏大的时代主题之下建构起一幅洋溢着诗性魅力的新田园景象，塑造了一群朝气蓬勃的时代新人，讲述了他们可歌可叹的奋斗故事。可以说，《幸福的种子》是一部个人奋斗与乡村发展的变奏曲，也是一曲新时代语境下的田园牧歌。

一、新时代语境下的乡村讲述

乡土小说发轫于20世纪20年代，最早是一批寓居北京的青年“用笔写出他的胸臆”[1]。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背景下，这批经受现代文化洗礼的青年作家，怀着现代的眼光回望乡村，他们的字里行间渗透了文化的悲哀和启蒙的热情。活跃于20世纪20年代文坛的最初一批乡土作家多是效法鲁迅，以冷峻的笔法书写老中国乡村的人和事。破败的风景和愚昧的乡民，成为早期乡土小说的主要内容，也奠定了乡土小说的文化批判基调。到废名、沈从文的出现，乡土小说有了新的转机，牧歌式的田园风光，人情美、人性美的主题发掘，赋予乡村以新的艺术魅力。差不多与此同时出现的左翼乡土文学，以其阶级性、革命性为核心的斗争激情迅速引起社会关注。纵观整个20世纪乡土文学的变迁，我们不难发现有这样三种主要书写模式贯穿其中，即文化批判式、田园牧歌式和激情浪漫式。这三种书写模式也构成“中国式乡村”的三种典型形态，在不同的时期，作家们对乡村的讲述也表现出不同的风格特征。

进入21世纪，中国乡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新时代以后，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一系列国家重大方针的推动下，中国乡村摆脱了愚昧、贫穷的标签，以新的村容村貌见于世人。中国乡村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而这一切变化均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几十年间。如何表现这一历史性进程，也成为新时代赋予作家的一项全新使命。从很大程度上说，这一使命也注定要落在孙全鹏这一代“80后”作家的身上。作为改革开放后从农村走出来的一代作家，孙全鹏的成长伴随了中国乡村结构性变革发生的几十年。目前，这些作家年龄稍大的已近不惑之年，曾几何时，他们拼命通过考学、打工等方式走出农村。可是当他们真正走出农村之后，又对农村充满无限眷恋，农村成为他们魂牵梦萦的地方。改革开放以后几十年中国乡村的发展，形成农村“80后”青年一代特殊的乡土观念。这种乡土情结既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根深蒂固，也不像他们的后辈那样根性尽失。

在青年一代作家中，孙全鹏无疑是一个有着强烈文学自觉意识的作家，他从一开始就将自己的文学之根深深扎于豫东南大地，建构起将军寺这一文学原乡。在他的小说中，将军寺村、将军寺河是一套频繁出现的地理意象。用评论家胡平先生的话说：“‘将军寺村’是全鹏小说中稳定的地理坐标，几乎所有人物都与这座村庄相关。将军寺也的确是个不同俗响的村名，给人带来不少遐想。”[2]很显然，将军寺村并不能全然等同于孙全鹏现实生活的那个村落，而应该是“豫东南的一个缩影”[3]。它寄寓了孙全鹏深厚的乡土情怀，以及对故乡的全部想象，而《幸福的种子》正是作家这种情怀和想象的结晶。孙全鹏在后记中这样写道：“每次我回老家，走过那个叫‘将军寺沟’的地方——我已经发了一些关于将军寺的小说，一到夜里总会有些东西跑进我的脑海中，让我感到亲切。一个个夜里，星光之下，这些可爱的人物从我‘手’里跳了出来，形成这部长篇小说。”[4]

不难看出，孙全鹏并不是从一种局外人的视角出发，而是怀着深深的赤子情怀来写这部小说的。《幸福的种子》中的将军寺村也不是一个单纯的叙事场域，其自身就是一个鲜活生动且蕴藏着丰富情感的艺术形象。小说的开篇是一段抒情性的风景描写：“珍珍再次站在将军寺河边，她怎么也想不到，她还是喜欢那翻腾的将军寺河水中漂浮着的小船。那河水清是清，白是白，围绕着整个将军寺村通向远方，黄花菜依旧站在河畔，摇晃着金黄色的花朵。”[5]

在这部小说中，珍珍是作家精心设计的一个形象，她也可以称得上是“将军寺河的女儿”。当年，珍珍的生母桃红爱上了来村里放电影的王新，一来二去就怀上了珍珍。后来才知道对方已有家室，桃红不得已嫁给邻村的男人，婚后经不住丈夫的欺侮，就跳了将军寺河，连尸首也没有找到。珍珍由此成了孤儿，与奶奶（其实是外婆）相依为命。孤苦的身世使珍珍对将军寺村有着异常的眷恋，尤其在听奶奶讲完母亲的故事之后，她对将军寺河更是有一种母亲般的亲近。小说以离乡多年的珍珍为视点，深情地描写了将军寺河以及沿岸的风景，风景的秀美也成为作家强烈赤子情怀表达的一种方式。相比于孙全鹏以往的小说而言，对豫东南乡村风光的诗性书写是《幸福的种子》的一个典型特征。秀美的风景描写在小说中俯拾皆是，比如写到秋收时的原野：“秋天的庄稼地一片金黄，有些人已经开始收秋庄稼了，大豆、芝麻、绿豆还没有收完，蚂蚱、蝗虫‘嗡嗡’乱飞，麻雀贴着庄稼棵子掠过。玉米叶子有的都发黄了，还不愿意脱落下来，风一吹摇晃着吱吱响，玉米头上的红缨子也干了，一撮一撮的。”[6]

不难看出，作家有意把风景描写视为将军寺村日常生活的另一种观照。作为新时代周口文学的一项重要成果，《幸福的种子》在某种程度上开启了新时代豫东南乡土文学叙事的一个新的模式。作家花大量笔墨建构出一个富有烟火气息的乡村形象，并根据不同时代的特征细致描摹将军寺村的风貌，以及村里人的生活状况。孙全鹏有意通过一种写实手法，全方位地呈现出一个充满诗性且生动鲜活的乡村。为了做到这一点，作家还引用一种民族志手法，在精心地描写将军寺村生活的每一处细节的同时，也对村里的婚丧嫁娶等民风民俗进行呈现，比如秋奶奶的儿子阿明的婚礼、河生奶奶的葬礼等。除此之外，作家还将豫东南农村那些广为流传的民间歌谣原生态地引入小说当中，比如阿霞哄着孩子一边哼唱：“小鸡嘎嘎，好吃黄瓜。黄瓜有水，好吃鸡腿。鸡腿有毛，好吃仙桃。仙桃有核，好吃牛犊。牛犊撒欢，撒到天边。……”就是豫东南乡村生活常见的一幕场景描写，民俗元素的融入赋予《幸福的种子》一种特有的乡土气息。周口籍著名作家墨白在看完这部小说之后，颇为感慨地说：“全鹏文字里浓密的充满豫东泥土的气息勾起了我对童年与故乡的怀想。”[7]在《幸福的种子》中，存在着一个世俗化的、生动真实的乡村世界。

值得肯定的是，孙全鹏所建构的并不是一个传统的乡村故事，而是发生在当代中国尤其是近30年中国的乡村之变。这也成为孙全鹏与他的前辈作家刘庆邦、孙方友和墨白等人最大的区别，他所面对的乡村不是一个静态的乡村，而是一个正在发生着时代巨变的地理空间。同样身处这片古老土地，孙全鹏最大的资源不在于对各类乡间掌故、邻里关系的深刻洞察，而是对新的时代大潮中乡村之变的深刻认识。他的兴趣点不是去建构一个个充满传奇的故事，而是透过个人在时代大潮中的体悟带动新时代乡村之变的讲述。实际上，《幸福的种子》以麦子、河生、珍珍、小玲等年青年一代将军寺人的成长轨迹为主线，讲述了这个豫东南村落近30年来的发展蜕变，从而完成对新时代语境下乡村变迁的文学讲述。小说从麦子等人的童年讲起，一直到当下正在发生的乡村振兴。以将军寺人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为话题，《幸福的种子》从一个侧面描绘出一个豫东南乡村最近30余年变迁的缩影。

二、“离乡”书写与幸福追寻的心路

《幸福的种子》是一部有历史厚度的作品，小说时间上跨越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21世纪20年代初，这段时间是中国乡村变革最大的几十年。我们由此也不难看出孙全鹏的文学理想，作家试图将近30年家乡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豫东南人们在这场历史之变中的生活状态呈现于世人，从而赋予《幸福的种子》一种可贵的史诗品格。这种史诗品格并不体现为一种宏大的主旋律叙事，而是指向了当代农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心路历程，就如丁帆先生所说的：“站在现实大地上向前看。”[8]胡平先生也敏锐地从孙全鹏的小说中发现，“‘幸福’在全鹏的写作中，常成为关键词之一。”[9]从最初的短篇小说集《幸福的日子》到新作长篇小说《幸福的种子》，孙全鹏关注的话题始终是幸福。不过，从农村走出的孙全鹏也必然深刻意识到，幸福对农民来说很多时候是个沉重的话题。虽然《幸福的种子》表面上呈现给人的是一个欢快的主旋律故事，但是其字里行间却透露出将军寺人在当下社会所承受的生存压力和精神困惑。

《幸福的种子》超过三分之二的篇幅写的都是将军寺人的“离乡”故事，委婉地表达了作家对农民阶层历史悲剧和现实处境的深沉思考。在数千年的农业社会里，农民始终是与“苦难”一词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苦难集中体现为人与土地充满张力的矛盾关系。一方面，农民从土地那里获得了生存的保障，长年累月的劳作滋养了人对土地的深厚情感；另一方面，土地又是农民现实苦难的载体，成为漫无边际的艰辛劳作和绝望精神的象征。乡土中国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部农民的血汗史，一代又一代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地从事着艰辛劳作，同时也在穷其一生去挣脱这种令人窒息的人地关系。从鲁迅的《故乡》到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离乡”成为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通过走出祖祖辈辈生老于斯的乡村，以《故乡》为代表的现代文学表达的更多是走出老中国愚昧、落后的阴影，从而接受现代文明并完成对传统乡土社会的启蒙。在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作品中，离开乡村的直接目的则是为了进入城市，实现物质生活的根本性转变，同时也涵盖人们对实现个体价值的强烈诉求。《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的人生道路就具有极强的代表性，离开农村是以孙少平为代表的20世纪80年代农村青年的强烈渴望，也是在他看来实现自我价值的根本前提。

从某种程度上说，《幸福的种子》与《平凡的世界》有一定的互文性。小说中有一个片段，河生偶然在书摊上看到了《平凡的世界》，即便他收入微薄还是购买了一套，没事的时候就翻翻看看，孙少平的命运让他心疼。对于没上完初中且不爱读书的河生来说，他对孙少平的命运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强烈的共鸣，最重要的原因无疑是其作为进城农民的特殊感受。河生这一形象与孙少平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他的人生道路也代表了豫东南乡村最平凡的青年一代农民在新的时代语境下的人生选择。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结构和城乡格局大转型的背景下，传统乡土社会那种僵化的“人—地”关系很难再继续维系，大批农民纷纷挣脱土地的束缚进入城市。小说中麦子每次回将军寺，总会发现“村里人比以前又少了不少”。就连小说中最具古风的三老太爷也说：“人不出去走走，一辈子憋死在村里也没人知道你。我是年纪大了，不出去了，要是年轻几岁，我也走走。”[10]这也是孙全鹏这一代乡土作家所面对的一个普遍的精神困境：一方面，他们对传统乡村有着深厚的情感；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去面对乡村日渐沦为空巢的现实。对于他们来说，农民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社会身份，还是一种浸入骨髓的文化认同，其中蕴含着诸多难以言说的生活体验和人生记忆。虽然孙全鹏对乡村日渐沦为空巢的事实感到痛心，但是他对当下农民的“离乡”现象还是持积极肯定态度的。因为他很清楚，农民只有从乡村进入一个更为广阔的、丰裕的城市社会，才有更多机会成就自身价值，从而实现生活上的转变。

从这一点说，《幸福的种子》延续了传统乡土小说的离乡书写，并着意建构了青年一代农民走出乡村的两种模式。第一种离乡方式是“麦子式”的，这种方式也是“知识改变命运”的典型。作为整部作品的主人公，麦子的人生道路被赋予了强烈的主题价值。小时候的麦子就有异于同伴的聪明伶俐，上学之后成绩优异，最后成为将军寺村第一个大学生。得知麦子考上了大学，将军寺人送来了鸡蛋、西瓜、新衣服、新鞋子，甚至还有钱。面对这阵仗，麦子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惶恐，他来到将军寺河边，对三老太爷说：“他们问我这儿问我那儿的，好像我有什么本事似的，万一以后我没本事了，再回来咋有脸见人？”可能此时的麦子并没有意识到，将军寺人从他的身上看到了祖祖辈辈挣脱土地束缚这一理想的实现。无论是在重农抑商的传统社会，还是在计划经济时代，通过读书进入体制从而实现身份的转变，才是真正意义上摆脱土地，而只要能够摆脱土地，你就是最有本事的人。因此将军寺人教育孩子会说：“你看看人家麦子，你就不会学学人家？那可是大学生，以后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了。”麦子这一形象也代表了本世纪初从农村走出的一代大学生，他们大多数人学业优异，最终通过努力在城市拥有了体面的生活。随着高考扩招，也有越来越多的农村孩子像麦子这样离开农村。不过，即便如此，通过上大学走出农村的人毕竟是少数，整个将军寺村的青年一代中，除了麦子也只有王明康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