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身体与性别：论虹影小说中的女性生命美学

摘要：历史记忆、底层视角和女性经验，构成了虹影艺术创作延绵不断的精神河流。通过对历史的重新开掘，虹影试图在真实和虚构的交织中完成“她历史”的建构，为女性历史的文学想象提供新的可能。虹影小说重视女性身体欲望的流动，在大胆的情爱描写中还原了女性生命的真实状态，显示了对女性自然人性的肯定与尊重。虹影的性别书写，既保留了女性文学的特质，又超越了狭隘的二元对立模式，自觉表现出一种超性别写作倾向。借助对历史、身体和性别的考察，虹影小说旨在表现对边缘人尤其是女性生命存在的终极人文关怀，对女性生命价值的揭示和追问，使虹影小说具有深沉的生命美学意蕴。

关键词：虹影；历史书写；女性身体；性别意识；生命美学

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性的盛行和社会经济发展，人们进入技术物化时代，社会结构的改变，逐渐使人丧失审美追求，更忽视对人的生命价值、生命意义的叩问。文学、美学不再关心人生的不幸，而是醉心于空洞的语词生产，“不但对人世间的杀戮、疯狂、残暴、血腥、欺骗、冷漠、眼泪、叹息和有命无运‘无所住心’，不但对生命的有限以及由于生命的有限所带来的人生不幸和人生之幸‘无所住心’，而且真心实意地劝慰人们在对象世界的泥淖中甘心情愿地承受种种虚妄，把自己变成对象世界的工具，并悲壮地埋入对象世界的坟墓。”[1]理性、技术对人的身体和精神造成了双重压迫，漠视生命的诗意存在已成为时代症结，但总有一些作家能逆流而上，捕捉时代精神之外的崇高追求。虹影的小说创作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从《女子有行》《饥饿的女儿》《英国情人》再到后来的《阿难》 《孔雀的叫喊》和“重写海上花”三部曲，都蕴含着生命体验的复现与重建，体现着生命自由的实践与完成。本文拟从虹影小说中的历史、身体（欲望）和性别主题来阐释其文学空间中的生命美学，发掘其女性生命探索的当代价值。

一、独特的历史书写：苦难反思与生命本位的交融

一直以来，历史主体都是男性，女性在历史中闪现的倩影屈指可数，随着妇女运动、“新历史主义”思潮的兴起，人们开始对“历史”的客观性产生怀疑，“正是由于她们‘由文化所决定的，在心理上已经内在化的边缘地位’使她们的‘历史经验完全不同于男人们’，把妇女写进‘历史’，也许更多地意味着传统的关于‘历史’的定义本身需要有所改变”[2] 。这种思考使女性主义者们注意到重现女性历史经验的必要性，妇女的性和生育都应该被当成权利及冲突的场所载入历史。朱迪思·劳德·牛顿认为：以往把阶级放在显著位置（以及许多文化唯物论）的著作中，“无疑都带有很浓重的男性中心主义的痕迹”，它们倾向于“从男性相互间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的角度出发去定义‘阶级’，从男性的价值和利益的角度出发去定义‘阶级意识’，并把阶级身份的发展同某些事件联系在一起。当然，在这些事件中，男人担任了主要角色，而妇女的参与尚未得到充分的体现”[3]。在这种注重经济利益的理性量化历史中，女性在家庭、生育中的巨大付出消失了。如此看来，历史中妇女的缺席不是一个“客观事件”，而应该是一个“主观描述”，虹影在她小说创作中明显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在谈到历史的真实与小说的虚构时她指出：历史是一种集中书写民族共同记忆的宏观叙述，“相比之下，小说关心细节，关心人的感情命运”，可能更接近具体个人的“微观表达”[4]。阅读虹影的小说，“历史”可能是最不能被忽视的一个关键词。她的大多数作品都致力于宏观“大历史”（history）巨浪下底层小人物“小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她历史”（herstory）——的建构，对历史的重视使虹影的小说区别于退居个人领域、重内心体验描摹的“私人写作”（如林白、陈染等人），也区别于表现时代物质性的“身体写作”（如卫慧、棉棉、木子美等人），独显出女性作家对宏观历史、国家命运的关注与反思，在对历史的“改写”中，虹影完成了民族历史与女性历史的交互融合。

《饥饿的女儿》可以被看作虹影历史写作的一个范本，在小说中虹影不仅通过女性视角展现了时代之灾给民族带来的个人之难，而且重写了以男性为本位、女性缺席的女性历史。《饥饿的女儿》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小说以女主人公六六的成长视角，生动详尽地展现了我国20世纪60年代重庆南岸城市贫民的生存状态，集中刻画了大时代背景下山城女儿为求生存历经的生命挣扎。在小说中，虹影用尖酸、冷静、锐利的语调，展现了20世纪60年代我国重大历史变化和历史旋涡中女性生命的沉沦及超越。小说的女性形象尤其是母亲形象，几乎集合了虹影对中国女性生命的全部理解：大胆、坚韧、勤劳、吃苦、善良、饱含情欲与生命力。但是这样一个饱含生命、大胆热情的女性，遭受的却是袍哥的始乱终弃、水手父亲盛怒之下的毒打，女性始终被男性威权的阴影所覆盖，无法获得生命的自由。

除了母亲以外，小说中其他女性也是在历史中沉浮的“二等公民”：女性不仅遭受男性、婚恋制度的欺压，还要经受历史的摧残，女性命运时常由于历史原因、社会伦理而陷于悲剧。邻居张妈据说是一个妓女，新中国成立后嫁给了一个工人，因为妓女经历长年被丈夫家暴；四姐和德华相恋多年，一起参加知青下乡，当时的政策是只要在农村安家就很难回城，于是俩人互相约定回城后再结婚，但回城后，德华却想通过和厂里支部书记女儿谈恋爱得到一个城市户口，四姐在自杀后才让德华下定决心和她结婚，然而德华已经不再爱她；大姐1964年就响应号召下乡，是最早一批插队知青，因此也最不能回到城市，她性情泼辣，生性浪漫，离婚三次，在社会和情感上被撞得头破血流。张妈、四姐和大姐的人生悲剧一半是由人性幽微、婚恋束缚造成的，另一半则是由历史浪潮、社会变化造成的。在那样的社会背景下，能够自主决定人生命运的女性少之又少，更何况身处底层的普通贫民，女性不仅要与传统男尊女卑的意识形态周旋，还要在大历史震荡之中寻找出路，女性生存境遇之艰难可想而知。然而，这样的女性却常常被历史忽视，她们暗淡的闪光始终无法出现在历史灿烂的光幕之中。虹影用饱含同情的笔触揭示了历史背景之下女性的苦难记忆、生命追求，在对边缘人、底层人“个体历史”的重塑中，展现了战争、灾难给民族和人民带来的心灵创伤，在壮阔的历史图景中为女性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虹影的历史书写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以《饥饿的女儿》《好儿女花》为代表的 “自传体”小说，以切身经验来回望历史、反思历史；另一种是以《上海之死》《孔雀的叫喊》为代表的“虚构自传体”小说，创造女性角色，在文学想象中参与历史、改变历史。《上海之死》讲述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女演员（实际身份为美国远东地区情报系统的女特务）于堇从香港回到上海，在短短12天时间里，利用自己的才智与汪伪、日军等多方势力周旋，成功取得日本海军偷袭美国珍珠港重要情报的故事。在“个人小爱”与“民族大义”面前，于堇选择了后者。身为一个中国人，她不愿再看到中国独自对战日本，让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在左右两难中她“背叛”了养父，断然舍弃了“个人小爱”，故意给了美国情报局错误的偷袭地点，最后为了掩护养父休伯特等人选择了自杀。《上海之死》十分明显地传达了虹影对于女性参与历史、改变历史的迫切愿望（甚至可以说是政治野心）。在这个故事中，女性不再是囿于家庭婚姻、耽于儿女私情的“小女人”，而是具有主体性、敢于牺牲、善于决断的行动者，这无疑是作者介入历史、构想历史的另一种努力。

《孔雀的叫喊》则在轮回转世的外壳中描写了正在发生的中国历史——三峡工程的建设，女主人公柳璀（取自元曲“渡柳翠”故事）是一位研究生物遗传的女教授，因为过分沉迷科学研究，柳璀和负责三峡工程建设的丈夫李路生的婚姻早就有名无实，母亲知道三峡工程将要淹没一百多个市镇后，嘱咐柳璀回良县看望曾被批斗的革命老友——陈阿姨，在陈阿姨的讲述中，柳璀才知晓原来父亲曾经因为在政治运动中与陈叔叔意见不合，错杀了妓女红莲和禅师玉通，柳璀和陈阿姨的孩子月明就是红莲和玉通的转世。最后柳璀和月明因卷入群众抗议而被良县拘留所逮捕，只留下远方轰鸣的机器声诉说着历史的悲鸣。

小说着重表现了以陈阿姨等边缘人为代表的女性视角“民间历史”与以柳专员等人为代表的男性视角“官方历史”之间的差异。关于陈阿姨的“民间历史”是“草民的历史”，“在现实的层面上，这个草民的历史正在被淹没”[5]，而草民真正的历史一直在被涂改，直至消失。这样为不能发声、为被淹没的底层女性书写历史成了虹影小说的创作目标，事实上虹影从《饥饿的女儿》以来一直在“探究个人的历史，怎么样处于中国的历史之中”，而“孔雀的叫喊实际是一个记忆的叫喊，关于中国的历史、人民的历史的一个记忆的叫喊”[6]。这种叫喊是对男性历史视角的反拨，是对无名宏大叙事的改写，孔雀和女性都是美丽之物，却要遭受男性历史和宏大叙事的双重掩埋，孔雀焉能不叫喊？值得注意的是，在处理历史中的“民间”视角时，虹影并没有采取“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一样以居高临下的视角对男性进行彻底批判，在揭露男性历史的局限时也报以适当的同情与理解。正因出身于下层，她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在真正历史大变动的时候“人民是很糊涂的”，他们只看得到眼前利益，但是“人民又是智慧的”（历史长河中世世代代的“人民”）[7]，他们明白历史会对现实产生影响，而此时正在发生的历史应当交由后代子孙评价，现在发生的一切也将在未来成为后人或赞美或叹惋的历史，这也使得虹影的女性历史思考更为冷静、辩证，摆脱了走向虚无主义的历史观。

可以看到，虹影在这类故事的构思中致力于女性参与历史的努力，在想象中，女性和男性一样构成了历史进程，像于堇一样的女性传奇人物不仅推动了历史，而且还掌握了历史发展的关键节点，这在男性中心主义的历史书写中具有突破意义，而以陈阿姨、柳璀等人的“民间视角”展现历史的尝试，则体现了虹影对底层人民真实生命的关注和尊重。这种从民间角度思考问题，反思宏大历史变革的写作态度，体现了虹影对个体生命的重视，显示出在历史发展中以生命为本位的人道追求。

二、解蔽的身体体验：自然欲望与本真生命的奔涌

一部女性史就是一部女性身体受难史。从古至今，女性身体一直处于社会道德、文化制度的控制中心。在西方，女性的地位始终饱受贬抑，瓦西列夫在分析妇女遭受损害、贬低时把这称作“笼罩在永世的夏娃身上的诅咒”。他通过人类学、社会学、哲学、文学等视角，考察了妇女社会地位的历史变化，发现在氏族社会时期女性备受尊敬，原始社会的瓦解产生了阶级制度，男人成为财产的私有者，女性沦为男性永远的附属品。瓦西列夫指出古希腊哲学曾发展出一套“反女权”的价值论：柏拉图认为男子在各方面都超过妇女；亚里士多德认为妇女思维能力不发达，应该把妇女归入“儿童、未成年人一类”，这样的价值观加剧了女性社会地位低下的糟糕处境。不仅如此，宗教道德也对女性进行“咒骂”，“基督教把妻子的奴隶地位、受压迫，以及她依附于上帝规定的丈夫的合法权利，看成是合乎教规的神圣的东西。”[8]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使妇女受辱的境况有所缓和，但是女性仍然从属于家中的男子。

社会地位的低下，直接导致了女性身体的不自由，苏珊·布朗米勒注意到男性审美文化对女性及其身体的规训，她分析了男女之间的生理差异，认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女性气质”（femininity）与其说是一种生物本性，不如说是一种文化枷锁，例如我们所知道的西方的胸衣、束腹，我国古代的缠脚，缅甸女性脖子上戴的项圈等，这些为满足男性性欲的、残忍的方式，限制了女性身体自由发展，削弱了女性的生命力，让她们不能跟男性平等竞争，成为需要保护的、柔弱的一方，“女性的铠甲从来不是金属或肌肉做的，荒唐的是，她们的铠甲是对身体弱点的夸张，这样就使得男性不会受到威胁。因为她们被迫注意身体上的小节，女性们不会从自我意识中摆脱出来。” [9]女性通过痛苦的方式“改进”自己的身体，体现的却是男性的欲望，女性自己的欲望作为黑暗的附属品，隐藏在男性欲望之下，在文学中则表现为男性作家对女性身体的窥探和歪曲，男性作家在观察“作为他者”的女性时，始终暗含着“凝视”的目光，男性作家表现的女性不是真实、本真的女性，而是映射了自己欲望的“伪主体”，因此女性作家表现女性身体欲望、生命体验就成了女性破除菲勒斯中心写作、确立自身主体性、追求本真生命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