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城》的理想重建与更新

摘要：中国现当代作家在吸收西方文学观念的同时，也在批判和试图建构中华民族的文化秩序，并随着时代的发展潮流不断重建和更新中华民族理想的乌托邦，这个百年“建构”过程并非一劳永逸，在“建构”完成后也在不断“解构”，进而重新“建构”，这不仅是文学的发展规律，也是文学的思考得到更新的体现。余华的《文城》描写了一个理想乌托邦建设的过程。作者借助儒家文化所提倡的中华民族理想人格，抒写在特定时代重建乌托邦，又因特定时代的变化和动乱将其毁灭，进而使得中华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得以不断地补充有温度的新鲜血液。

关键词：余华 《文城》 百年写作 重建 自毁

继2013年出版发行的《第七天》后，时隔8年，《文城》的出版和发行使余华重回读者的视野。《文城》的故事分为两个部分：林祥福千里寻妻，然后落户溪镇，终因时代的动乱死去，该部分作为故事的主线；《补》主要讲述纪小美“北上”失败后重回溪镇后，冻死在溪镇城隍庙广场祭拜苍天停雪的仪式上的故事。这两个故事形成有效的“对话”，进而展现《活着》以前的故事。

在线下活动中，余华说他们这一代作家“总是想写够一百年的故事，哪怕不是在一部作品里写完，也要分成几部作品写完”[1]。这暗示以余华为代表的这一批作家都有一个“一百年的故事”写作梦。弗洛伊德认为：“梦的内容大部分来自我们的现实经历甚至是童年时期的经历。”[2]《文城》的写作过程历时21年，其间有以现时环境作为现实因素在规范着余华的写作；此外，《文城》中的场景描写主要集中在长江以南的溪镇，与余华的童年经历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从这两方面来讲，《文城》的写作是余华企图通过自我的童年生活经验找寻一块能够安置自我灵魂需要的精神福地。

对于《文城》的发行，丁帆认为《文城》是一部如诗如歌、如泣如诉的浪漫史诗；王宏图认为《文城》“不是一部基于真实生活逻辑的现实主义作品”[3]，而是“一个大杂烩式的分裂文本”[4]。更多学者是从《文城》的人物与环境描写出发，认为溪镇是余华投射其理想人格的“乌托邦”。杨庆祥认为《文城》“无法抵御历史衰败的逻辑曲线”[5]，但“寄托了一种乌托邦式的想象和向往”[6]，洪治纲认为文城是“人间真情厚义的承载符号”[7]，余华自评《文城》是带有“戏剧性”的“传奇小说”，力图通过林祥福和溪镇镇民的故事完成一个在动乱时代中的理想乌托邦建立。上述对于《文城》的主题探讨，更注重其本身的能指意义和所指意义，而对《文城》主题的建构和解构缺乏必要关注。溪镇是低配版的“文城”，既带有时代理想主义色彩的乌托邦建设，同时也是因特定时代的动乱被“毁”的城镇。溪镇的受难和被毁，使其进入中国近代社会的启蒙阶段。可被毁和坍塌后如何再次重建带有理想主义的精神福地，或许才是《文城》要提出的问题。“在文学作品中提出问题，是作家大胆看取人生的表现。作家敢于正视社会人生，必然引起文学观念的变化，同时也开拓了审美领域。”[8] 《文城》的写作凝缩了余华21年的思考，从写作过程到文本生成，或许能反映余华对“活着”的态度。杨庆祥认为：“文学是要让人活的，不是要让人去死的。”[9]《文城》作为一个有理想主义精神的文本，其书写确实让人找到了活着的信仰和希望，但当中华民族的信仰和希望在西方思潮的冲击下被撞击的时候，如何重构中华民族的社会规范与社会秩序？如何绽放中华民族的生命之花？或许才是《文城》的写作应该解决的问题。

一、借助中华民族理想人格重建乌托邦

自鸦片战争以降，随着中国国门的打开，西方各种理论和思想主义相继涌入中国文学界。作为五四运动先锋的鲁迅认为：“一切事物，虽说以独创为贵，但中国既然是在世界上的一国，则受点别国的影响，即自然难免，似乎倒也无须如此娇嫩，因而脸红。单就文艺而言，我们实在还知道得太少，吸收得太少。”[10]近代的中国文学主要是跟随着西方的文学潮流而不断作出自己的改变，基本上走的是西方文学发展的道路，直到左联的成立和后来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时刻，才逐渐走向以中国共产党为主导的无产阶级文学。改革开放后，国门再度被打开，各种思潮再度活跃于中国文艺界，并相继形成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等文学流派。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新时期的文学不断地在借鉴外国文学的写作技巧，但也不忘中国本土的“国民性”特色。与五四时期鲁迅一样，新时期的作者也在不断地给自身和社会寻找一条理想的出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几代作家都曾不满现实的丑恶，力图重建理想，但最终却回到了最古老的传统，如此代代相沿。”[11]《文城》的写作也遵循了这条道路，以期通过中国的儒家传统和打破个体在精神层次的二元对立走向，向读者展示困苦的“活着”也能不断地得到新的希望和新的出路。

（一）儒家文化的濡染

《文城》的主人公林祥福生于书香世家，“父亲是乡里唯一的秀才，母亲则是邻县的一位举人之女。”父亲死后给他留下“一百多册线装的书籍”，同时也受到“母亲饱读诗书和勤俭持家的品行”的熏陶，“在织布机吱哑吱哑的声响里和母亲温和的话语里，他从《三字经》学到了《汉书》《史记》。”林祥福在童年时期所接受的教育和社会礼俗规范主要来自儒家文化，在他日后的待人处世中，也因童年的习得而不断地践行着儒家的仁义观念。林祥福继承了母亲对他的教育方式，他“没有把林百家送去学校”，而是“按照私塾的规矩给孩子们上起孔孟儒学课程，《论语》《孝经》《大学》《中庸》，还有《孟子》和《礼记》一应俱全”。并要求孩子们要“认字读书。从今往后，坐要坐得端正，走要走得方正。”将母亲传给他的品行，通过以儒家文化为依托的教育方式来塑造孩子们的品行。在社会礼俗规范方面，林祥福更是将它发挥到极致。如“将适舍。求毋固”[12]即到人家家里拜访时，不能够随随便便。17年前的女人对林祥福的共同记忆是：“自己的孩子啼哭之时”，“他是仿佛在用指甲敲门，轻微响了一声后，就会停顿片刻，然后才是轻微的另一声”。这是一个带着儒家文化的践行者到异乡之后给溪镇人展示的儒家品行。在溪镇住下后，林祥福并没有放弃其仁义思想的实践，即使顾益民被张一斧绑票后，面对商会里“体面绅士”的注视，他并没有拒绝此行，而且还答应张一斧的要求，独自前往刘村赎回顾益民。除了林祥福，溪镇也是在儒家文化濡染下的产物，即使镇民们没有血肉上的亲密联系，但在待人处事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也践行了儒家的仁义思想，顾益民、陈从良和“和尚”都可以说是儒家仁义思想的践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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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打破二元对立的灵魂拷问

五四运动以来，以郁达夫为代表的创作社成员大多通过浪漫主义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感受。他们有强烈的表现欲望，希冀通过文学来展现自我的内心世界，通过内在的心理冲突和外在现实世界的矛盾，将“复调”结构融入文学创作中，从而为自我与社会的矛盾探索一个可以解决的方式。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三突出”原则渐被强制作为作家写作的“创作原则”。过度强调人物的光明面必然伴随着某种阴影面的产生，这主要表现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学作品中。新时期以来，各种文学思潮的发生，在本质上是重回五四时期所提倡的发挥个人主观主义精神，解构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特别重视和强调文学应突出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和集体主义写作原则，强调通过自我感受去认知整个社会的变化，而不是单纯依靠某种没有情感和血液流动的信仰去完成没有悲悯的人物叙事。《文城》中对林祥福的心理也有刻画，但个体的内在冲突少，例如相亲见女方时要考虑母亲的感受；当他对刘凤美心猿意马词不达意时，媒婆的眼色使他犹豫并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当他想回家时，却又因女儿的成长和待嫁让他不得不留在溪镇。从林祥福表现的内在心理冲突来看，并不是他对自我历史定位认知的不足或无力改变外界对他的影响，而是完全忠实于儒家思想行为规范的心理行动，但这种忠实行动被赋予个性色彩，实质是内蕴个体情感的表达和有血有肉的行为方式，而不是一种“公式化”的人物塑造。余华曾说，他想知道一个善良到极致的人到底会以怎样的姿态出现，这个念想在林祥福身上完成了。一个崇尚中华文明并忠诚实践中华文化的人物，或许能为当下中国社会的内心矛盾冲突和无法解决的“无物之阵”提供一条可以解决的方法。

（三）在失去中不断获得

《文城》的故事是由长江以南的纪小美引发，她按照沈祖强的指示，向京城前进，以期通过住在京城的姨夫“谋得一份差事”。但因金钱的缺乏，他们不得不在黄河以北的定川停留，并与林祥福产生联系，随后便有了林祥福从北到南的千里寻妻之旅。在一定程度上，与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叙事类似，但《十八岁出门远行》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离开家乡，到“我”所希冀的远方去探索和认知，其间尽管有所阻碍，但还是“像一匹兴高采烈的马一样”跑向远方。尽管《文城》中的纪小美因离开西里村而让其眼睛重现“金子般明亮的眼色”，但最后还是回到溪镇，即回到她一生待过最长的地方。“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当我不写作的时候，我才会想到自己是在北京生活。”[13]这是余华的自述，也就是说，“当现代作家回眸反顾自我童年的经历时，显然他们的兴趣首先集聚在对自我人格形成的审视，也就是说他们为了在生活的纷繁和时代的骤变面前获得一种确定感，急于想寻觅出自我人格精神泉流的主要源头。”[14]从文化寓意上讲，就是重新找寻塑造自己文化的根。无论是林祥福的南下还是纪小美的北上，他们最终都回到了他们的故乡。在出门远行的过程中，他们不断失去外在功利化的物质，得到的是几千年前古代圣贤文人留下的文化精神财富，而也正是这样的一种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可以使得当下的我们找寻到属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根”。通过归家式地寻找，企图给读者传达一个启示：我们确实在不断寻找建设自我的资源，但不能否定中华民族的历史积淀。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用中华民族的视角去观照个人内在秩序的建设，才能更好地发现自身存在的不足和缺点，从而建立内在的批判性建设。

从濡染儒学到打破二元对立的人物塑造，并通过“寻根”的方式建立具有中华民族理想人格的乌托邦，或许就是余华在这21年的写作中，既是给自己也是给读者找到的关于个体与社会之间矛盾的解决措施。但这个乌托邦并不是实践意义上的永存，它只是短暂的概念性存在，不管是对个体还是对社会来说，都在不断地发展和更新。

二、毁掉是为了更新

社会发展和更新是历史潮流前进的必然趋势。作为社会心灵服务者的作家也应如此，他们需要有敏锐的洞察力和感受力，主动承担起作家这个社会角色本应履行的义务。真正的作家对底层人民给予怜悯的同时，也会忠于民众的思想，以批判为己任而获得读者的重视。所以，《文城》中的乌托邦在建立的同时，也在不断地用外在的冲击将其毁灭，只是为了让民族的和内在的自我秩序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更新。

（一）时代环境的更新

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任务，同样，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理想。老子的理想是建立“老死不相往来”的乌托邦；五四新文化战士的理想是构建“民主”和“科学”的中国社会；新时代以来，中华民族的理想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一个作家而言，他也因时代的发展和更新会产生不同的创作风格和创作思维，但每个时期的创作基本上是对前一个社会时期的深入思考，从而不断更新自我对社会的认知和对历史发展潮流的预判。如果作家的理想早已被程序化规定，那作家对社会的思考深度也就戛然而止，正如鲁迅所言：“这闭着的眼睛便看见一切圆满，当前的苦痛不过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于是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也就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15]李德南认为：“《文城》弥合了余华在不同时期的风格裂痕，称得上是他的一部自我总结之书。”[16]但这自我总结的只是余华的前期写作，这种风格再现对余华以后的写作是否也是一种时代的暗示？关于写作本身，余华认为：“写作的过程有时候就是这样，很像是斗殴的过程。因此，当某些美妙的叙述方式得到确立的时候，所表达出来的不仅仅是作家的才华和洞察力，同时也表达了作家的勇气。”[17]通过内在心理的斗殴并与外在环境取得联系，体现的是作家对社会变化的敏锐程度，而正因为对社会的潮流有着某种趋势的预判，作家就必然要有强大的主体意志力克服对当下现实与理想难以实现的不满。鲁迅认为真的知识阶级“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18]随着林祥福在溪镇“落地”并经过长达10年的“生根”，他“也开始显露出生命的疲惫”。《文城》中的乌托邦，在林祥福、顾益民、纪小美和溪镇镇民共同建立起来了，但这个理想乌托邦也有可能随着特定时代的到来而受到外界的攻击，最终被毁灭。下一个高配版的“文城”是什么样的？如何建立？通过时间而产生的历史或许可以回答。余华认为：“于过去的经验和将来的事物同时存在于现在之中，所以现在往往是无法确定的和变幻莫测的。”[19]现在进行时尽管可以窥视过去和预判将来，但也因现在进行时的不确定性，亦可导致“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重复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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