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斯洛动机理论看陶渊明和梭罗的隐逸行为

摘要：陶渊明和梭罗虽身处不同时代，出生在不同的国度，成长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但一致选择简朴的隐逸生活，这种行为背后的本质原因值得探究。以马斯洛动机理论为切入点，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的隐逸行为背后具有表达和应对的不同属性，陶渊明的隐是拒“伪”存“真”的内在性格压倒大济苍生的社会理想，而梭罗则是有意识地将“隐”作为宣扬超验主义思想的生存实验。在需求层次上，他们呈现出高度的相似性，都置自我实现的需求于生理需求之上，以辩证的眼光看待贫与富的关系，在物质生活极度贫乏的生存状态下，积极探索精神领域的丰富性，实现精神上的巅峰体验。

关键词：陶渊明；梭罗；动机理论；自我实现

东晋诗人陶渊明（公元365年-427年）是中国文学史上彪炳千古的大家，他以躬耕自资的田园生活为底本，将诗意理想融入细碎日常，创作出不少脍炙人口的田园诗，为中国文坛注入一股真淳自然的新风，钟嵘将他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诗品》），梁启超称赞他是“仅次于屈原的最有个性的作家，秉持自由和自然的人生观，是最快乐的人”[1]。梭罗（公元1817年-1862年）是19世纪早期美国文坛巨匠，一位以“隐逸”著称的超验主义作家，曾孤身一人在瓦尔登湖畔野居，并写下举世闻名的《瓦尔登湖》，他在书中详细描述隐居过程、生活来源、瓦尔登湖的四时变化，以及对阅读、独处等精神生活方式的独特理解。

陶渊明和梭罗都用亲身实践和文学作品，来彰显自己理想的生命形式，这吸引了一些研究者的关注。如《从对“朴”的诉求看梭罗与陶渊明的“隐逸”》一文，从他们对“朴”的诉求的一致性分析入手，结合他们的生平和作品进行比较研究[2]；而《中西文人归隐行为的文化阐释——陶渊明与梭罗之归隐行为比较》一文，以陶渊明、梭罗的归隐行为和其诗文为出发点，探究并比较他们归隐行为深处蕴涵的民族文化传统和思想渊源[3]。概括下来，他们主要是从某一特质或文化视域来考察他们的隐逸行为，但对隐逸行为的不同属性、心理层面的驱动因素的挖掘则稍显不足。因此，本文尝试以马斯洛动机理论为切入点，还原陶渊明和梭罗不同的历史语境和现实状况，去探究他们隐逸行为的属性差异，以及他们安贫乐道的内在原因。

一、隐逸行为的双重属性：表达与应对

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在其代表作《动机和人格》中，将行为分为两种，分别具有表达属性和应对属性。表达属性常常是没有动机的，主要由有机体的状态决定，与深层性格结构有关，多半是因为被释放或被解除抑制，表达行为的目的就是它本身。而应对属性则指有目的和有动机的行为，更多地由外部环境和文化变量决定，典型的应对属性是作为手段的行为，试图去解决或处理一个问题，往往涉及行为以外的事物。[4]

陶渊明和梭罗虽然都选择隐逸的生活方式，但他们的行为属性却有明显差异。陶渊明在“仕”与“隐”中反复摇摆，认清出仕就必须抑制自我曲意逢迎，归田才能释放本性自在生活，所以，他隐逸不为博得清名，而是厌伪存真的性格压倒大济苍生的理想。梭罗的隐逸则带有强烈的目的性，他有意识地按照超验主义思想的指引，在瓦尔登湖做了一场生存实验，意在用行动应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物欲横流的现实，向世人宣告什么是“真正的人的生活”。

（一）表达对“大伪”世风的抗拒

纵观陶渊明的一生，我们可以将41岁划为分水岭。从29岁第一次出仕到41岁辞去彭泽令，在这12年间陶渊明经历五次“仕”与“隐”的纠结，最后决心在田园度过晚年，对人生的态度也从建功立业变为随遇而安。细读陶渊明的整本诗集，我们可以发现“志”一共出现了15次，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陶渊明不断地表露自己心怀大志。在《杂诗·其五》中说：“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5]在《读山海经》中再次提到“猛志固常在”[6]，可见青年时期的陶渊明有着大济苍生的高远志向。

这种价值取向与儒家思想和其家世有关。陶渊明早期常与儒家经典为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7]（《饮酒》其十六）。而曾祖父陶侃是晋国的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父亲和祖父也都做过官。《晋书·陶潜传》记载：“陶潜，字元亮，大司马侃之曾孙也。祖茂，武昌太守。”[8]虽然到了陶渊明这一代家道衰微，但出生在仕宦家庭，陶渊明免不了耳濡目染，想要成就一番事业重振家门荣光，29岁时写的《命子》诗就是这种理想的一个印证。陶渊明在诗中先是回溯先祖荣耀，再对曾祖父陶侃表达了敬仰，最后在诗末劝导孩子成为栋梁之才：“夙兴夜寐，愿尔斯才。尔之不才，亦已焉哉！”[9]足见当时的陶渊明是极力推崇建功立业的，这既是一篇激励孩子的诗，也是一篇自剖心迹的诗。

但客观现实令陶渊明大失所望，魏晋时期门阀制度森严，政权被世家大族垄断，普通文人在官场上得不到重视，加上陶渊明个性耿直讨厌逢迎，所以经常感觉自己与官场格格不入。在《与子俨等疏》的信中，陶渊明说自己“性刚才拙，与物多忤”[10]。陶渊明不止一次将自己归入“拙”的范畴，说归隐之举是“守拙归田园”，找不到适当的营生是“人皆尽获宜，拙生失其方”[11]。我们知道陶渊明本人才华横溢，所以这里的“拙”并非如他所言的与才智对立，而是与“伪”对立。陶渊明曾痛斥：“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怀正志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洁己清操之人，或没世以徒勤。”[12]世风虚伪，人心不古，忠孝节义这些优良品质被抛弃，官场上盛行追名逐利、尔虞我诈。这样的生存环境让怀有志向却无法施展的陶渊明倍感痛苦，他无力改变大环境，只好辞官归隐洁身自好。

可辞官又要面临生活无以为继的问题，在求生和存真的矛盾中，陶渊明又去做了几次官，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厌恶官场。在第三次出仕期间写的《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一诗中，陶渊明说偶然得到一个做官的机会就去了，临走前自我宽慰只是暂时与田园分别：“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13]可见他的内心是时时牵挂着回去的，对仕途并没有多大热情。到第四次出仕，陶渊明开始反问自己辛苦从役是为了什么：“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14]（《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他感觉身体总是被束缚着，天性总是被抑制着。陶渊明最后一段为官经历是最为著名的彭泽令，时年41岁，他已全无建功立业的宏志，只剩养家糊口的意图。当被要求束带迎接前来巡查的督邮时，陶渊明深感人格尊严荡然无存。《晋书·陶潜传》这样写：“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15]这个故事向来被认为是陶渊明高风亮节的表现，但仔细品味后我们可以发现，陶渊明的言行是由个性原则支配，而不是由社会原则来支配。换言之，陶渊明本性正直厌恶虚伪，所以与充斥着等级制度与腐败传统的官场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在五次为官的经验中，他一遍遍体会心为形役的痛苦，束带只是摧毁他社会理想的最后一根稻草，在积极尝试、反复权衡、对自我性格分析后，陶渊明慎重而坚定地选择了归园田居，直至终年。

总之，陶渊明的隐逸抉择，一方面是由于污浊的外部社会环境所迫，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他的内在性格拒绝被世俗同化使然，是拒斥“伪”文化，追求“真”性情的必然结果。陶渊明那些流芳千古的作品，直接表达了他当时的某种生存状态，他的隐逸与创作行为，都带有浓厚的表达属性。

（二）应对“物欲”文明的实验

在梭罗这里，情况变得不同，隐居不是目的而是手段。1817年，梭罗出生于带有浓厚清教气息的康考德，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在家乡当了几年老师，1841年开始转行写作，1862年病逝。梭罗是超验主义创始人爱默生的追随者，一生与其保持良好的友谊。在梭罗的价值体系中，清教主义和超验主义是两股重要的思想力量。清教主义崇尚自由，提倡过勤劳俭朴的生活，以一种苦修的态度来虔诚地净化心灵；而超验主义则“从唯心主义的原则出发，强调精神至高无上、直觉绝对感知，对盛行于欧洲大陆的物质文明持有尖锐的批评态度”[16]。两者十分和谐地构成梭罗的生存哲学，推动他去实践自己所推崇的理念。

“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正是以牺牲个性、自然，牺牲人与自然的和谐为代价的资本主义经济跃进时期。”[17]大自然被当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整个社会充斥着对财富的强烈渴求，机械化、工业化的文明进程像洪水猛兽，吞噬掉一座座山林，毁坏了一条条河流，自然环境遭到严重侵蚀，人与自然渐行渐远。

在这种欲望膨胀、逐利无度的社会环境下，梭罗敏锐地观察到人被各种外物所缚，无法摆脱无休止的劳动，也无法拥有真正的生活和完整的自己。他以邻居为例，说明了外物对人的压抑和异化。一个人一生下来就可以继承不动产和牲畜，这在常人看来是一件幸事，可梭罗却说邻居不幸继承了田地、庐舍、牛羊和农具，因为得到容易摆脱却很难。打理田地和牛圈使邻居陷入不得解脱的苦役中，他们一个劲儿地劳作，几乎到了要窒息的程度，他们本是土地的主人，可实际上却变成土地的奴隶。生活的重压对有产者尚且如此，对无产者就只可能更为残酷，梭罗鞭辟入里地剖析了无数劳动者的悲惨命运：没完没了地干粗活，根本无暇体会生命的美好果实，心中满载忧虑，无知又卑微地在尘土中啄食。

梭罗感觉目之所及，无论是有产者还是无产者，都生活在别人的铜币中。他批判被财富奴役的生存方式，认为那是一种“非人”的生活，真正的“人”的生活是回到自然，行动自主精神自由地存在着。完整的自己则意味着拒绝被异化为资本积累的工具，按照个人的天性发展自己。因此，在1945年的夏天，28岁的梭罗借了一把斧头，在文明社会里劈开一条裂缝，从这个口子出发，只身前往瓦尔登湖畔，开启为时两年零两个月的隐居生活，以亲身实践的方式建造自己的“理想国”。他十分坦诚地说：“我到林中去，因为我希望从容地生活，只面对生活的基本事实。”[18]

梭罗在隐居期间，奉行自食其力的原则，把对生活的需求降到最低。他亲手砍白松树搭建木屋，种植粮食和蔬菜；他不用床帘和垫子，将文明社会的必需品视为华而不实的多余物；他一年只工作六周就覆盖全年的开销，对自己的时间和生命拥有绝对的掌控权。因此他感慨：“倘若我们今天生活得俭朴，生活得明智，在这个地球上养活自己并不是什么累人的事情，而是一种消遣。”[19]在《瓦尔登湖》中，梭罗以轻快的语调，将自己的生存经验数据化，把花销和收入全部公之于众。在他笔下，“我”摆脱了文明社会纷繁复杂的浮华追求，成为自然之子，在风雨晴雪中体会天人合一的美妙，过着一种充实丰盈的斯巴达式生活。可以说，梭罗的书一直在肯定人的主体精神，向世人宣告人可以摆脱外物对人的枷锁，一手创建理想的生活方式，获得身心自由和个人发展，即“人类无疑是有能力来有意识地提高自己的生命的” [20]。

细读陶渊明和梭罗的作品，我们能惊喜地发现频频出现的互文性，陶诗可以被用来概括梭罗的生活理念，梭罗的很多做法可以被视为陶诗的最佳注解。如陶渊明表达人生观的诗句：“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21]与梭罗的见解如出一辙：“只要我们用意志控制自己的心灵，我们就可以高高地超乎任何行为及其后果之上；世间万物，无所谓好坏，就像滔滔洪流，从我们身边经过。”[22]而梭罗亲力亲为、勤劳肯干的生产实践，与陶诗“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23]的重农思想一脉相承。

如前所述，陶渊明与梭罗在求真求简方面具有一致性，但他们的隐逸行为却呈现出表达和应对两种不同的属性。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陶渊明的隐居时长是梭罗的十倍。对陶渊明而言，隐居本身就是目的，每一天的隐居生活，就是在实现自己的生命理想。而梭罗只是将隐居作为一种生命实验，证明人有能力挣脱文明社会的层层束缚，拒绝物欲的腐蚀，在自然中净化心灵，获得自由与解放。所以当他觉得实验成功后，就又回到文明社会的怀抱，为废除美国蓄奴制度的理想而奔走。

二、需求层次的上下颠倒：贫富辩证法

在动机理论中，马斯洛将人的需求从低到高分为金字塔型的五个层次，即生理需求、安全感的需求、归属感以及对爱的需求、自尊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一般而言，人对需求的满足是逐层上升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只有先满足吃饱穿暖的生理需求，以及其他匮乏性需求，最后才会出现自我实现这种成长性需求。可陶渊明和梭罗的人生轨迹显然将这一顺序彻底颠倒，他们把最高层次的自我实现需求摆在首位，而生理需求则退居到次要地位，这是否意味着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在他们身上失效了呢？

其实不然，马斯洛在解释需求层次理论时，就考虑到了顺序颠倒的可能性，他特别指出需求层次的顺序并非固定不变，高层次需求是物种进化和个体发育的高级阶段，一个人“需求的层次越高，对纯粹维持生存的迫切性就越低”[24]。同时，马斯洛将自我实现者分为非巅峰型与巅峰型两类，非巅峰型的自我实现者更务实，他们往往是社会里的强者，成为诸如政治家和改革者这样的杰出人物；而巅峰型的自我实现者，“活在‘存在’的疆域里，生活在诗意的、美学的世界里，生活在象征的、超验的世界里，属于一种神秘的、个人的、非机构性宗教，属于一个目的性体验的世界”[25]。他们很可能成为诗人和哲学家。陶渊明和梭罗显然属于后者，他们都在物质极度贫乏的状况下，成功进入一个美的、超验的世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