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的特点及路径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自由贸易区  自由贸易区网络  “一带一路”

2020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实施自由贸易区提升战略，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建立同国际通行规则衔接的合规机制，优化开放合作环境。”近年来，全球自由贸易区建设逐步成为中国推动国际贸易自由化、应对逆全球化趋势的有效方式，也是中国实行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战略举措，为全球经济开放发展注入更多信心和活力。

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的时代价值

近年来，一些国家大力推行贸易保护主义，“世界开放指数”不断下滑。2022年，世界开放指数为0.7542，相比2008年的0.7975下降5.4%，为2008年以来第二低的水平。[1]特别是美国阻止作为多边国际贸易管理者、监督者的世界贸易组织（WTO）正常更新争端解决机制程序，反对给予发展中国家优惠待遇，导致国际贸易自由化遭到空前冲击。作为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维护者，中国提出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促进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为国际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提供了全新的中国方案。

第一，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明确了国际贸易自由化的高标准发展方向。随着国际贸易自由化的不断深入，各大经济体的区域自由贸易区建设逐渐向高标准方向发展。中国提出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强调通过规则对接和制度创新展示中国坚持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决心。“高标准”是扩大全球自由贸易区网络的重要原则。中国积极参与数字经济、环境保护等新规则议题谈判，更加主动地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支持各类开放平台加快形成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2021年以来，中国积极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高标准经贸协议，纳入数字、绿色等规则标准，建立同国际通行规则衔接的合规机制。作为大型高标准伙伴关系自贸协定，CPTPP在新金融服务、争端解决机制等条款方面坚持高标准。通过拓展议题范围，增强纪律约束，CPTPP框架下将取消所有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极大提高货物贸易零关税产品占比，采用负面清单模式开放服务贸易和投资。为适应这一标准，自2022年以来，中国开始在部分自由贸易试验区执行CPTPP的部分规则，同时在部分领域制定相关细则时尽量参考CPTPP的要求或达到其标准，申请加入CPTPP无疑是中国追求高标准自贸区合作的积极举措。

第二，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对于推动全球贸易规则更加公平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改变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外围身份和依附地位，促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一些西方国家采取贸易保护和投资限制等措施，通过单边主义，大规模征收惩罚性关税，阻碍国际贸易自由化进程，损害全球化所依赖的规则基础。不同于西方国家所推行的逆全球化政策，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等，并推行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等积极政策，以实际行动证明，全球化始终是各国实现互利共赢的有益方向。2020年，中国与东盟十国以及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15国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证明，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仍是大多数国家的共同追求。

第三，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能够推动中国与贸易对象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以高水平的贸易投资自由化措施为纽带联结起来，形成经济上的集合体，有利于改变传统的经济力量组合和分配。一些西方国家的逆全球化行径阻碍资金和技术的自由流动，扰乱全球产业链的格局，给发展中国家造成严重冲击。西方国家试图通过切断发展中国家获取技术的渠道阻碍其产业升级。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能有效地推动发展中国家或新兴经济体以自由贸易区的形式，根据现有的自由贸易区合作水平、双方贸易优势和发展阶段等要素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取得更好的国际贸易收益。

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建设的基本特点

自2002年与东盟签署自贸协定以来，中国开启了自由贸易区合作进程。截至2024年12月，中国已与30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3个自贸协定，与自贸伙伴的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额的1/3左右。[2]如今，中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以周边为基础、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自由贸易区布局已经形成由近及远、由小到大的渐进式拓展格局，合作对象从单个国家向区域性组织或地区内多国合作的方向不断扩充。

一、以周边为基础优先选取合作意向强烈的贸易伙伴

经济体之间的双边自由贸易是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基本形式。一般来说，自由贸易区合作，需要三方面条件支撑：一是存在密切贸易往来的经贸合作基础，且双边贸易基本平衡；二是具有经贸政策对接空间，合作伙伴国态度较为友好；三是合作伙伴国政权比较稳定，法律比较健全。

与周边国家和区域组织的合作对于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建设具有关键意义。在中国自由贸易区伙伴关系构建初期，由于同周边国家合作的沟通成本较低，双方合作需求更突出，意愿更为强烈，因此中国最先与东盟、巴基斯坦等周边地区和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并在短期内取得了显著成效。以中国和东盟的自由贸易区建设为例，1991年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伙伴关系，当时双方的贸易额仅为79.6亿美元。2002年中国和东盟开启自由贸易区谈判进程，此时双方贸易总额已达到547.67亿美元，增长近6倍。2012年中国—东盟双边贸易额增长到4001亿美元，年均增长22%，远高于同期中国对外贸易8.5%的平均增幅。[3]2024年前三季度，中国对RCEP其他成员国进出口9.63万亿元，同比增长4.5%，其中对东盟进出口5.09万亿元，同比增长9.4%。[4]同样，在中国和巴基斯坦合作的第一阶段，巴基斯坦对华出口上升约320%，进口上升约120%。这些成果直接推动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以及中国—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区第二阶段的开启。如今，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额占中国外贸总额的60％以上；从周边国家和地区获得的投资，多年来也占中国吸引外资总额的70％以上。

尽管一些国家地理距离不占优势，但考虑到该国的贸易政策更具开放性，中国也优先强调与这些国家开展自由贸易区合作。如中国与智利、新西兰、秘鲁等国都较早开展了自由贸易区合作。智利从20世纪后期便开始采取积极的贸易政策。20世纪90年代，智利与其他国家密集开展自贸协定谈判。特别是针对国际贸易发展迅猛的亚洲，智利通过其大使馆和其促进出口的专门办公室扩大与亚洲国家的联系。为了扩大亚洲市场，增强本国竞争力，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区建设成为智利优先考虑的目标。2010年，中国和智利签署自贸协定。新西兰由于对外贸易依存度高，开放的贸易政策是其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新西兰积极追求与其重要贸易伙伴签署自贸协定，中国—新西兰自贸协定因而顺利签署。秘鲁实行的也是开放和贸易自由化政策，其目标之一即通过实施发展对外贸易的综合策略，改善商品、服务和投资进入外部市场的条件。秘鲁2003—2013年的《国家战略出口计划》指出，“制定出口战略，探索大幅增加所有非传统和高附加值产品对中国出口的可能性”。2010年，中国和秘鲁签署自贸协定。近年来，中国与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展自由贸易区合作，合作的基础仍是基于双方对自由贸易的积极态度。

二、强化自由贸易区合作伙伴国在各区域组织中的示范效应

近年来，世界主要经济体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向明显，区域经济合作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与区域组织进行合作通常会面临更复杂的协调工作，也会面临更多的质疑或反对。正因为如此，双边自由贸易合作成为中国与区域组织开展自由贸易区合作的突破口。

在中国和欧盟的合作上，一方面，欧盟出于政治或经济考虑，对于同中国合作存在一定的疑虑，中欧谈判之路较为坎坷，先前积极推进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因欧洲议会阻挠被迫中断；但另一方面，中国与欧洲国家间的自贸协定却没有间断。如中国与冰岛早在2013年就签署了自贸协定，该协定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多个领域，高水平的关税减让是其突出特点，有近96%的产品最终实现了零关税。2021年，两国货物贸易总额超过8亿美元，冰岛对华出口额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冰岛自由贸易区的高水平建设表明，中国和欧洲国家存在较强的贸易互补性，中国和欧洲完全可以基于平等的地位进行自由贸易合作。在中国与冰岛自由贸易区合作的示范作用下，中国与塞尔维亚签订了自由贸易区合作协定，中国与瑞士也提升了自由贸易区合作水平。

2019年，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正式宣布成立。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作为非盟《2063年议程》中的旗舰项目，旨在加快非洲内部贸易，提高非洲在全球市场中的贸易地位，加强非洲在全球贸易谈判中的发言权。一方面，《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定》对于非洲在贸易、投资等领域提供了规则文本，并设立了争端解决机制；另一方面，该协定强调“在非洲各地协调贸易自由化和实施贸易便利化措施”， [5]这与中国的自由贸易区发展目标在方向上高度契合。2021年，中国—毛里求斯自贸协定正式生效，这是中国同非洲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也是毛里求斯在服务贸易领域开放水平最高的自贸协定。中国—毛里求斯自贸协定有利于增强更多非洲国家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和对外开放的信心，进而有利于推动中非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进程。中国与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合作将使双方加强产业链供应链联通，在国际贸易合作中起到示范作用。

三、自由贸易区网络与“一带一路”建设双向辐射

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强顶层设计、谋划大棋局，既要谋子更要谋势，逐步构筑起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6]共建“一带一路”作为跨区域合作方式，为扩大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提供了重要的合作平台。

“一带一路”倡议有别于目前大体呈分散式、封闭式发展的自由贸易区合作，而是以“五通”为指标体系，包容众多参与方，形成促进共建国家经贸沟通的大通道，能够对自由贸易区合作，尤其是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建设提供巨大推动力。截至2024年12月，已有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围绕“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国与一些国家开展了自由贸易区合作。2014年马尔代夫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双方通过中马友谊大桥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增进合作友谊。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推动下，2014—2015年中马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66%。2014年9月，习近平主席对马尔代夫进行国事访问，双方一致同意建立面向未来的全面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中马于2017年签署自贸协定。2018年，两国贸易额逆转了2017年的下降趋势，达到近4亿美元，年增长25%。自2016年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后，孟加拉国经济增长获得更大动力。为加大合作力度，2018年，中孟开始推进自贸协定可行性研究。2024年7月，孟加拉国总理访华时进一步提出，希望以标志性项目带动自贸区合作。

“一带一路”赋能自由贸易区深化合作。扩大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的一个重要途径是自由贸易区合作逐步升级，尤其在贸易领域，负面清单制度和国民待遇规则的发展日臻完善和成熟，这对于参与国众多且经济形态相差较大的“一带一路”倡议有着重要意义。2005年中国同智利签署自贸协定，2017年签订自由贸易区升级议定书，双方在贸易、经济技术、电子商务等领域展开更加深入的合作。2018年智利加入“一带一路”倡议，两国经贸合作加速，中国和智利的贸易额增加37%，较2017年增长24.1%。中国是智利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和秘鲁自2010年签署自贸协定以来，贸易关系日益深化，2018年中国成为秘鲁的第一大贸易伙伴。2019年，秘鲁正式加入“一带一路”倡议。据秘鲁官方统计，2019年秘鲁对中国的非传统产品出口达到创纪录的6.12亿美元，在蓝莓、葡萄等水果出口的带动下，农产品销售额增长了15%。[7]在自由贸易区和“一带一路”倡议双重作用下，中秘经贸合作成果得到进一步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