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子：末日诗学情境的意义

上：根子的末日诗学情境：精神的宣泄以及悲剧心理学意义。

宋海泉先生对于根子和芒克曾经这样比较评判：“根子对未来的回答是‘不’，猴子（芒克）对现世的回答则是‘是’。这是俩人明显的区别。但从本质上讲，他们是从相反的方向肯定人对生活的不同选择，肯定人的自由的权利。”[1]从诗篇的情感倾向和精神倾向的角度来看，这个评判不仅简单明了，也确实本质性地道出了两位诗人对于诗学不同角度的认知和写作态度。

他们两个都写过白洋淀，但是表达的诗的情状却是两个精神世界。根子（岳重）《白洋淀》的开篇：“我伤得不轻，桅杆被雷砍断，我像帆一样瘫倒在炽亮的阳光的沙岸。我从汹涌的海上来，却干枯得发脆，我全部的水分——脑浆，胆汁，胃液，一律充当了血，留在海上，流得一点儿也不剩了……我当初跌倒时，心脏从胸上的伤口里被摔出……”“内脏”是隐喻，人没有了内脏，这是死亡的节奏。即使到了诗的结尾，“海浪不倦地牵动我的手臂，我永远地合上了伤口一样的眼睛，伤口却像眼睛一样大睁着，疼痛。”也让人们感到那种无可奈何的痛苦。芒克在白洋淀时期写过一首《致渔家兄弟》：“你们好！渔家兄弟，一别已经到了冬天，但和你们一起度过的那个波涛的夜晚，却使我时常想起。记得河湾里灯火聚集，记得渔船上话语亲密，记得你们款待我的老酒，还记得你们讲起的风暴和遭遇。当然，我还深深地记着，就在黎明到来的时候，你们升起布帆，并对我唱起一支忧伤的歌曲。”写的是忧伤的亲情和乡情，却把白洋淀人美的心灵诗意地表达出来。

芒克的诗意是客体和主体的融合表达，白洋淀水乡的美和淳朴的情，让芒克对生活有了坚定的信心。即使《天空》这样的搏斗的诗篇，诗人对于天空“将我远载”充满信心，即使搏斗得鲜血淋漓，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他也相信天空是一块自己的盾牌。那种牺牲精神、献祭精神终要换来自由和美的信心，坚定不移。他把美和未来视为在自己的追寻和搏斗中不可战胜的力量。而根子则是纯粹主观精神的表达，诗中的意象充满了极致的象征意义，尤其是诗中抒发的末日情绪，在当时可谓极度的精神表达。

虽然，根子和芒克表达的诗学情状差异极大，但仍然可以采用解读芒克诗学的思维解读根子。根子与芒克一样，也建构了自己的诗学情境，但他与芒克诗学情境的抗争和搏斗的内涵有所不同，根子构建的是以精神宣泄为内涵的末日诗学情境。

“末日”是来自根子的一首诗《三月与末日》中直接的诗性判断：“三月是末日。”根子虽然当年写了诸多诗篇，完整保存下来的是《三月与末日》《致生活》《白洋淀》。这三首诗，后来分别发表在《开拓》1988年第3期，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中国知青诗抄》，《新创作》1985年第2期。再后来，被集中收集进2014年刊印的《白洋淀诗歌群落研究资料》。在作品的流传中，《三月与末日》无疑影响最大，应该是他最能表达诗学本质精神的一首。“今天，三月，第二十个春天放肆的口哨，刚忽东忽西地响起。”这应该是一首献给他二十岁生日的诗篇。所以，诗中的意象就在“三月”“十九个春天”和“末日”中联结和运行，而三月、十九个春天、末日都有了象征意义和隐喻的诗学内涵。三月是春天，二十岁的青春也是人生的春天，根子为什么会与“末日”联系起来呢？除了象征和隐喻，就是他精神的宣泄。

末日诗学情境的宣泄，这应该是对于根子诗学主观心理和客观效果的综合性评判。那么，根子宣泄的是什么呢？当年曾经积极进行精神探索的徐浩渊女士这样认为：“《三月与末日》最震撼，《白洋淀》最唯美。然而每一首诗，都宣泄着少年的愤怒、绝望和成长的痛苦，以及对美的渴求。”[2]

从徐女士的评判可知，根子和芒克一样，诗学情境的构建是纯粹的灵魂深处的表达，这样的表达同样是自我和社会融合的精神力量的本质性表达。虽然是宣泄，但不是简单的情绪宣泄，而是灵魂深处的精神宣泄。精神的宣泄和情绪的宣泄如果从诗学的层面考察，二者之间就有了本质的区别，因为情绪的宣泄并不形成深邃的诗学思想，而精神的宣泄不仅表现了诗学思想形成的过程，也表达了诗学思想的内涵。

对于“精神”这个概念，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最早也最整体性解析了它的含义。他在对于全生物植物、动物和人类的研究中，提出了他的精神认知体系：心理意义的精神和思想、灵魂意义的精神。心理意义的精神是全生物所具有，而思想和灵魂意义的精神则是人类所独有。后来，现代主义精神分析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在心理学意义的路径上越走越远，把这种全生物的精神集中于人的本性即无意识精神进行深度研究，创设了对于现代主义文学和艺术影响至大的精神分析心理学体系。而对于根子的末日诗学情境的认识，关于精神宣泄，笔者认为它既包含了心理学意义上的精神，又包含了思想意义上的精神。

为了深入认识根子诗学情境的精神宣泄，有必要把这样的诗学情状放在根子诗学成长的土壤中来考察。由此而发现，根子精神的宣泄，在白洋淀觉醒者的知青诗群中有一种精神的共鸣性，表现出了根子精神宣泄的深刻性。在白洋淀当年知青的诗抄中，存有大量的精神宣泄的诗行：“黎明死了，在血泊中留下了早霞。”“在这里，在有着繁殖和生息的地方，我便被抛弃了。”“那一夜，我丧失了一切地活着……”“你沉睡着，像爬不出光明的早晨。”“就这样，在沉默过后，在黎明的时刻，请你宽宏地相信，我的理想已在寄托中失落。”“我和性格，一起被逮进监狱。”“从她苍白的表情中，已经看不到一点儿希望了。也许上帝疲倦了吧。”“痛苦，我抱着头倒下，太阳再也看不到我了。”“这使人们相信死亡的太阳。”“在你的天空下，我曾大声地乞求，把我带走吧！可是，你却使我失望。”“好像，这寂寞得接近死亡，而乌鸦正在那合唱。”“别了，七三年！你忽然好像离我很远很远，而在这里，遍地都是冬天。”“好像，寂寞的思想接近了死亡。而我，对着这赤诚的土地怃想。”“那阳光下忧郁的人们……这使人们相信死亡的太阳！”“船在水里转动着，晃动着，他们在这没有动力，没有方向，没有时间的船上，无容地对饮苦酒。”“他站在风雪里，像尊雪的纪念碑。遥远的天际，一片火车的灰烟在空中散去。他站着，他身上盖满了晶莹的雪花。他的心在这白色的、纯洁的、宁静的世界里瓦解了，崩溃了。”“熬过了二十年的产痛。”[3]这些当年手抄本上的原汁原味的诗句，与根子构建的末日诗学情境的意义具有相似性乃至相同性，如果按照徐浩渊女士评判根子说的“宣泄着少年的愤怒、绝望和成长的痛苦，以及对美的渴求”来考察这些原汁原味的诗行，应该说也是非常贴切的。这不仅表现出根子精神宣泄的厚度，同时也表现出另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白洋淀诗群”的定义和白洋淀诗学的一个基本内涵。

白洋淀知青诗人和诗作者作为一个诗学的群体，通过广泛的抄录可以看出，白洋淀诗群这个定义，不论是从外延性上还是从内涵性上，都符合逻辑定义的要求。从诗学的意义上来看，从诗学情境的构建和演绎上说，既有群体性一致的诗学倾向性，又有“三剑客”诗学高点的标志性，一致的诗学倾向性和诗学的高点标志性二者的融合，可以说形成了白洋淀诗学。只是对此的研究还没有到位，还缺少一定的诗学深度，白洋淀诗学还没有进入显学的境界。但从读者和学者的认可度以及不断深化认识的趋势来看，白洋淀诗学在中国新诗的进程中会不断提升自己的价值和地位，有可能成为热门的诗学研究领域。

根子和白洋淀诗群的精神宣泄来源于他们心灵的痛苦，而心灵的痛苦则来源于他们精神的觉醒，觉醒者时时在遭受精神痛苦的折磨。精神的苦难和折磨，产生最大的心理状态就是压抑，精神的压抑。

鲁迅先生倾注大量心血“拿来”的《苦闷的象征》，其作者厨川白村说：“有如铁和石相击的地方就迸出火花，奔腾给磐石挡住了的地方那飞沫就现出虹采一样，两种的力一冲突，于是美丽的绚烂的人生的万花镜，生活的种种相就展开来了。”所以他说：“无压抑，即无生命的飞跃。”联系到文艺，他说：“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他进一步说：“虽然负了重伤，流着血，苦闷着，悲哀着，然而在放不下、忘不掉的时候，人类所发出的诅咒，愤激，赞叹，企慕，欢呼的声音，不就是文艺吗？在这样的意义上，文艺就是朝着真善美的理想，追赶向上的一路的生命的进行曲，也是进军的喇叭。”[4]

苦闷，悲哀，激愤等情感和精神状态就是生命的力量对于压抑的过激反应。在压抑中必须反应，也只有反应，生命的真实和真诚的反应，诗在诗人的灵魂间才能孕育而生。这样的创造心理过程就是亚里士多德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宣泄说。弗洛伊德认为，把被压抑在潜意识中的观念、情感、欲望和对过去事件的记忆带进意识，可以使紧张和焦虑得到释放。而亚里士多德精神宣泄说，正如上面的分析，它不仅有潜意识的心理活动，更有思想性的精神释放的心理活动。以此来解读根子的末日诗学情境，亚里士多德的心理和思想意义上的精神宣泄，弗洛伊德潜意识精神宣泄，厨川白村的压抑和反应的精神宣泄，都是可以适用的理论。根子和白洋淀诗群中的诗人们，他们当时作为发奋有为的青年、对社会环境的反抗者，可以说都是精神的觉醒者，都是生命创造的追寻者。在这种语境下，他们吹着进军的喇叭，精神的压抑得以释放，就必然包含了思想的积淀。

根子的释放在表层上虽然很少有诗句直接表达反抗和追寻，但内涵却深邃地蓄蕴了那样的精神力量。“我的十九次的陪葬，也都已被春天用大地的肋骨搭架成的篝火，烧成了升腾的烟。我用我的无羽的翅膀——冷漠，飞离即将欢呼的大地，没有，第一次没有拼死抓住大地——这漂向火海的木船，没有，想要拉回它。”“我曾忠诚，‘春天，这轻佻的叛徒，在你被夏日的燃烧，烤得垂死，哪一次，哪一次她用真诚的温存，扶救过你？他哪一次，在七月回到你身旁？’作为大地的挚友，我曾忠诚，我曾十九次地劝阻过他，非常激动。‘春天，温暖的三月——这意味着什么？’我蒙受牺牲的屈辱，但是，迟钝的人，是极认真的，锚链已经锈朽，心已经成熟，这不，第一次好像，第一次清醒的三月来到了。迟早，这样的春天，也要加到十九个，我还计划，乘以二，有机会的话，就乘以三。春天，将永远烤不熟我的心——那石头的苹果。”（《三月是末日》）从诗的语言张力、情感状态、精神蓄蕴等几个层面来考察，就能体会到当年那个时代追寻者的表达和释放的味道，后来即使群落的诗人在诗艺上越发成熟，即使同一个诗人，作品中也已经没有了那种味道。这种既有精神宣泄又有反抗和追寻的味道，是根子和白洋淀诗群的一种特殊的诗学味道。这种味道在历史中只会发散，在人们的体会中不会稀释，它是白洋淀诗群的具有史学意义的诗学味道。

他们追寻，他们信仰，他们觉醒，他们创造，但他们又失望，又痛苦，又继续追寻，继续信仰，继续觉醒，继续创造。然而，这些都已经跟出发的原点不同了，因为那里面隐藏了太多的折磨和痛苦，甚至是苦难。痛苦是自己的事情，而苦难已经烙下了太深的时代印记。

自我心灵的折磨和痛苦与对于时代的苦难的过激反应，形成了根子心理的末日情结和诗学的末日情境。

一般认为，末日情结来源于古老的《圣经》，而有关专家则认为，人们对于“末日”的担忧和恐惧只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才形成一定的气候。虽然，根子的诗学末日情境与宗教性质的末日情结的形成和指向有根本的不同，但有关专家对于“末日情结”的解读，则有助于认识根子的诗学情境。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教授祝卓宏说：“末日情结并非一无是处，它就像一面镜子，能让我们思考活着是为了什么，也能让我们看清自己心里真爱的是什么。”有人对此认为：它折射出了人生的真谛和内心的真爱。[5]而根子末日情境的精神宣泄也是诗人内心世界发出的真实的声音，抗争和追寻的声音。这样的精神宣泄，是根子当时人生真谛的真诚表达。

根子的末日情结在心理学意义上和诗学意义上构建了诗学的末日情境，对于诗人来说，那是悲剧的心理状态；对于诗来说，那是悲剧的诗学情境。根子把末日情结上升到美学的意义，具有积极的悲剧心理学意义。悲剧的诗学情境化成美学的精神，在这个意义上，精神的宣泄也有了美学的内涵。

对于当时诗人们的压抑和宣泄，白洋淀诗群诗人齐简这样回忆：“当理想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撞击得龟裂、扭曲的时候，我们一面感受着那种锥心刺骨的失望乃至绝望的痛苦，一面以挑战的姿态选择了自己的生存方式。”生存方式之一就是写诗，她说写诗，“只是一种宣泄，把那种混杂着青春、理想、郁闷、茫然和反叛的情绪浓缩在字斟句酌之中。”[6]齐简描述的是他们在社会情境压抑中的生存方式，其实也道出了美学内涵的创造过程，以及他们以诗升华精神的心理过程。精神的压抑产生悲剧心理，悲剧心理蕴含反抗精神，这是积极的生存方式。

关于悲剧的美学意义，先辈的美学家已经有了深邃的体会和高度美学思想的概括，这里以朱光潜先生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