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学 和谐自然观 人类共同体

摘要：《寻找鱼王》是张炜专为少年儿童创作的一部作品，具有浓厚的生态思想，既是张炜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也体现了张炜对儿童精神成长的关注。这部作品的生态内涵主要体现在“返魅”的自然观、“鱼王”身份辨析以及生态人格的塑造三个方面。首先，作者展示了未经现代工业文明侵染的大自然庄重、威严、充满力量的本来面貌，指出人只是大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非大自然的主宰者；其次，通过“鱼王”身份的变化，指出人有享受自然的权利，但也有保护环境的责任和义务，人类不断扩大权利享有却忽视责任义务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深层原因；最后，作家提出塑造能正确认识人与自然关系、懂得爱护和保护自然且能落实到实际行动中的生态人格，是应对生态危机的有效途径之一。

关键词：《寻找鱼王》 生态书写 自然“返魅” “鱼王”意象 生态人格

王光东和丁琪在《新世纪以来中国生态小说的价值》一文中指出：“生态文学是一种独特的审美形态。它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描写，深入探寻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而“生态文学的兴起与人类对环境危机的反思密切相关，尤其是自工业革命以来，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导致的生态失衡，已成为影响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问题。这促使人类反思自己的生存发展方式，并对人与自然关系重新作出调整，由此开启了人类的生态文明建设。”[1]张炜作为我国当代著名的文学家，反思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进而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直是其文学创作的显要内容。从《九月寓言》《刺猬歌》到《半岛哈里哈气》《狮子崖》，无论是意蕴深厚、线索繁杂的成人文学，还是纯真明快、童趣四溢的儿童文学，一卷在手，总能寻见那苍苍莽莽原野大地的身影，这也构成了张炜文学作品重要的生态特色。而他专为少年儿童创作的小说《寻找鱼王》，更是其生态书写的典范，全文通过一个小男孩的成长故事，探讨了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

张炜文学创作的生态书写，目前已引起学界的关注。赵月斌在《<寻找鱼王>及张炜之精神源流》一文中说道：“原来‘鱼王’不是人之大者，而是鱼之大者，所以我们人类不要自大，而是要向大鱼致敬，与大自然生死与共，云云。这或可视作《寻找鱼王》的生态主义读法。”[2]然而，该文仅触及话题本身，却并未展开探讨，故仍有较大讨论空间。付玉琪认为：“儿童文学先天秉具生态精神，生态意识作为一种文学基因自在于儿童文学，因此，儿童文学批评也必须自觉实现与生态批评的汇通。”[3]那么《寻找鱼王》这部作品究竟蕴含着怎样的生态思想？张炜给儿童上这样一堂生态课意义何在？这应该是这部小说亟待挖掘的内容和意义之所在。因此，本文以生态批评为理论方法，深入挖掘《寻找鱼王》的生态内涵。学者雷鸣先生在阐发其生态批评理论时指出，当前研究者在运用生态批评方法阐释文本时“仅拘囿于探掘文本如何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难免皮相与残缺，也会掩盖作家对生态危机发生深层原因的思考”[4]。所以，他在总结新世纪小说生态叙事的总体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自然返魅、人的主体性反思、重新审视工业科技以及新型人格形塑四个向度，用以深入挖掘生态危机产生的深层原因。本文即尝试运用这一理论分析阐释《寻找鱼王》的生态意蕴，以期进一步阐释其创作意义。

一、返魅的自然观

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大自然，对大自然的认识与理解程度决定着人们对待大自然的态度。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人对自然的理解经历了“附魅——祛魅——返魅”[5]的过程。具体来说，从附魅到祛魅再到返魅，人对自然的态度经历了敬畏自然，征服自然，再到谋求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不同阶段。现代科技的进步，揭开了蒙在自然头上的神秘面纱，前人赋予自然的人格和神性被逐步消解，这被称为自然的“祛魅”。面对自然，人类一改以往的卑微弱小姿态，为谋求资本的扩大，转而向自然大肆攫取，以致生态遭到破坏，反过来又威胁到了人的生存发展。

返魅自然观基于附魅和祛魅自然观提出，是“一种整体的、有机的、具有神性的、人与自然不可分离的自然观”[6]。首先，从人与自然关系来说，人不再是能和自然截然分开的不同对象，人的生存发展离不开自然，对自然的维护修复也离不开人类。如果自然遭到破坏，最终也会导致人的生存危机。所以，人作为自然界有机整体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应该与自然和谐相处。其次，从自然的神性特征来看，返魅自然观在对自然进行科学分析、处理的基础上，提出了“自然主义有神论”。与附魅自然观中的神灵、精灵之神不同，返魅自然观“他们的神是对自然中的每一个事件以及宇宙的创造力的歌颂，这个神不仅存在于彼岸世界，而且存在于现实之中”[7]，这其实是对生命的尊重与敬畏的一种体现，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显而易见，返魅的自然观为应对生态危机而生，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新思考。自改革开放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相应地，生态危机也日益严重，因此，生态书写也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当代作家笔下。雷鸣指出，新世纪以来不少小说对“展露大自然的巨大力量，……展现自然乃蓬勃蓊郁的生命有机体”[8]的书写，呈现出“自然返魅”的特征。《寻找鱼王》即此类小说的一个代表，通过主人公“我”寻找鱼王学艺并收获成长的故事，塑造了充满神秘、魔力的大自然形象。

从小说中看，主人公“我”生活在一个水少鱼也少的大山里。然而，大山里干旱陡峭只是人们看到的表面景象，事实上，这里还隐藏着一个仅为少数人所知的精彩水世界。山与水共同构成了这部作品的叙述空间，但是从小说中人们的生活经验看，山与水又是两个各自独立的封闭环境。这一描写是作家对人类生活实际的生动再现，所反映的是人类对自然的实际认识程度。因此，相比于目前人类所认识的，自然本身要更加丰富和神秘。面对未被完全掌握的自然，人类不会停下探索的脚步，但是，人们也必须谨记自然自有一套运行规律，人对自然的探索必须建立在尊重规律、敬畏生命的基础之上。

王光东和丁琪认为，生态整体利益价值观是生态文学的思想之魂，并对其进行了深入阐述：“‘生态整体’作为新型价值观，深刻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和认知，成为蓬勃兴起的生态文学思想之魂，生态文学的开阔审美空间和无限思想活力也多源于此。生态文学不再把人类作为自然界中心，不把人类利益作为终极价值标准，这并不意味着生态文学蔑视或反人类；恰恰相反，生态灾难的严重后果使生态文学作家认识到，人类无权将自己定义为中心，也不可能将对自然的征服进行到底。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永远也不可能脱离自然，唯有保持整个自然的持续生存，才能确保人类的安全、健康和永续发展。因而只有把生态系统整体利益视为根本前提和最高价值，人类才能真正有效解决生态危机，最终也一定有利于人类的长远生存和根本利益。”[9]

因此，在小说《寻找鱼王》中，从人类生存的角度看，大山的自然条件比较恶劣，但从自然的角度看，它却自成一套完整的生态系统。因为陡峭，山里才能存住水，才会有鱼。反之，人类借助现代工业之力，可以改变大山的陡峭面貌却改变不了气候，大山依然会干旱。而且，没有了沟谷，水再也存不住，鱼也会彻底消失，那么生活在这里的人将何去何从？小说给读者构筑了地上和水里两个世界，地上的山不能任由人类肆意改造，水里亦是。假如人们不知节制地过度捕捞，鱼迟早会灭绝，这就意味着守护“水根”的“鱼王”也会跟着死亡，没有了大鱼的看护，“水根”也会消失，“那时这里就干枯了，整个大山里再也不会有一滴水了”[10]。山里没水，也就不适宜人类生存了。因此，从小说中这个微型的生态圈可以看出，人纵使有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能力，却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损害自然中其他生命体的利益，更不能破坏生态平衡。人始终都是自然界中的一部分，应该懂得尊重自然，爱护自然。

雷鸣认为，新世纪以来的作家经常采用两种策略来续写“返魅的自然”，即“重塑与人类平等的主体位置的动物形象。……激活地方传统文化元素表达万物有灵的观念”[11]。张炜正是采用以上两种策略来展现他对自然的看法。

首先，作家惯于将动物塑造成与人类平等的自然界主体。《寻找鱼王》里仅有的两只猫，不仅被其主人当成了家人，与主人同吃同睡，连家里稀有的鱼也有它们一份。作家笔下的鱼，一改人们认知中“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形象而变得狡黠、残忍，如花斑毒鱼会冷笑，大嘴鱼能够诱杀捕鱼人等。小说运用较多笔墨将人鱼较量的场面写得精彩纷呈，这与其说是作家有意体现自然生命之神奇，不如说是作家从自然裁判的角度来审视人鱼互博。求生是万物的本能，就像主人公“我”的第一位师傅“旱手鱼王”（男）所说的，平时人们看到的是被制服的鱼，相反，鱼在水里却能制服人。鱼和人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中，离开各自的生活环境，其主场力量就会被削弱。所以，“旱手鱼王”师傅所讲的鱼在水中整人的故事即从鱼的视角展示了人鱼之战。这和“旱手鱼王”师傅捉鱼时“必须赤手，而且只下一次手不成就走人”的要求，均体现了作家平等的生命意识和返魅的自然观。16世纪末17世纪初，莎士比亚称人为“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人在自然界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一直延续至今日。但是，张炜却一反陈规，大胆表现了人类不及动物之处，认为人类不再是自然界高高在上的俯视者，而只是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次，万物有灵思想的体现。小说里只出现了两种动物——猫和鱼，它们都充满了灵性。例如，“旱手鱼王”师傅的猫竟然仅凭感觉就能认出“我”的第二位师傅“水手鱼王”（女），而红鳍大鱼也能向人类托梦并为其子孙后代求情。这些看似超现实的描写，其实是作家对动物苦痛的理解与体会。动物虽不能用语言与人交流，但只要人能够仔细观察，用心体会，就能感知到动物们的苦痛与情感。如张炜在《午夜来獾》中曾讲到一个故事，有一段时间人们发现一只獾总会在半夜翻过万松浦书院的墙跑进书院来，天亮即走。人们对此感到迷惑不解，直至几天后才弄明白，它的家曾在书院里某个地方，它来是因为太想家了。故事虽小，读之却令人动容。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建立在对自然生命的热爱与尊重之上，当人能够俯下身子去观察动物，去体会动物的情感时，就会发现一个超出人们经验的、令人惊异的新世界。若非有灵，鱼又怎能离开水藏身于沙土之中，甚至连“水手鱼王”都搞不明白其中原委呢？因此，小说中的动物身负异能，看似荒诞却并非完全虚构，实际上是作家对自然创造力的歌颂。

二、人·鱼·欲望：鱼王意义的多重指向

《寻找鱼王》作为一部意蕴丰富的作品，其主要体现在对于鱼王多重意义的指向上。小说围绕“寻找鱼王”这一线索展开，鱼王是谁？寻找鱼王干什么？这是小说一开篇就在读者心里种下的疑问。随着行动的展开，主人公“我”对鱼王的认识也不断更新着，原来鱼王既是人，也是鱼。“成长”是儿童文学的重要主题，方卫平认为这部小说“是对这一成长母题的一次新的演绎和诠释”[12]。在小说中，从对物质享受的追求到精神修养的提升，从向自然攫取到尊重生命、爱护生命，“我”的精神和心灵收获了快速的成长。可以说，作家有意通过这一认识成长过程，让人们反思人类的野心会给自然带来怎样的后果，反思人在自然界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应该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反顾当下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作家的这一目的显然具有明确指向，也因此具备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鱼王——大山里的仁者和智者

寻找鱼王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对“鱼王”进行建构和解构的过程。最初，“鱼王”是能在干旱的大山里捉到大鱼的人。这样的人在大山里有两位，一位“旱手”，一位“水手”。鱼是大山里的稀罕物，所以“鱼王”在大山里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他们住青堂瓦舍，抽玉石烟嘴，过着老神仙一样的日子，是山里人羡慕的对象。但是“我”找到的两位“鱼王”都和传说中的情况不同，他们虽然拥有祖传的捉鱼绝技，却隐姓埋名独居山中，不仅没有借鱼生财，反而主动承担着守护鱼、守护大山的责任。他们虽然也是从青堂瓦舍出来的孩子，却为父辈的贪念所害，受尽人间凄苦。父辈的悲剧让他们明白，大鱼虽能换来物质财富，但捉大鱼的人往往没有好下场。因此，他们摈弃物质享受，转而化身“苍莽高山中的智者和仁者”[13]，做起了大山的守护人。值得注意的是，因为两种捉鱼方法各有所长，所以大山里的“鱼王”一直都有两位。尽管两位“鱼王”的父辈曾尝试学习对方的手艺，但结果都以失败告终，这进一步证明他们是互相不可替代的存在。那么作家有意设置这样两位“鱼王”有何用意？两位“鱼王”，一位乐山，一位乐水。乐山的“旱手鱼王”捉鱼从不入水，所以他并不清楚水里的世界如何；乐水的“水手鱼王”虽然生活在地面上，但她入水后所关注的也只是水里的世界。山里与水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封闭环境，透过他们的视角，我们分别看到了两个完整的自然子系统。但是，也是因为他们各有所长，反而局限了各自对包括山水在内的自然系统的整体认识。所以，作家才会安排了一个即将掌握“旱手”“水手”两种捉鱼绝技并对山水都熟悉的主人公“我”来成为新一代“鱼王”，从而引导读者站在整体的层面上看待生态系统。这显然是作家对人类中心主义观点的反拨，其意在表明人类认识的只是自然的一部分，只有放弃以人类自我为中心，才能对自然有更清楚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