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的空间书写与人物塑形

摘要：作为一位个人风格明显的作家，沈从文在中国文坛颇具影响力。他笔下的“湘西”系列小说凭借着其独特的魅力而广受欢迎，其中《边城》最具代表性。在《边城》中，沈从文从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规模的“空间结构”与“空间冲突”出发，以匠心独运的空间书写出色地塑造了群体形象的“共性”和单个人物的“个性”。不仅为读者呈上了一幅颇具湘西风情的人物画卷，还表明了空间不只是故事发生的地点，还是人物性格生成的场所，更是人物形象的绝佳表征。

关键词：《边城》 空间书写 人物 共性 个性

“在传统文论中，我们总是把小说看作是一种‘时间艺术’，以使之和以绘画、雕塑为代表的‘空间艺术’区分开来”[1]。这样一来，小说的“空间性”被遮蔽了。人们往往在小说的时间性上倾注了过多的热情，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小说的空间性。

近年来，学界逐渐意识到了空间的重要性，开始了“空间转向”。“去蔽”之后，我们能够看到空间与小说叙事的内在联系，空间的重要性便得到了突显。湘西世界是沈从文创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者绕不开的话题。目前关于沈从文“湘西”系列小说空间叙事方面的研究仍相对较少，并且它们的着眼点大多为空间类型、空间叙事的艺术性、空间叙事的文学与社会意义，沈从文的空间意识以及将《边城》与《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空间叙事进行对比。学界尚未有文章探究其空间书写与人物形象的关系。再者，一般叙事学研究中，人物的“行动” “外貌”“专名的暗示”这三种方法才是人物形象塑造的考察重点，空间书写与人物塑形的研究还不够充分。因此，透过《边城》的空间书写来探讨人物形象的塑造，有其必要性。

沈从文的《边城》模糊了叙事时间，在现实与回忆交织的基础上，采用了空间化的情境和弱情节化的叙述方式，建构了以“茶峒”为中心的公共空间来描摹边地人民的群像，并通过空间并置，多重空间相互包容，设置空间意象等方式，呈现了不同空间中不同人物的个性。

一、公共空间的构造与人物共性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彼得堡、狄更斯的伦敦，不仅是作品的背景，“更是作品的实质基础”[2]。独具慧眼的沈从文在《边城》中没有将湘西的空间一一铺陈，而是敏锐地选择了“茶峒”这一地点，着眼于它的三个空间维度——纯美的自然空间、纯朴的社会空间及传统的文化空间，以此来构成小说人物生活的公共空间。在整篇小说里，作者强化了整体空间感，大量描写了边城的自然风景和风土人情，构造了“茶峒”这个封闭自足的公共空间，使得故事主要发生在相对单一的固定空间里，让叙事也基本上在这一空间里展开，很少游离于外，从而达到凸显人物整体形象的效果。

苏雪林在《沈从文论》中曾批评沈从文笔下人物“仅有一幅模糊的轮廓，好像雾中之花似的，血气精魂声音笑貌全谈不上”[3]，这评价是有失偏颇的，是用了俗世眼光来看沈从文的作品了。实际上，沈从文对于人物塑造有着自己的一套方法，其笔下人物的“音容笑貌”是要去空间里找寻的，这正是他塑造人物的艺术巧思。

空间从不是呆滞的背景板，它的设立往往在无形中增加了作品的地域性和独特性，也赋予了人们独特的生活氛围和基调。“一方山水养一方人”，人在不同的环境一般会有不同的举动，“空间与人物性格及其所导致的行动之间确实有千丝万缕的内关联”[4]。在“茶峒”这一公共空间内，“他要读者抛下各自的烦恼，走进他理想的世界，一个肝胆相见的真情实意的世界”[5]。这里有形形色色的人物，他们或处于故事的中心位置，或融入背景中被一笔带过，共居在同一空间的他们都有着“茶峒”的共性。

（一）纯美自然空间下的人情美

《边城》开篇虽也提到一两个人物，但沈从文不急于让他们出场展开故事，只把他们作为“茶峒”这一空间的装点，反而花了大量笔墨描摹了这方山水的秀丽多姿，人来船往。沈从文在《边城》中这样写道：“人若过溪越小山走去，则只一里路就到了茶峒城边。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小溪宽约廿丈，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河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6]，“茶峒”之美跃然纸上。

山美水美人更美，写景其实就是在写景中人。沈从文将“茶峒”这一场所作为公共空间，并以之来表征人们的共性，塑造集体的“群体性格”，试图找寻重塑民族品德的可能。这预设的美好自然空间决定了茶峒人的共同特征，这里的人们有着好山好水赋予的美好品质，他们勇敢、善良、仗义，涨水时会急急地把船桨过去救空船上的妇人或孩子，过渡时心有不安，抓了钱要给管船人，有意思的是，这管船人亦不肯收。顺顺尽管因着大老的死对翠翠爷爷心里有些疙瘩，却也为他的丧事尽心尽力。诸如以上种种人情美，书里比比皆是。这样的设置是沈从文有意而为之的。在《边城》与《长河》的题记中，沈从文自述《边城》是“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7]，以保有正直素朴人情美的“茶峒”内部世界与存有唯利庸俗人生观的实际社会两个时空形成对比，塑造了富有人情美的茶峒人民，希望引发人们对当下时空的思索，以期能在“相宜环境中，即可重新燃起青年人的自尊心与自信心”[8]。

（二）和谐社会空间里的自由风

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茶峒”也不例外。“个人感知的空间、个人的社会关系空间、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都是社会空间的组成部分”[9]，而“空间最好的标注就是人，人的活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彼此形成的社会关系，这些都是决定空间特征的重要因素”[10]。“茶峒”的社会空间氛围是纯朴的，人际关系也是和谐的，人们的社会生活亦是相对自由的。

俗话说：“官大一级压死人。”然而这样的情形在“茶峒”里似乎不存在。个人在社会中位置的高低并不影响茶峒人民的自由交往。掌水码头的顺顺一点儿“官架子”都没有，他不过分看重人的身份，喜交朋结友，“故凡船只失事破产的船家，过路的退伍兵士，游学文墨人，凡到了这个地方，闻名求助的，莫不尽力帮助”[11]。他同那老船夫在大老去世前也是交情甚好。

城中的戍兵也是很好相处的。平日里，“除了号兵每天上城吹号玩，使人知道这里还驻有军队外，兵士皆仿佛不存在”[12]，就像沈从文在《我所生长的地方》一文中所述那般，“兵卒纯善如平民，与人无侮无扰”[13]。端午日，人们会和军官一同庆祝，船上人能同副爷一道喝酒，其乐融融。“赛龙舟”“抓鸭子”等空间场面，足以说明官军民打成一片，交往中一派自由风气。在这样的近似理想的社会空间里，人们得以尽情享受生活，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茶峒人友好、团结、和善的一面。

（三）传统文化空间中的保守气

位于楚地的“茶峒”，其主要文化形态是楚文化，而巫傩则是楚文化的内核。偏远的地理位置为“茶峒”的传统文化提供了生存空间，再加上地方军事“注重在安辑保守，处置极其得法，并无变故发生。水陆商务既不至于受战争停顿，也不至于为土匪影响，一切莫不极有秩序，人民也莫不安分乐生”[14]，从而使得楚文化及传统节日习俗和婚俗都能有所保留，但这些也造就了茶峒人身上的保守气。

沈从文作为从湘西走出去的作家，“湘西文化个性之一——巫傩——必然在他的人生和创作中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15]。这一点在《边城》中也有所体现。他借助于“戏台”这一文化空间意象上的人物“小生岳云”来介绍傩送外，还巧妙地表达了民众对于巫傩文化的认可，“天保佑的在人事上或不免有龃龉处，至于傩神送来的，照当地习气，人便不能稍加轻视了”[16]。小说正是这样描述人们的态度的：“从湘西文化来看，神性观念尚未解体，民间巫风炽盛正是该地域的文化风标。”[17]在这样的文化空间中，人们对傩神的集体性憧憬倒也不足为怪，就连年纪尚小的翠翠都会哼着巫师迎神的歌来玩。

茶峒人“一切事保持一种淳朴习惯，遵从古礼”[18]，传统节日与婚俗皆如此。就说传统节日，“边城所在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是端午、中秋与过年。三个节日过去三五十年前，如何兴奋了这地方人，直到现在，还毫无什么变化，仍是那地方居民最有意义的几个日子”[19]。到了这样的日子，尤其是《边城》中重点叙述的端午日，那可是全茶峒人的盛会。书中是这样描写端午节的：

端午日，当地妇女小孩子，莫不穿了新衣，额角上用雄黄蘸酒画了个王字。任何人家到了这天必可以吃鱼吃肉。大约上午十一点钟左右，全茶峒人就吃了午饭，把饭吃过后，在城里住家的，莫不倒锁了门，全家出城到河边看划船。河街里有熟人的，可到河街吊脚楼门口边看，不然就站在税关门口与各个码头上看。河中龙船以长潭某处作起点，税关前作终点，作比赛竞争。因为这一天军官、税官以及当地有身份的人，莫不在税关前看热闹。[20]

“吃鱼吃肉”“妇女小孩穿新衣，雄黄蘸酒”以及“看热闹”，对这些节日里群像的描写展现了边地人对于传统节日的重视。

当地人的婚俗也是多年延续下来的，譬如“走车路”找人上门说媒，或是“走马路”为心上人唱歌。最浪漫的当然是“马路”这一空间表征中的站在“高崖”上为意中人唱歌。杨马兵年轻时便在碧溪岨向翠翠的母亲唱歌求爱，等到了翠翠，大老二老也得来唱歌讨她欢心。在“高崖”上唱歌，这歌声中寄寓的是茶峒年轻人那追逐美好爱情的决心，也是茶峒人对传统的坚守。

正如沈从文在《一个人的自白》中所说：“人有类型与差别，大多数的群，用类型可以概括，少数的存在，有时却差别十分大。”[21]共生于“茶峒”的人们有着公共空间映射下的共性，然而在不同的个人空间中成长起来的人物个性才是沈从文小说的亮点。通过不同规模的空间表征人物，丰富人物个性，才是推动情节发展，促使小说成功的关键。

二、“大空间”的架构及其关照下的男性个性

（一）“大空间”的架构

虽然《边城》的故事情节主要发生在前文所述的公共空间“茶峒”中，但独具匠心的作者为了使人物性格更具有层次感，更丰富，而特意并置了两个对立的空间。一个是内部——人们日常生活的“茶峒”，一个是外部——由“官路”和“白河”连接的“茶峒”以外的空间。“茶峒”以外的空间是充满未知与冒险的，也是只有男子能去的。因此，内部与外部空间对置而成的“大空间”给了他们产生不同个性的机会。

由于身体的自然属性和人类繁衍的分工有别，更由于历史文化的因袭和社会角色的规约，男子的空间世界总是大大超过女子所领有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在《边城》的空间里，翠翠所领有的空间，就是小小的渡船，当然还加上与爷爷和黄狗共同领有的小小家庭，再就是节庆中的节目观赏席。端午节固然是翠翠爱情萌生的快乐节日，但她也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观赏者，龙舟赛的健儿们都是男子，没有女子展示她们窈窕而飒爽的英姿。

小小的茶峒，因为小小的河流连着大江大海，有的生意连着大口岸，也许是汉口，也许是上海。傩送远行，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永远的绝望与意外的惊喜相辅相成，而翠翠只能在小小渡船上等待，别的似乎什么都不能做。但是因为有着牵挂，男子的大空间，也与女子联系了起来。茶峒世界，看起来封闭，却又有极大的开放性和张力。

（二）男性个性

1.天保与傩送

建筑学家安德鲁·巴兰坦曾写道：“家负载有意义，因为家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基础，与我们生活中最为私密的部分密切相关。”[22]我们的性格形成往往受到家的影响。出生于船总家庭，母亲又略有产业，傩送与天保兄弟俩的家庭空间是相对坚固与完整的。家庭与周边环境的关系，往往预设了家庭成员与周边人的关系。稳固而殷实的家庭给了兄弟俩去爱去闯的底气。待兄弟俩“年已长大，必须在各一种生活上来训练他们的人格，作父亲的就轮流派遣两个小孩子各处旅行”[23]。外部世界的闯荡，“船只”这一独特空间中的“最重的荡桨”“背纤时的头纤二纤”“硬邦邦的舱板”都是表征他们“结实如老虎，却又和气亲人，不矫情，不浮华，不倚势凌人”[24]个性形象的符号。

在沈从文的笔下，“空间意象”不再是静止的符号，而是潜藏着一种对立的“空间冲突”，从而铸造了天保、傩送兄弟俩不同于“常人”的爱情态度。成长于“茶峒”，而又四处行走的俩人在了解到难兄难弟都同时爱上翠翠时，他们没有照茶峒人的规矩“来一次流血的挣扎”，也不做那大都市怯懦男子爱与仇对面时的“情人奉让”，而是选择了各凭本事，公平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