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绪尔”之中和“索绪尔”之外

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专著出版虽然已经过去一个多世纪，但谈论语言时，他所创造的所指和能指、共时态和历时态等语言学概念，仍然被人们津津乐道。可以肯定地说，他的语言学的影响，在世界范围内表现出基础性和深入性。

引论：诗学语言，为什么既在“索绪尔”之中又在“索绪尔”之外？

然而遗憾的是，由于索绪尔英年早逝，他所论述的语言还仅仅限于普通语言，虽然他也提出了文学语言，但那只是与流俗语言相对的概念，并没有全面而深入地进行论述。尽管如此，他所提出的文学语言的概念仍然给我们留下广阔的想象空间。他认为：“文学语言凌驾于流俗语言（如自然语言）之上，而且服从于其他某种生存条件。文学语言一旦形成，一般就会保持稳定，而且倾向于保持它的独特性。……因此，它不能显示自然语言脱离了任何文学的管制后会有何种程度的改变。”[1]

在这一段论述中，索绪尔提出了这样两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一是他把文学语言和自然语言（口语）对立起来；二是自然语言被文学语言管制之后，就破坏了它的自然变化的本性。

关于第一个问题，这应该是过去一些人的一般看法。比如美学家朱光潜在谈论诗的语言的时候这样说：“提倡白话者所标出的‘作诗如说话’的口号也有些危险。……无论在哪一国，‘说的语言’和‘写的语言’都有很大的区别。”他认为：“说话时信口开河，思想和语言都比较粗疏。”“不尽可以入诗。”[2]朱先生把说的语言和写的语言对立起来，理由是说话时信口开河，而信口开河的语言是不能入诗的。那么，朱先生没有说，或许是没有想到，说的语言如果不是信口开河呢？其实，就诗和文学的发展来说，不论是中国的唐诗宋词和元曲的变化，还是西方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进化到现代主义小说，都是沿着重视口语艺术化的表达路径所发展，大概诗人和小说家已经意识到，表达自己日常的心理活动和灵魂的激荡，就应该运用日常的口语吧。就中国新诗来说，现代派诗学的一个美学追寻就是散文美，由于戴望舒等诗人的作用，新诗从白话入诗的白话诗时代进入散文入诗的现代诗时代，完成新诗的成熟和诗学的自觉。艾青同时力主诗的口语美。因为口语是美的，它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里，它富有人间味，它使我们感到亲切。而散文入诗指的就是口语，因为口语是散文的。[3]而到了今天，口语已经成为新诗的常态，口语美成为人们（诗人和读者）通识的新诗美学表达。所以笔者认为，语言学家索绪尔和美学家朱光潜把口语和书面语对立起来，实则是没有预估到人们对于语言美学感悟和实践的能力和水平。关于第二个问题，索绪尔的伟大已经开始表露出来，他对于语言存在的担忧就是被文学化之后，语言就失去了它本身的生命活力，就是他说的形成词的稳定性。词的稳定性阻碍着文学的发展，所以诗人帕斯就呼吁，摧毁这种稳定的语言。虽然索绪尔没有深入探索如何避免自己的这种担忧，但他的问题的提出，足以让后人沿着他的足迹而去奋力探讨和求索。他为什么有如此的担忧呢？因为，索绪尔的语言学有一个根本的出发点和具体指向，就是“活的语言”。

活的语言有它的内涵，索绪尔认为语言的任意性、多样性和心理性，就构成活的语言的基本要求。尤其是活的语言的心理性，把活的语言和活的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语言的心理性基础上，与活的人的精神有密切关系的是他提出的语言的意志性，这个探讨更深入人的内心世界，增强了活的语言的情感和思想的力量。当然，他说的语言的意志性包括集团意志和个人意志。就普通语言来说，索绪尔确实说出了语言意志的内涵。但是，诗的语言，尤其是诗的语言达到极致的诗学状态的时候，它却不顾集团意志甚至排斥集团意志，而只表达终极实在就是个人意志的存在。即使如此，解构主义者仍然认为“作者之死”，文本则由读者按照自己的意志而不是集团的意志也不是按照作者的个人意志去任意解读。

从以上论述可知，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对于诗的语言来说，它有些是适用的，比如“活的语言”，比如语言的意志性（只要是个人意志性）等，然而，诗的语言又不能拘于“索绪尔”，因为诗的语言是特殊语言，它不可能按照普通语言学给它规定的路径去行走，比如口语美，比如个人意志的终极实在等，尤其是诗的语言的幻象表达，就更超越了普通语言学的范畴。这就是笔者所说的，诗学语言功能既在“索绪尔”之中又在“索绪尔”之外的缘由。

索绪尔语言学还有一个重要论点，就是语言媒介说。语言的心理性决定了它的投射意义，因为你在心里想得再好，如果不投射出来，它只是语言的胚胎，还不能形成完形的语言，也就失去了语言的心理学意义。所以索绪尔就认为，语言是思想和语音的媒介。语言的媒介说对于普通语言学来说，它可谓是一个规律性的过程。然而对于诗来说，因为诗的语言就是诗的意象的本身，它不是过程，也不仅仅是形式，它是意境和意象的合体，就像中国传统道家的阴阳图，黑也好，白也罢，它们都不是媒介。黑不是白的媒介，白也不是黑的媒介，它们存在的意义就是符号本身。这种符号学语言，显示出中国传统语言美学的创造性，表现出中国道家思维的独特性。超越索绪尔这个媒介说的语言学观点，对于诗的语言的创造来说，是一个本质性问题。对于诗学语言的认识如果到了这个境界，就不仅仅是对于诗的语言的认识问题，而对于诗学的认识，也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比如意象，你说它是诗的形式，还是意境的媒介？意象本身就是诗的存在，就是意境的存在，不能人为地让意象和意境剥离式存在。这个问题也在“索绪尔”之外。

虽然，索绪尔还没有来得及深入论述诗的语言，但他已经涉及这个领域，虽然他只是一笔带过，却提出了根本性的问题。他认为：“诗歌文本在发声研究中是宝贵的文献。它们提供了各种类型的信息，诗律的体系有的以音节的数目为基础，有的以音量或语音的相似性（头韵、半韵和脚韵）为基础。”[4]现代主义之前，中国的诗和外国的诗很多是要讲究押韵的，韵律在诗学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那么，到了今天，就以中国新诗来说，诗行与诗行只是口语的联结，并不表达韵律。然而，据此就能够说自由诗就与韵律没有关系吗？口语美的美指的是什么呢？笔者想，这里的“美”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自由诗的内在的韵律。仅仅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考察，“内在的韵律”与索绪尔说的语音以及音节、音量都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内在的韵律”是诗学的一个重要的内涵，或者说它道出了口语诗如果缺失了这种内涵的美，就会堕落为口水诗的内在因素。

一、“活的语言”是什么样的语言？在诗学中它的至高境界是“幻指”

索绪尔虽然把语言的集团意志和文学语言看得非常重要，但他非常担忧这二者一旦形成稳定的状态，人们就很难改变它的稳固性。这就是说，语言就会失去它生命力的活性。

因此，他在批评语言学的“语文学”派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它过分拘泥于书面语言。”而书面语言的缺陷就是上面说的语言的稳定状态，就是“忽视了活的语言”。[5]书面语言这是索绪尔所研究的主要对象，但是又不能拘泥于书面语言，所以，他强调的“活的语言”既包含了书面语言又包含了口语语言。

从索绪尔对“语文学”派的批评，从他对于语言的集团意志和文学语言的稳定性对于语言活性的限制的担忧可知，“活的语言”是语言学的灵魂。虽然，索绪尔没有直接去论证这个观点，但在他的论述中却贯穿这个思想。

“活的语言”得到了美学家的推崇，比如朱光潜先生在谈论诗的语言时说 ：“诗应该用‘活的语言’。”[6]朱先生用引号把“活的语言”引住，应该是说这句话可能是引自某一个地方，就是说它大概有出处。这句话是不是引自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呢，朱先生没有说，但从他论述文字是语言的符号，而符号和所指的事物是两件事这样的观点，从中可以闻到索绪尔语言学的味道。但不论是否引用于索绪尔，朱先生都有可能读到过索绪尔的语言学，甚至可以说，不论朱先生是否读过“索绪尔”，从他们的重视程度来看，“活的语言”应该是这两位语言学家和美学家所追寻的语言的至高表达状态。

“活的语言”，从索绪尔和朱光潜的表述中可知，这并不是语言学家和美学家或诗学家对于语言制定的学术性的标准，而只是在行文中说出来的口语，所以对它就会有各自不同的理解。索绪尔是在对书面语言的研究中看出它的缺陷，从而得出“活的语言”的结论的，他的指向就是上面说到的书面语和口语。而朱光潜则是强调诗的语言的书面性，就是书面语言要成为“活的语言”。虽然他们的指向不同，但所表达的意思应该没有大的差别。它告诉我们，“活的语言”不分国别，不分时代，早已经成为人们心中的优质语言的一个标准。

那么，活的语言是什么样的语言呢？或者说，活的语言包括哪些元素呢？朱先生没有说，他只是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好的书面语应该是活的语言。索绪尔也没有专门行文去论述“活的语言”，但从他对于语言内涵的探讨论述中，可以看出他对于活的语言的理解，正如在引论中已经提到的，任意性、多样性和心理性，应该是他心中的活的语言的几个要件。

讨论索绪尔语言的任意性和多样性，首先要认识索绪尔对于语言学的最大贡献，就是他认识到的语言的所指和能指的功能，而这两个功能是建立在语言的符号学本质之上。他认为语言符号是一个整体，也可以说是一个语言结构，在这个“整体”和“结构”中，它有两个功能性内涵，一个是“所指”一个是“能指”。比如马、树，它的所指是概念，当你听到这两个语音时，你就会马上联系到“马”和“树”的概念。但在这个概念之外，你还可以通过“音响形象”联系它的象征意义，比如你想象中就出现了草原上的奔马，那种自由奔腾的力量就会象征你生命的精神。所以，对于语言学来说，能指则有更为广阔的想象空间和象征意义。索绪尔用所指和能指的概念从不同角度规定了语言的功能。

诗进入现代主义或准现代主义的语境之后，语言的音响形象的象征意义被诗人们遵从为一般的诗学规律，所以研究诗学的人们几乎不能绕过索绪尔符号结构能指的概念。如果仅仅从语言学的一般规律来说，索绪尔对于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部分语言内涵的穿透性概括作出目前还没有人能够超越的贡献。但是，对于诗，尤其是对于西方现代派之后的诗，仅仅用符号与意义就很难解释诗的发展以及在发展中的高点需求。因为诗的意象达到幻象境界的时候，“符号”已经不能再用过去的符号意义来审视，就是说，它不再局限于象征或象征意义，它自身的幻象已经不能局限于用“意义”来解释。于是，笔者从心理学家荣格那里借来了一种判断，就是“意象和力量的合一”。因为幻象来自人的精神，人的深度精神，那里是梦的故乡，是灵魂的中心地带。它对于人、对于人的生命动力来说，会产生终极意义。而“终极意义并非意义，也非荒谬，它是意象和力量的合一”[7]。幻象的意义是“意象和力量的合一”，这里的意义是广义的意义，不是狭义的概括的层面的“意义”。就是说，幻象的意义不是概括性的，它是本身所具有的生命力量和诗学力量，如果再用“能指”的概括性的狭义的意义去解读幻象，那就等于削足适履。因此，笔者提出了诗学语言的“幻指”功能。

幻指功能超越了普通语言功能，它是诗的专属语言功能，或者扩展为艺术门类的语言功能，譬如音乐，它的语言——旋律的至高境界就是幻指，因为它不仅仅不表达概念，也不表达意义，只用旋律创造幻象。仅仅针对幻象的“幻指”，不再仅仅是语言的音响形象的象征意义，它比能指赋予了更为多的任意性和多样性的功能，因为幻象的语言内涵超越了普通语言的内涵。幻指的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不是用简单论证能够阐述透彻的，下面将会辟出专节论述。

在探讨诗学语言的幻指功能之前，还是有必要弄清楚普通的好语言，就是索绪尔活的语言的命题。他认为语言的符号包含个人象征和集体象征，这样就让他越发担忧起来：“一旦一个符号已经在语言社团中被确立下来，任何人都很难对它进行改变。”[8]这显然不是活的语言，或者说先前可能是活的语言，被确立下来之后就成了死的语言。确立的语言不仅不是活的语言，而且是对于语言的管制和对于语言创造的阻止，实际上就是破坏了活的语言。那么怎么办呢？这就要对于符号的象征意义赋予任意性和多样性。

索绪尔的深刻在于，他不仅仅悟出了所指和能指关系的不变性，又悟出了所指和能指之间的可变性，就普通语言来说，他这是真理性、规律性的透悟。而更为深刻的是，所指和能指一旦形成一个系统，就会形成人们很难改变的稳定状态，于是语言就形成惰性，这种惰性在日常生活中有它的作用，但它又以极其强大的顽固力量抗拒着语言的创新和创造。这种矛盾不但困扰着语言本身，也困扰着语言的运用者和研究者，而笔者提出的诗学语言的幻指功能就避免了惰性的产生。按照后现代主义的理念，创造了幻象之后，诗人已经“死”去，作为文本的幻象就会被不同的读者进行不同的各种解读，其实就是继续进行着不同的创造。这样的再创造，就不存在语言的惰性，而是一直活着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