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以冲突升级与美以“特殊关系”前景

【关键词】巴以冲突  美以关系  中东局势

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严重升级后，加沙地带死亡、受伤和流离失所的人数显著上升，仅死亡人数就已超过四万，其中绝大部分为加沙平民。此轮冲突升级还表现出明显的溢出效应，如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直接交火，胡塞武装在红海袭击以色列目标船只，以色列和伊朗互相进行本土袭击等。自本轮巴以冲突升级以来，以色列的行为对美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形象均造成难以忽视的冲击，美国内部同情巴勒斯坦和批评以色列的声音均达到新高，国际社会也普遍对以色列的过度军事打击行为持批评态度。迫于国内外压力，拜登政府不得不一再向内塔尼亚胡政府施加压力，美国以色列“特殊关系”遭遇挑战。对内塔尼亚胡总理和以色列来讲，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是一大福音。尽管特朗普一再表示坚定站在以色列一边，在其第一总统任期也有强力支持以色列的记录，但是美以关系由“特殊”走向“正常”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巴以冲突升级与美国对以色列政策

在巴勒斯坦问题和伊朗核问题等方面，长期以来美国严重偏袒以色列。美以“特殊关系”根深蒂固，但并非与生俱来，而是有一个形成发展的演进过程。

出于国家安全与发展需要，1948年以色列建国伊始就非常希望与美国建立密切关系，但美国政府对此反应冷淡。在事关以色列生死存亡的第一次中东战争中，杜鲁门总统拒绝向交战的任何一方运送武器。艾森豪威尔总统起初对以色列也没有特别在意，在他看来，以色列只是美国全球战略中一颗很小的棋子，不值得美国冒与苏联冲突的风险。他也非常不满意以色列1956年发起对埃及的第二次中东战争。艾森豪威尔总统甚至威胁要切断所有对以色列的官方和私人援助，并将以色列驱逐出联合国，以迫使以色列在1957年撤出在第二次中东战争中占领的埃及西奈半岛。[1]

但是随着一些阿拉伯国家在20世纪50—60年代亲近苏联，美方对以色列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1962年肯尼迪总统私下向以色列时任外交部长、后来出任总理的果尔达·梅厄表示，美国与以色列在中东有着“特殊关系”。[2]在以色列取得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的彻底胜利后，约翰逊总统意识到以色列是中东一个不可忽视的强国，可以帮助美国实现在该地区的战略目标。其后以色列很快就被华盛顿视为中东地区优先保障的盟友，美以“特殊关系”逐步形成。

认定与以色列关系“特殊”后，美国给予以色列巨大且持久的帮助。较之前任，尼克松总统向以色列提供更多的军事和经济援助。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给以色列造成巨大打击，也暴露出以色列的一些安全隐患。在此背景下，美国着力运用外交手段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和平相处，时任国务卿基辛格为此在中东开展“穿梭外交”。历经多年努力，1978年，在卡特总统主持下以色列和埃及进行戴维营和谈，次年埃以在白宫签署和平条约，为以色列解除一个关键的外部安全威胁。1981年11月，美国和以色列签署战略合作谅解备忘录。1987年1月，美国国会迈出最大的一步，将以色列指定为主要的非北约盟友。[3]

自1970年以来，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美国在安理会投票中数十次否决谴责以色列的决议。[4] 过去四十多年美国对伊朗一直施行遏制政策，美伊关系始终处于僵持甚至对抗中，其中有显而易见的以色列因素。长期以来华盛顿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表现，特别是特朗普政府悍然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承认犹太人定居点的合法性、提出以严重伤害巴勒斯坦人的方式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方案，都是美国中东政策偏向以色列的具体表现。

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发生后，美国通过多个途径对以色列表达坚定支持。冲突发生当天，拜登总统与内塔尼亚胡总理通电话，在冲突发生10天后，拜登成为在以色列处于战争时期首位访以的美国总统。本轮巴以冲突升级后美国向以色列提供大量援助。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2024年5月的研究报告显示，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拜登政府已向以色列提供了100多笔军事援助。[5]美国《新闻周刊》2024年10月7日报道，在过去一年中美国向以色列提供了价值高达179亿美元的军事援助。[6]在联合国安理会就加沙停火和巴勒斯坦问题表决时，美国数次投票迎合以色列需要。2024年11月20日，在联合国安理会就加沙停火决议草案表决时，美国在15个成员国中成为唯一投否决票和非赞成票的国家。[7]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给予以色列强有力支持的同时，出于大国竞争和国内政治等因素考虑，拜登政府也明确提醒以色列不要感情用事，强调绝大多数巴勒斯坦人不是哈马斯，要用“两国方案”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巴以冲突影响外溢给美国带来挑战

尽管哈马斯在2023年10月7日重创以色列，但其与以色列国防军的悬殊差距客观存在，在以色列作出军事回应后，处于战争下的加沙惨不忍睹。时至今日，已有四万多人死亡，其中绝大部分为包括婴幼儿和妇女在内的巴勒斯坦平民。巴以冲突影响不断外溢，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持续交火，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发起主要针对以色列船只的袭击。2024年以色列袭击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领事部门以及在德黑兰暗杀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导致伊朗在4月和10月两度用导弹和无人机报复袭击以色列本土，以色列也以攻击伊朗本土进行军事再报复，两国直接对抗的加剧给中东带来更大的安全冲击。加沙人民的苦难和人道主义危机的蔓延，以及以色列与伊朗之间潜在的战争风险，严重威胁美国的多重利益。

一是危及美国中东利益。本轮巴以冲突发生前，美国正在大力推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关于沙特与以色列即将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传闻不时出现。如果沙以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沙特凭借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会带动其他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这样，美国中东战略中的保证以色列安全这一核心诉求将得到更大程度满足，这也将使美国对伊朗政策拥有更多选项。巴以冲突持续及以色列与伊朗的冲突升级打乱了美国的计划。众多阿拉伯国家也加大对以色列抨击力度，沙特推迟了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进程，伊朗对以色列本土的大规模军事打击进一步提升了自己在中东的影响力。美国对以色列的战争支持招致中东诸国更多愤怒，巴以冲突持续升级及其外溢对美国中东利益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

二是损害美国国家形象。美国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对巴勒斯坦的强力打压，使美国的国际公信力、号召力及其国际形象严重受损。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把自己塑造为国际社会“民主”和“人权”的维护者。但是面对加沙人道主义灾难，美国仍然不断向以色列提供武器等支持，这与美国尊重和维护“人权”的宣传完全相悖。美国著名智库昆西研究所（Quincy Institute for Responsible Statecraft）早在2023年10月17日的报告中就明确指出，以色列无视国际人道法则，美国政府应对以色列在加沙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作出回应，应该明确区分支持自卫和参与战争罪行。[8]国际人权专家、日内瓦大爱基金会主席司徒博指出，在当前加沙冲突中，美国一边希望继续维持其所谓“人权卫士”和“道德模范”形象，一边不断向以色列提供武器装备，这正是美国在人权问题上搞双重标准的众多实例之一。[9]面对加沙等地的惨象，在2024年9月24日联合国大会第79届会议开幕式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推动世界减少有罪不罚、加强问责、促进公正。[10]

三是冲击美国国内政治社会生态。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多所大学爆发支持巴勒斯坦集会并导致严重冲突，这是美国社会撕裂的又一体现。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因为巴以冲突而陷入明显的内部分裂，对以色列政策的质疑和批评达到历史新高。国内反对战争、支持巴勒斯坦的呼声此起彼伏，但在某些政治势力看来，也要维护以色列和犹太人的利益。本轮巴以冲突升级进一步撕裂本就日益极化的美国政治和社会。拜登总统及其政府对巴以新一轮冲突的回应基本处于两边不讨好的状态，而且越想讨好双方，就越会被双方共同厌恶。维护言论自由和声讨“反犹主义”之间的模糊界限，对拜登总统及其领导的政府形成明显挑战。

美国内部对以色列的批评增加

巴以冲突升级以来，由于双方力量相差悬殊和以色列不断加大打击力度，加沙人道主义危机加剧。巴勒斯坦人民的遭遇引起世界人民的普遍同情，美国内部也一再出现声援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2024年2月13—15日，舆论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针对美国成年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38%的受访者认为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战争打击是可以接受的，34%的受访者认为是不可以接受的。[11]随着巴以冲突对美国利益造成的挑战日益明显，美国内部对以色列及其领导人的批评也逐渐增加。

长期以来美国主流媒体在报道巴以冲突时对以色列存在明显偏袒，虽然这一倾向在本轮巴以冲突升级后并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但是美国媒体及其报道也出现一些新变化。美国舆论偏袒以色列的倾向遇到包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在内的主流媒体抵制。[12]美国有将近1500名记者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在加沙杀害记者，并敦促西方媒体对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行进行公正报道。

本轮巴以冲突升级以来，美国大学校园支持巴勒斯坦的活动几乎没有停止过。2024年4月中旬美国大学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达到高潮。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等一些高校发生严重冲突，一部分美国年轻人和知识分子表达了对以色列的批判。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高校的部分学者在2024年3月起草了谴责以色列对加沙“学术杀戮”的公开信，很快得到多所高校学者纷纷支持，截至11月23日已有来自超过375个高等教育机构的2739位北美学者签名给予公开支持。[13]

在美以存在“特殊关系”、美国的以色列院外集团影响巨大的背景下，美国政界对以色列及其领导人的公开批评比较少见。不过本轮巴以冲突升级以来，包括行政和立法部门的美国政要对内塔尼亚胡及其政府的批评严厉而频繁。美国国会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在2024年1月29日公开呼吁美国应要求以色列做正确的事情，明确告诉以色列，除非以色列改变路线，否则将失去美国的支持。3月14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公开呼吁内塔尼亚胡下台。3月25日，拜登政府不顾以色列强烈反对，在安理会关于加沙停火的决议草案表决时没有投反对票。5月12日，美联社报道“布林肯对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争行为提出了美国最强烈的公开批评”，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当前美国政府对以色列的态度。[14]拜登政府甚至以推迟向以色列运送武器的方式来向内塔尼亚胡政府施压。9月2日，美国总统拜登批评以色列在达成被扣押人员获释协议方面做得不够。

美国对以色列政策展望

显而易见，尽管美以“特殊关系”仍然存在，但是拜登政府在对待以色列态度上，特别是2023年10月7日又一轮巴以冲突升级以来的对以色列态度上，屡屡让内塔尼亚胡总理及其右翼支持者深感失望甚至愤怒，这也是以色列人普遍期待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的根本原因。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后对一些岗位的提名，似乎预示其对以色列的支持将会强过拜登政府。特朗普提名的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国防部长皮特·海格塞斯和驻以色列大使迈克·赫卡比等人，都有非常明显的亲以色列立场或倾向。[15]

从国家政策层面来看，即使是在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也是主流，美以“特殊关系”仍然是两国关系的核心定位。美国在安理会多次否决对以色列不利的决议，特别是美国针对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成员国投下否决票。拜登政府和国会联手，向以色列提供巨额军事援助。美国多所大学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遭到政界猛烈批评，还被贴上“反犹太主义”标签并遭受打击，美国国会众议院甚至通过扩大“反犹主义”界定范围的法案。[16]尽管以色列违背美国意愿贸然袭击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领事部，美国仍旧直接帮助以色列挫败伊朗的无人机和报复性导弹袭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