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捉情感结构的微妙变化

摘要：简·奥斯丁的小说致力于探索爱情与婚姻，《劝导》作为她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其中对于爱情与婚姻的理解已经相对成熟。奥斯丁认为理想的爱情模式是理性与情感的完美结合，而理性和情感则是建立在美德的基础之上的。本文通过捕捉《劝导》中情感结构的转变，结合历史的眼光对旧贵族的没落和具有社会典型性的价值取向展开论述，从择偶观和价值观来透视奥斯丁所推崇的爱情。

关键词：简·奥斯丁 《劝导》情感结构 爱情与婚姻

雷蒙·威廉斯最早在1954年提出情感结构这个概念，他认为：“情感结构承担着将个体经验上升为社会经验并最终概括为文化的功能，是一个时代社会共同体成员共有的生活经验和价值观念的表达，尽管它主要体现在文化精英所创造的文学艺术文本中，但这些文本也是创作者将个人经验与公众经验有效融合的产物。”[1]在对小说《劝导》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关注小说人物情感的表达和他们潜在的价值观念，以此来捕捉奥斯丁小说世界中人物微妙的情感结构。《劝导》出版于1818年，我们可以将背景设定为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在此基础上结合英国的时代背景，更易于我们理解小说所描绘的社会。

一、没落贵族的旧体面

追溯文学中的贵族形象，我们首先联想到的是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以及贝奥武甫等英勇的骑士。贵族精神最早来自骑士精神，对于早期的贵族，我们将他们同忠君爱国、武艺高强、锄强扶弱等词汇联系到一起。早期的贵族象征着具有高尚道德品质的模范人物，他们是群众生活的榜样，是社会正义得以伸张的保证。但是到了都铎王朝时期的英国社会，这一切开始转型，我们审视文学作品就可以发现，贵族的形象变得不再高大，反而被描绘成贪婪邪恶、残酷冷血的反面形象。在此之后，随着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贵族逐渐同资产阶级结合起来，经过发展与融合，贵族便以英国绅士的形象，出现在了18世纪的英国文坛之上。

在英国，贵族是享有特权的阶级，到了18世纪末，对贵族头衔的崇拜依旧根植在英国民众的意识中，但是贵族的影响力较之前已经大大减小。“他们痛感自己失去了往日的光荣，不过，仍有一份不可剥夺的、似乎与生俱来的财富即贵族气质可以弥补其他方面的亏损。”[2]奥斯丁寥寥几笔便将一个没落贵族的形象描绘了出来，沃尔特爵士的形象在这个时代是很具有代表性的，家族衰落和贵族的体面难以维持绝非偶然。

沃尔特爵士的贵族头衔是从男爵，这个身份是微妙的。历史学者将贵族分为大贵族和小贵族，阎照祥先生在《英国贵族史》中谈道：“在英国，拥有公侯伯子男爵位的是大贵族，然而从男爵、骑士和乡绅等是小贵族。”[3]沃尔特先生显然并不属于大贵族的行列，身为从男爵的他不善经营，在妻子过世之后要通过抵押凯林奇府来维系他“体面”的生活。旧式的贵族阶层对于维系自己生活的体面有着很大的执念，这种体面既表现为外在的生活方式，也表现为内在的情感价值判断。在外在方面，沃尔特爵士在衣食住行等方面要体现出自己贵族身份所需的优裕，并且希望受到他人足够的尊敬；在内在方面，他首先对社交对象的选择有着严格的要求，对于达尔林普子爵夫人和她的女儿，沃尔特爵士表现出十分的殷勤，并把这段高贵的远亲关系，挂在嘴边以显示自己的不凡。对于安妮同史密斯夫人交往，沃尔特爵士则表示嘲讽，他表示安妮住在客栈的这位“朋友”，不配成为艾略特家的社交对象。但当巧言令色的克莱夫人来到沃尔特爵士身旁时，沃尔特爵士违背了自己的社交体面原则。克莱夫人住到丧偶的沃尔特爵士的府邸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但沃尔特爵士无法拒绝克莱夫人对他的吹捧，他忽视了这种矛盾。

在为女儿选取结婚对象时，他也表现了旧贵族传统的择偶观点：“在理想的贵族婚姻中，家族世系的延续、强大的政治联盟的建立、家族财产的保护和积聚、家族社会联系的扩大、家族社会地位的上升，是首要考虑的问题。”[4]温特沃斯上校向沃尔特爵士提亲时，“他既没有正式表示不同意，也没有说绝对不行，只是以极端的惊讶、冷淡和沉默表示反对，并公开声称，绝不为女儿做任何事情。他认为这是一桩很丢人的婚事”[5]。沃尔特爵士认为：“要结成一家门当户对的姻亲，只能靠伊丽莎白，因为玛丽不过嫁给了一个有钱有势的乡绅人家，虽然给了婆家很大的荣誉，自己却什么也没得到。”[6]伊丽莎白自己也希望，“要是拿得准一两年之内有一位从男爵身份的绅士来正式求婚，那是非常令人欣慰的”[7]。从沃尔特爵士对女儿们选择的择偶对象的态度中，我们可以推测出他的婚姻观念：拥有贵族头衔的绅士是择偶的最优选择，有权有势的乡绅虽然并非最好的选择但是也可以勉强接受，而同一位既无爵位又无财产的男性缔结婚约，则是一件有失体面的丢脸事。

沃尔特爵士无能且自大的形象，被奥斯丁轻易地勾画了出来，我们可以感受到奥斯丁对于顽固没落贵族的态度是贬损的。在当时，如沃尔特爵士一般的没落贵族，其能力与品德不足以支撑其享受社会的特权和崇高的地位，当德不配其位的情况屡有发生时，顽固贵族的衰落也是必然。当温特沃斯上校拥有大量财产和海军中的高位后，他有了向一个挥霍无度且愚蠢的从男爵的女儿求婚的资格，沃尔特爵士对于这段婚姻也只能选择妥协，沃尔特爵士聊以自慰地说温特沃斯上校的漂亮相貌正好抵得上安妮的高贵家世。伴随着贵族阶层的衰落，贵族所捍卫的旧体面已不再牢靠，他们的价值观不得不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作出适应性地调整，能让他们稍感宽慰的，也只剩下贵族头衔留给他们的精神优越感。

二、典型人物的俗世情感

我们捕捉社会成员的情感结构，艾略特先生和拉塞尔夫人是很好的切入点，前者是个自私的利己主义者，后者则是彻底的世俗理智化身。艾略特先生作为奥斯丁塑造出的一个极致的利己主义者，他看重和费尽心机去追求的价值，可以看作是被当时社会所普遍承认的价值。史密斯夫人在谈到艾略特先生过往时如此说：“他对血统和有地位的亲戚等方面的看法完全改变了。他早已拥有足够他挥霍的钱财，在财富和享乐方面已经没有什么可追求的了，也就逐渐懂得要把幸福建筑在他将继承的社会地位上。”[8]艾略特先生第一看重的是社会财富，他本有机会同沃尔特爵士的长女伊丽莎白结婚，但为了实现快速富起来这一目标，他同一位牧场主的女儿结婚，然而婚后他对妻子并不好，妻子很快去世，艾略特先生也得到了他所渴望得到的财产。“联姻无疑是发财的主要途径，例如，诺斯勋爵的父亲曾经与三位富有的女继承人结婚。”[9]虽然艾略特先生的第一任妻子为他提供了足够他挥霍的物质财富，但是妻子没能为他带来社会地位的提高。于是，艾略特先生回到了沃尔特爵士身边，企图修复同沃尔特爵士一家的关系以继承爵位。诚然，艾略特先生不能代表全部青年，但可以作为一个典型被看待，他的身上透露出了一种财富第一、地位第二的价值取向，而婚姻则被他视为快速获取利益的一种方式。

巧于心计的艾略特先生自然十分容易地获得了拉塞尔夫人的认可，作为世俗理性化身的拉塞尔夫人，其价值取向早已被艾略特先生捕捉。拉塞尔夫人认为安妮同艾略特先生的结合会是非常幸福的结合，拉塞尔夫人希望安妮继承她母亲的权力和地位，成为凯林奇未来的女主人。拉塞尔夫人作为一个骑士的遗孀，很难摆脱她固有的阶级局限性，她对名门望族比较偏爱，看重地位和财富，对于有钱有势的人们的缺点有时就忽略了。她不同于艾略特先生的阴险狡诈，是一位对待他人情感真挚的善良妇女，一心希望安妮嫁入一个体面的人家。伊恩·瓦特在《小说的兴起》里谈道：“大量证据表明，向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过渡，带来了婚姻危机，这种危机尤其是对总人口中的女性部分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她们的前途大大地超过以往的完全依赖于她们能否结婚，依赖于她们能缔结什么样的婚姻，而与此同时，对她们来说，找一个丈夫却越来越难。”[10]而出身高贵的妇女，只能走受人赡养这一条道路。安妮作为一个从男爵的女儿，未来最好的出路就是嫁给一位体面的绅士受人供养。拉塞尔夫人的理性代表着的是当时普遍被接受的择偶观，有着贵族头衔、丰厚的财产、稳定的收入和房屋土地等不动产的绅士，显然是最理想的结婚对象，而在此基础上的绅士风度、高尚品德和英俊相貌更是锦上添花。艾略特先生正是迎合这种普遍的择偶观打造出来自己的人设，以致他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绝佳的结婚对象。

奥斯丁在书中如此评价拉塞尔夫人：“有人观察力敏锐，善于识别人的性格，具有天然的洞察力，总之，其他人的经验无法与之媲美。拉塞尔夫人在这方面的悟性远远不及她的年轻朋友。不过她是一位善良的女性。如果说，做到通情达理和判断正确是她的次要目标，那么她的首要目标就是要看到安妮得到幸福。她爱安妮胜过爱自己的才能。”[11]拉塞尔夫人的首要目的，是希望安妮找到一个合适的结婚对象，希望安妮过得幸福，所以，驱动拉塞尔夫人作出价值判断的动力是理性，并非是用迂腐的价值观念来对安妮的择偶指手画脚。对安妮发自心底的关心与爱，是拉塞尔夫人同沃尔特爵士最大的不同，受阶级局限的影响，拉塞尔夫人对旧贵族的价值观无疑是偏爱的，她以世俗传统的婚姻观作为她判断的立脚点，传统的、长久的、约定习俗的方式被她认为是“安全”的。

所以，当温特沃斯上校在军队中赢得了地位与财富之后，温特沃斯上校就成为了一个“合格”的结婚对象。当上校还是个没有财产的浪荡青年，拉塞尔夫人的棒打鸳鸯是出于理性，当8年后安妮与同样一个人荣谐伉俪，拉塞尔夫人献上的祝福同样是出于理性。拉塞尔夫人由理性驱动的内核是不变的，变的是她应和时代而转变的价值判断，当海军身份可以使无名小辈得到社会认可，贵族的头衔就不再成为评判结婚对象的最主要标准。“贵族选择配偶非常注重门当户对，一般实行内婚制。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16—19世纪的贵族婚姻逐步跨越了等级制的界限，变得比较开放，贵族阶级内婚率逐渐下降，但对于财富却非常重视。”[12]拉塞尔夫人经历了从不接受温特沃斯上校到爱护温特沃斯上校的转变，这是因为温特沃斯上校证明了他有能力也有条件去爱安妮，并且能给予安妮相对稳定的生活。传统的婚姻观认为女性选择的结婚对象，在经济和地位上都要优于自己，安妮同温特沃斯上校的结合，则是对这种传统的颠覆。拉塞尔夫人对于温特沃斯上校的接受，代表的是世俗社会对这段婚姻的接受，也宣告了安妮这段爱情的胜利。

三、以美德为蕊的理想爱情之花

《劝导》的作者简·奥斯丁出生于英国汉普郡的一个牧师家庭，终生未婚。她的小说并非表现乡村爱情模式下琐碎的家长里短，而是以敏锐的眼光探索爱情与婚姻的理想模式。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如此评价奥斯丁：“简·奥斯丁的小说要比笛福的小说复杂，因为她笔下的人物是相互依存的，而且她的小说里的情节错综复杂。”[13]“简·奥斯丁笔下的每个人物都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足以使他们跳出小说的范围，去过上一种拓展了的生活。”[14]“她不妨给她笔下的人物贴上一个标签，如理智、傲慢、情感、偏见等等，以此来供人识别，可是他们并不各自局限于其中的某一品行。”[15]英国小说家喜欢在小说中探讨自己的道德观，奥斯丁也不例外，她将目光集中于对爱情与婚姻的探索。

在奥斯丁的前几部作品中，女主人公都嫁给了有地产的土地主，而在《劝导》中，男主人公却是一个既无地产也无裙带关系的年轻海军军官。“由于父母双亡，他便在蒙克福德租了房子住了半年。当年他是一位倜傥潇洒的年轻人，学识渊博、意气风发、才华横溢。”[16]“温特沃斯上校没有财产。但他在事业上很走运，不过钱财来得容易，花得也快，他没有分文积蓄。他坚信自己会很快富起来。”[17]温特沃斯上校并非拥有贵族头衔的英国绅士，而是一个充满激情与活力的青年。拉塞尔夫人认为这样的青年对于爱情和婚姻都是危险的，因此出于“理性”的角度劝导安妮放弃这段感情。然而，在同安妮分手8年之后，温特沃斯上校就拥有了25000镑财产，成为了一个有资格迎娶从男爵女儿的海军军官。

在不列颠岛上建立的英国，以海洋经济为其重要的经济支柱，海军成为维护其海上经济的重要保障。“1793—1815年是整个风帆时代英国海军发展的最高阶段，英国通过这一时期的海军建设和海上战阵的一系列胜利，最终战胜了法国及其盟友的海军，成为当之无愧的海上霸主。”[18]温特沃斯上校找到了社会地位上升的一条快速通道，在英国海军发展的黄金时期搭上了这辆快车。然而传统的旧贵族对于海军的社会地位仍持保留意见，沃尔特爵士在评价海军这个群体时如此说道：“不错，我从两个方面看，我对这一职业感到不快。我之所以不喜欢它，有两个重要的理由。首先，出身低微的人可以因此获得过高的地位，获得他们先辈不敢梦想的荣誉；其次，这种职业会极可怕地摧毁一个人的青春和精力。”[19]对于海军使出身卑微的青年实现阶级跨越的这一现象，沃尔特爵士表示不满，对于这类青年奋斗而得来的地位，也没有给予完全认可。尽管旧贵族们不愿承认，但海军青年通过战功而获取的社会地位正逐渐被社会所认可，伴随着英国海军日渐强大，一条实现阶级跨越的通路也摆在了青年们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