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震云小说的“单位”书写

摘要：在刘震云20世纪80年代创作的诸多作品之中，“单位”这一场域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在刘震云笔下，上到“官人”下到普通职工，在“单位”这一微观社会生态圈中呈现出“单位人”特有的“单位制惯习”。透过刘震云的“单位”书写，暗潮汹涌的潜规则、权力的争逐、人际关系的异化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展示。究其根本，刘震云的“单位”书写是对“单位”文化的原生态再现，其批判与讽刺的笔触，显示出当代作家对于“人”的关注。

关键词：刘震云；“单位”书写；“单位制场域”；文学价值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数年战乱留下的社会混沌与民心不齐的状况，为了在短时间内凝聚民众力量、恢复国民经济、重建社会秩序，中国共产党设立了“公家人”[1]管理制度，即“单位”。实践证明，“单位”体制适应了当时社会运转的需要，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以及计划经济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彼时的单位制度以其封闭性和单一性，几乎包揽了人们的一切，换句话说，单位就是社会。随着经济的恢复及时间的推移，单位这一体制的问题逐渐显现。在改革开放及个性解放的大背景下，以刘震云为代表的“新写实小说”“新官场小说”作家群，将创作的视角转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文本中的平民意识因此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单位”题材小说的立意也不再只是单纯地歌颂与赞扬，而是开始对体制内“单位人”的生存境遇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开始关注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以往学界对刘震云“新写实”题材作品的研究往往从“官场”这一活动领域出发，如段大明、张献青等均从“官人”“官场”等角度为刘震云笔下的单位生态作出界定，其中段大明将虚伪、平庸、腐败等视作自古以来官场中的常见“痼疾”，而刘震云只是用冷峻的笔调“拆卸封建气息的‘官场’构建，剖析当代色彩的‘官人’灵魂”[2]；张献青则对官场中“官人”的生活相与劣根性进行概括[3]。有些论文即便涉及“单位”这一场域，也往往停留在写作手法的研究层面，如黄健将“单位”中的小林逐渐被社会规则同化、丧失青春活力的过程视作青春叙事的终结，认为刘震云以此传达对社会的批判与对小人物的同情[4]。本文试图从社会学的角度探究刘震云笔下“单位”的文学性书写与现实中“单位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刘震云独特的表达方式背后的深刻内涵。

一、“单位人”的“单位制惯习”

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将场域定义为“位置间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形构”，在这种“建立在关系之上、充满斗争”的“客观关系系统”中，行动者必须作出与该场域外部规定相符合的行为，而这种结构性行为最终会在实践中内化为行动者的习惯，带上具有该场域“性情倾向系统”即“惯习”的烙印，并最终参与到对资本（经济、文化、权力、关系资本）的争夺“游戏”中[5]。在中国社会中，长期的“单位制场域”塑造了与之相适应的“单位制惯习”[6]，在刘震云单位题材小说的创作阶段，彼时的单位制度已进入改革时期，但我们仍能从其文本内呈现的人物行为方式中看到“单位制惯习”在转型时期的滞后现象。

（一）“单位人”之普通职工

刘震云的《单位》《一地鸡毛》这两篇小说，前者从社会角色入手，后者将笔触延伸到家庭生活，向我们展示了“单位”中普通知识分子的灰暗生活。

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位”几乎包揽了职工的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包括但不限于医疗、教育、住房等，使得“单位人”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从精神上都对集体产生了极强的依赖性。尽管“单位人”工资并不高，但“体制内”的身份福利是其他行业所无法企及的。单位不仅控制和分配社会物质资源，而且拥有优越的“制度性资源”，如子女就业、入学机会，优越的社会身份等。虽然改革后的单位不再直接分配资源，但“单位人”仍享受着不少由身份带来的福利。例如，《一地鸡毛》中的小林清早排队可以买公家副食店便宜优质的豆腐，买“爱国菜”还能获得单位补贴，生病感冒可以直接从单位拿药，上班可以直接坐单位班车，单位幼儿园只招收本单位职工的孩子等。小林一家经常为鸡毛蒜皮的小事而闹得不可开交，根本原因是经济问题，偷水、不买儿童感冒药、排队买便宜豆腐等又从另一个侧面表明夫妻俩收入并不高，单位只能为其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即使如此，身为单位普通职工的小林一家在面对农村的亲友时仍具有身份优越感，带有“单位制惯习”的单位人发自内心地认同城乡二元差距，这表现为小林的农村父母始终以儿子的国家公务员身份作为炫耀资本，老家亲戚源源不断地来北京并将小林视为“人脉”，而小林夫妇却将农村出身视作自己的“大尾巴”和“羞处”。

与单位福利相对的是，单位体制的封闭性、包办性，常常使得“单位人”满足于现状，逐渐丧失创造性和主动性。初进单位的小林也曾有过理想抱负，对文学有着极大的热情，也曾愤世嫉俗过，带着一身的正义感，看不惯领导、机关，对生活充满激情和冲劲。而如今“小林已经不再是从前的那个小林了”，在单位中渐渐被磨平了棱角，学会了妥协，一桩桩一件件鸡毛蒜皮的日常琐事让他无暇顾及自己的精神生活，他疲于翻书，学会随大流、不出头，学会了“要想日子好过就要加入他们”。这样的转变一方面来源于生活压力，另一方面和“单位”的控制性与稳定性有很大关系。正如《单位》中所说的，这一切“不是自身的反省，是外界对他的强迫改造”。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工作中，小林的转变都是来自对“单位制场域”中“游戏规则”的认同，并逐渐沾染上了“单位制惯习”。

除了知识分子形象，刘震云在“单位”书写中还巧妙地塑造了一批清洁工人形象。清洁工人看似游离在体制之外，实际上他们的工作将单位内各“权力派系”串联了起来，而他们的“单位制惯习”也从侧面表现出“单位场域”下的某些特征。在《官人》里，单位各楼层的厕所卫生状况也都与使用者的身份等级密切挂钩：领导所在的楼层卫生搞得比较仔细，“便池的白瓷抹得可以照出东西”；各处室办公的楼层卫生搞得相对马虎，唯独掌管工人工资的总务处附近的厕所比较干净。当单位内几位上层领导面临调职而争得你死我活时，连卫生间的厕所都开始反涌了，面对这些状况，叙述者意味深长地告诉我们：“不是打扫厕所的老头不尽心，而是单位自身出了毛病。”在单位体制内部，国家资源的分配标准除了与“行政级别”“工龄”“政治面貌”等客观的社会因素有关，也与“人际互动”等主观化的行动方式有关[7]，即使是单位内的清洁工人，在“单位制场域”的耳濡目染下，也深谙这套以“人情”为出发点的非制度化地获取资源的方式。

（二）“单位人”之“官人”

在单位体制中，“除了制度化的正式权威结构以外，还存在着一种非正式的、以幕后活动为运作方式的非正式权力结构”，即“派系结构”[8]。对“官人”们来说，对单位资源的争夺表现为权力、机会等方面的竞争，为了维护在单位体制内的身份和地位，他们不得不以利益为交换条件拉拢其他成员，以提升自己在单位内的威望和声誉，继而掌握话语权。刘震云笔下的“官人”和“官场”都充斥着争名夺利的色彩，对权力的争夺以及拉帮结派已是常态，“官人”们为了自保而使尽浑身解数，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原则，为利折腰。刘震云笔下的“官人”形象主要有四种：

第一种“官人”在职时野心极大、左右逢源，想尽一切办法向上爬。如《单位》中的老孙，《官场》中的小毛，《官人》中的老方、老张等人，在利益的墙头上晃来晃去，在利益一致时称兄道弟，在自己利益有损时则又毫不犹豫地转移阵地。他们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在利益面前所谓的昔日友谊不值一提，有福必然同享，有难时则“刮大风卖门神，各人招呼各人的摊”。

第二种“官人”在位时受尽追捧，退休后备尝人间冷暖。《官场》中的吴老，年轻时各县市都知道他爱吃鱼，便常常送鱼给他，连领导都对他这位老同志敬重几分。后来吴老即将退休的消息不胫而走，从前的“家中常客”便不再登门拜访，各县也很少再送活鱼，昔日风光无限的吴老落得了“断气时身边一个人都没有”的地步。

第三种“官人”在位时便看清了官场的现状，在政治斗争中保持清醒、独善其身。《官场》中的许年华思想政治觉悟很高，为人很通透，办事不会逾越规矩。金全礼肯办实事，爱憎分明，但是为了自保，学会了控制情绪、喜怒不明于面。这两位高级别的“官人”都已经看清官场沉浮，最后回归了家庭。

第四种“官人”是特殊的“官人”形象，即“官太太”。她们一方面凭借着丈夫的身份在单位中享受着特殊待遇，利用“夫人”的身份享尽特殊照顾，如工作的调动、丈夫的顺风车接送、为了小姨子上下班方便而开设班车等；另一方面，她们也在无形中成为男人们政治斗争的工具，如《官人》中的老方利用自己的职权将自己的妻子和某部长的儿媳妇安排到一个图书室，利用太太们自来熟、爱谈论家长里短的特性使妻子与其他官太太成为密友，通过妻子这一途径获取了不少官场上的机密，也顺利地将消息吹进部长的耳朵。

在刘震云笔下，“做民的不卑下，当官的不神圣”[9]，无论是普通职工还是官员都在“单位”中自觉认同并遵守着既定的“游戏规则”。他们尔虞我诈、费尽心思地想要争取或保住的无非就是更多的资源，却也在不知不觉中沦为单位制度下的附属品，化作庸俗生活里的一缕尘埃。

二、“单位症候”的集群化展示

在刘震云的笔下，不同性格、不同工种甚至不同年龄的人物形象在“单位”这一熔炉中沾染了“单位症候群”，刘震云对“单位”的书写并不局限于人物塑造，他是通过人物书写，对其中所深含的潜规则、权力争夺以及人际关系异化进行淋漓尽致地曝光。

（一）规则与潜规则

规则是运行某种规律所要遵循的法则，是供大家所共同遵守的规章制度或章程，在单位体制中，规则的制定对于行为约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小到上下班打卡、不许迟到早退、集体学习，大到入党时要经过的一系列流程等，透过这些规则描写，刘震云为读者展示出单位是如何通过带有仪式性的程序对个体进行规训的。对于“单位人”而言，规则的效用是一体两面的，一方面使个体行为得到有效规范，另一方面也在无形中给人设定了行动的边框，逐渐磨灭个体的创造性。

由于“单位功能及考核参数的多元化，特别是单位的‘德治性再分配体制’”[10]，单位内部在规则未触及的部分存在灰色地带，即“潜规则”。而单位归根结底是由“人”组成的，故而“人情社会”往往成为某些规则的“突破口”。刘震云在“单位”书写中着力挖掘出了单位中暗潮汹涌的潜规则，比如“民意测验”这一规则的本意是为选出大多数人所信任和支持的代表，然而由于评选标准过于主观，便容易被别有用心之人钻空子。于是便有了《单位》中投票前老孙和老何为了使自己取得更有利的票数从而各自对同事进行的“私下交流”，《官人》中副局长老刘为获得选票“私下到同志们中间活动”等情节设置。

在刘震云的“单位”系列小说中，各色人物对于潜规则趋之若鹜，归根到底是因为他们看到过或尝到过这种“成功的捷径”带来的快感，因而甘愿放弃自己的原则，已然分不清是非。《一地鸡毛》里的小林夫妻学会钻制度的空子，在不违背法律的范围内钻营取巧以给自己谋得福利，“要面子一股子穷酸，不要面子享荣华富贵”，他们之所以如此，便是见识到了单位中的“潜规则”带来的福利，于是他们收下了微波炉，答应帮查水管的老头批复文件，而初尝甜头的夫妻俩一旦走上这条路就无法再回头了。规则使人变成没有感情和思想的“提线木偶”，而潜规则对人的危害更甚——会造成人自身道德观念的淡漠从而造成精神上的死亡[11]。

（二）对权力的崇拜

在单位制度中，“单位组织既是一个交往的场所，也是一个权力的空间”[12]。在这个权力空间中，无论是人际关系还是资源分配机制都带上了政治色彩，由此造成了“单位人”对权力的畸形追逐与崇拜。

在刘震云的“单位”书写中，普通人对于权力的崇拜是来源于生存的压力以及对优质资源的向往。《一地鸡毛》中的小林在妻子调单位与孩子入托这两件事上碰了一鼻子灰，但令他觉得羞耻的不仅是求助对象的傲慢，更是阴差阳错地“借光”于有权有势的邻居而轻而易举就达成了目标，与自己先前的煞费苦心还徒劳无获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这令小林认识到了权力的“魅力”。初尝到权力的甜头之后，权力的魔力彻底将小林洗脑，使其对权力更加深信不疑，不管错与对，无所谓原则，只要有利于自己和家人更好地生存，便会一头扎进权力斗争的场域，无法自拔。毕竟对于“小林们”来说，生存本身才是他们最重要的主题。

对于“单位”中的“官人”们来说，刘震云指出权力带给他们的是享之不尽的便利，以及身份、荣誉和地位带来的优越感，所以，他们痴迷于权力，成为权力的奴仆。《官人》中的局长老袁，年轻时曾因长相被同学起外号，后来他的官越做越大，难听的外号就变成了尊敬的“局长”称呼，他享受着权力给自己带来的关注度，享受身份地位给自己带来的在同学面前的底气和快感。他不愿意将这份权力拱手让人，想方设法地待在局长的岗位上，一边费力讨好部里，一边又不断拉踩与自己共事的几位同事，上演了一场权力争夺的闹剧。《单位》以“分梨”这一事件为开头，影射出单位体制内的分级制度，对“单位人”来说，“大家吃烂梨，他们（领导）吃好梨”是单位内资源分配的既定规则，对老孙而言，看到和自己同一批进单位的老张如今力压自己成为副局长，连在分梨这件小事中都凭借着副局长的身份和地位获得为数不多的好梨，老孙看到自己所分到的烂梨，心中自然不是滋味，自然也就在心中产生对权力和地位的向往。在刘震云塑造的这些“官人”们身上，可以看到权力对人的异化之强烈，这些身处高位、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官员们也为之神魂颠倒，为追求权力不择手段的丑恶嘴脸一览无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