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梁庄》：一场乡土身份召唤下的必然返归

摘要：在《中国在梁庄》中，隐含作者并不能被单纯指认为一个无法融入乡土且带有明确改造目的的“外来者”。隐含作者努力以“内视角”切入乡村所经历的“现代性之殇”，在“启蒙焦虑”中不断进行自我审视，其返乡冲动，来自与同样远离乡土、经受身份焦虑的乡村人的深刻共情。在回忆——重构乡村共同体的过程中，隐含作者一方面在“回忆叙事”中保持对“外界势力”的警惕，拒斥自我身份的外来者化；另一方面借由自身的“外部经验”，参与到重建乡村共同体的“梦想叙事”中，改造乡土中留存的荒诞而压抑的一面，帮助自我寻获身份和心灵归属。

关键词：《中国在梁庄》；隐含作者；外来者；返乡者；身份归属

《中国在梁庄》作为非虚构文学的扛鼎之作，多被纳入乡土文学的发展脉络进行研究，这些研究多通过专注于文本中“梁庄”这一乡土场域来探析转型时期中国广大乡村所经受的“现代性之殇”。而对于创作主体的研究，则受制于梁鸿本人非虚构创作中的“介入”及“在场”姿态，因而多从梁鸿的农裔知识分子的身份、成长经历以及整个乡土文学、农村文学的历史发展脉络入手，来论证梁鸿之于梁庄的“外来者”①身份的必然，并将之视为隐含作者在文本中展现的身份焦虑和怀疑主义立场的根源。更有论者断言：“作者与第一人称之间的身份完全重合，消解了传统小说叙述中的‘隐含作者’身份。”[1]这样的论断虽然基于非虚构文本对可靠叙事的要求，却容易陷入对隐含作者的误读和漏读。例如，在《〈中国在梁庄〉：“外来者”视域下的乡村想象》一文中，论者将作者克服先验意识形态的努力视为一厢情愿，强硬地叠加作者“城市人”“知识分子”“启蒙者”等异于梁庄本土的身份，认为梁鸿笔下的“梁庄”不过是经作者主体强势预设并剪裁而成的“乡村想象”[2]。这一论断虽然揭示了隐含作者在文本中难以逃脱的身份困局，但忽视了其身份焦虑的另一层来源，即源自故土离散的精神痛感，以及重建自我身份归属的渴盼。因此，基于目前的研究成果，本文将从被较多论及的“外来者”身份入手，重新辨析隐含作者返归“乡土故园”的心灵演变过程，探究隐含作者“身份焦虑”的不同表征和深层来源。

一、拒绝被“外来者”化的返乡者

梁鸿返乡的根本动机来自其乡土经验、乡土回忆所带来的深刻共情，即隐含作者与远离故土者共有的身份焦虑，以及因故乡衰落而造成的精神痛感。隐含作者并不能被单纯指认为一个无法融入乡土且带有明确改造目的的“外来者”，其不可磨灭的“乡土身份”，即隐含作者带有的乡村共同体记忆和乡土经验，赋予了隐含作者重构乡村共同体的动机以及重获身份认同的渴盼。当研究视点由狭隘的“外来者”身份，扩展到乡土文学脉络中“怀乡情调”这一视角，就会发现，这位返乡者实际在努力以“内视角”②切入乡村所经历的“现代性之殇”，时刻保持着对“外界势力”的警惕，同时拒斥自我身份的外来者化。

（一）隐含作者的归乡冲动：身份焦虑的同等投射

梁鸿本人曾被指认为一个进入乡村的“外来者”。诸如她“离去—归来—再离去”的返乡路径，以及隐含作者表现出对乡土不自觉的疏离态度，都被归纳为梁鸿不能摆脱的“外来者”身份的例证。有论者说：“梁鸿的归乡冲动，更多源自对城市文明的厌弃，欲回应自己现代知识分子的强烈干预意识和民间情怀。”[3]诚然，隐含作者所带有的外来经验，诸如其价值立场、认知方式等，都是“外来者”身份的表征。但被忽略的是，隐含作者并未以“进化论的时间指向”[4]来表现自我与乡土的对立，亦没有自诩为带有优越现代经验的启蒙者或救赎者，也未曾如纯粹的“外来者故事”③一般，表现“一种异质性的文明冲突”[5]。隐含作者的归乡冲动，是出于对“乡村异质化”倾向的反对，对当代话语中乡村处境产生的怀疑④，尤其是对具有共同乡土经验的农村人的共情。正因如此，隐含作者才将自己的身份焦虑，同等投射到在城与乡之间漂泊辗转的农村人身上。

当隐含作者真正进入梁庄，发现承载自身乡土记忆的景象面目全非，自身的乡土记忆失去了负载物：从原先的“收粮种地，安土重迁”，到后来的“改革开放，进城赚钱”，农村劳动力主动或被动地挤压进城市，农民与土地的关系疏远，广大农村人从“农民”变为“流民”。正如作者为哥哥毅志开辟的几页日记独白，原汁原味地表达了一个离乡打工者的感受：“在这个城市里，我简直像一个蚂蚁，没有人关注，被随意践踏、蔑视。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没有人知道你还有亲人，还是一个有着爱情、思念，有着悲欢离合的人！……明明有亲人，有朋友，有爱人，明明只有一天一夜的路程，却感觉是千里之遥，不仅仅是距离的遥远。”[6]一个离乡打工者在城市中经受着全景式监控下被规训、被驱逐的生活，一种被冠以非法身份的“异己”的生活。隐含作者通过毅志的日记，切入一个乡村文艺青年的内心，让他倾吐身在城市中的疲惫与虚无，面对岁月流逝的伤怀、凄凉；使之重述自己旅途在外时颠沛流离的无根之感，乃至被他人蔑视、践踏、殴打的屈辱经历。在这里，毅志的身份意识，呼应隐含作者一直经受的身份焦虑。

因此，面对乡村生态损毁的现状，处在身份焦虑中的隐含作者便迅速进入对现代化进程的反思之中。当看到记忆中屋舍连绵、户户相通的乡村，被横亘在乡村原野上的高速公路分割的景象时，作者慨叹，这条不容涉足的高速公路“与村庄的人们没有任何关系，反而强化了他们在这现代化社会中的‘他者’身份”[7]。这里的“强化”意味着乡村本就是现代化社会中的他者，村庄始终被占用、利用、攫取，人们把乡村视为现代化的改造对象，却忽略了它被围困、掏空和遗忘的本质。村庄被切割，人际关系受到阻隔，乡民生命在愚昧和不守规矩中获得“血的教训”而被囿于规范之地……这些是隐含作者所挖掘的“现代性之殇”。隐含作者将回忆中自然健康的乡村视作世外桃源，将当下的现实视作灾难，因而作者眼中的故乡断裂为两个不同的存在：一个是记忆中未经工业经济沾染的、家族血缘式的、有着牢固邻里关系的乡村；另一个是现在被开发中的、在工业污染下濒临死亡的、空心化的、陌生的村庄。在隐含作者这里，前者的逐渐消亡意味着梁庄的儿女——无论是浸润于城市文明的梁鸿们，还是辗转于城乡的候鸟式农民，抑或是在留守中长大的“新生代农民工”——陷入无可挽回的身份困局中。

（二）怀恋乡村共同体，拒斥“外界势力”

“‘共同体’是‘身份认同’的凤凰涅槃，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瓦解之后人们才需要创造出一种身份认同，以此彰显自己对共同体的深厚感情，或者共同体的特殊意义。”[8]隐含作者对乡村共同体的怀恋，一方面源自对外部力量撕裂乡土的沉痛反思，另一方面源自隐含作者对记忆中乡土所提供的身份认同的怀恋。隐含作者在重构乡村共同体的过程中，将侵入性的开发者或现代文明视为乡村“外界势力”，对之持警惕乃至拒斥的态度。

还未进入梁庄这一实体场域时，隐含作者便已在理念层面上，通过记忆构建了理想的乡土形象——维系童年、亲情、生命源头的乡土“乌托邦”。在隐含作者看来，不同于城市中自然景色的稀缺，乡村中未被损毁的大地、平原、河流、月色等壮丽的风景，“能给人带来如此庄严的思考”[9]，它们是构成乡村生命力的基础。那么，只是因为一种“怀旧”和“乡愁”的保守思维导致作者如此抗拒现代化的到来吗？并不是。面临故乡被损毁的景象，隐含作者的精神痛感和生态关怀的本质来源，是其生命关怀意识，在文本中表现为对乡村实体生命和精神生命濒临“死亡”的恐惧。面对空心化的乡村，隐含作者以一种悲观的论调断言道：“就内部结构而言，村庄不再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或者，它的生命，如果它曾经有过的话，已经到了老年，正在逐渐失去生命力与活力。”[10]候鸟式生活的打工夫妻、留守在空洞房子里的老人孩子、被荒草废墟统治着的房屋……家庭的离散、村落的破败，都昭示着留存于隐含作者心中保存着传统乡土格局的乡村共同体已然崩塌。

正因持有对记忆中的乡村共同体的怀恋，面对梁庄的种种变化，隐含作者的眼睛总是流转于那些“死亡”场景：传统乡土生存方式的消亡，以血缘宗族为核心的村落文化的凋零，工业经济盲目推进下自然生态的逐步损毁……在隐含作者那里，现代化的行进不是进步的表征，而是象征着无可挽回的沦落。此种“问题意识”和“苦难焦虑症”也是作者本人受到诸多批评的地方，批评者认为梁鸿把农村视为一个病灶场，用一种审视的问题之眼形塑了千疮百孔的乡村。诚然，隐含作者的“苦难焦虑症”，一部分来源于其知识分子的强烈干预意识，但是必须订正一点，隐含作者真正警惕和批判的对象，并非乡村本体，并非那个呈现了诸多病与痛的乡村“病灶场”，而是滋生种种病与痛的“外界势力”。这层外界势力不仅包含那些没有把“乡村的生态破坏、内在机体的被损伤”[11]纳入考虑范围的建设者、决策者和那些势头正猛的利益至上的开发者，也包括从城市归来探索乡村的作者自己。当一种近乎自杀式的发展方式在乡村大行其道，而村民们对之默然时，一向强调要警惕知识分子启蒙审视意图的隐含作者，便转而以一种充满感伤和绝望的眼光来看待和总结这些变化。“当以一种‘内视角’进入乡村，才会发现在当代改革过程中，对传统文明与传统生活的否定性思维被无限地扩大化和政治化，普通民众和知识分子对乡村的想象也大多与这一思维同质。”[12]这样一种对乡村内在机理的关注，表现了隐含作者对自我“外来者”化的拒绝。倘若从这里回看隐含作者以乡土记忆对抗现状的努力，就可以发现，那并不是隐含作者因自我记忆遭到破坏而表露出的私人愤怒，它更多表达着对不负责任的外界势力的批判，以及对民族共同体未来的担忧。

二、陷入自我怀疑：过度的自我审视和“启蒙焦虑”

对自我身份的过度关注，以及问题意识与非启蒙立场相抵牾所造成的“启蒙焦虑”，使得隐含作者频繁陷入自我审视和自我怀疑，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隐含作者与梁庄人的隔阂，也导致了隐含作者话语的感伤泛滥以及表达立场的暧昧不明。

由于对自我身份的过度关注，隐含作者急于通过审视自我来证明自己努力融入的状态。与此同时，隐含作者也对同乡人的否定性话语或神态过度敏感，“我也不知道该如何重新回到话题之中，几乎处于失语状态，对于她们，对于我本人来说，我已经是乡村外部的人。自己的思维和他们的思绪总是处于错位之中。”[13]有论者认为，隐含作者在强烈的使命冲动下，有意无意地将梁庄放置于被审视的位置上，从而造成与梁庄人的隔阂。但笔者认为，隐含作者对自我身份的过度关注、过度审视，才是造成彼此隔阂的更确切的原因。作者曾回忆儿时的一段经历：“当我走进县城，在纵横交错的马路上寻找大姐单位时，我开始惊慌，害怕，我也不敢问路，那些悠闲的行人身上有一种陌生的东西使我不敢走上前去。”[14]隐含作者时刻关注到“阶层与距离”带给人的隔膜感。从由乡进城的陌生与慌乱（童年时）到由城进乡的忐忑与迷失（成年时），表现出隐含作者自我防卫、自我审视的一面。当隐含作者下意识喝止儿子去脏污的坑塘玩时，其第一反应是诘问自我何以“无法摒弃自己的优越感和城乡生活的差异而带来的某种嫌弃感” [15]。并且，隐含作者通过表现村民芝婶脸上“明了的笑容”[16]，来凸显自己心思被揭秘的窘迫。这种细微情绪的捕捉和内化反馈，正是隐含作者审视自我身份的表征。这也使得隐含作者频繁诘问自我，时时陷入自我怀疑之中。

除了对自我身份的过度关注，隐含作者陷入自我怀疑的另一层缘由，就是其问题意识与非启蒙立场相抵牾所造成的“启蒙焦虑”。鲁迅在《呐喊 ·自序》的“铁屋子寓言”中奠定了“外来者故事”的基本结构原型，这一原型的叙事核心是“外来者”的启蒙立场[17]。虽然《中国在梁庄》的叙事不乏对鲁迅话语资源（如“救救孩子”“成年闰土”）的借用和重构，但隐含作者并未意图延续这一结构原型的核心，而是明确提出，不愿“陷入鲁迅的《故乡》的启蒙模式里面”[18]，不希望因为自己的身份立场与被叙述者之间产生隔阂。

但是，隐含作者“试图准确把握他们的疼痛和黑暗的点位在哪里”[19]这一明确目的，却不可避免地带有介入、审视和改造的欲望。一方面，隐含作者怀疑自己的启蒙资格。隐含作者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一个离开乡村、生活稳定且相对优越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因此面对生活在种种苦痛中难以脱身的村里人时，其会羞耻于一种局外人似的评说姿态。另一方面，隐含作者试图做一个能够改变现状的拯救者，让自己经验中的人文关怀、平等博爱等思想资源为村民所理解运用，却发现自己的话语不被接纳和理解。隐含作者试图通过更多的自审、自我否定来换取平等的心灵沟通，但这种做法不仅没有化解心灵的隔阂，反倒使隐含作者的话语走向了暧昧不明、感伤泛滥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