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变局下西欧左翼社会运动的发展动向

【关键词】左翼社会运动  新型左翼政党  左翼思潮  政党形态

21世纪以来，左翼社会运动在主要西欧国家形成一定声势，并在取得初步社会影响力后迅速发展成为新型激进左翼政党，其政治动员和组织运作富有创新特色，为观察和研判左翼思潮在欧洲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极佳案例。

西欧左翼社会运动的发展态势

欧洲政治与社会生态在一系列危机重创下经历复杂演变，其中，左翼社会运动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德国等西欧国家呈现上升势头，近年来逐渐发展成为能够影响大选结果的重要政治力量，引发外界普遍关注。在法国，曾担任法国职业教育部长的梅朗雄领导“不屈法国”（FI）运动，在激烈的政治角逐中稳步提升影响力。2016年2月，“不屈法国”运动举行成立集会，并在2017年１月正式成立政党，梅朗雄随后作为该党和法国共产党联名支持的候选人参加了2017年大选，获得近五分之一选民支持。2022年，梅朗雄再次参与法国总统大选角逐，不但在第一轮选举中位列第三，与国民联盟候选人勒庞仅相差二三十万张选票，而且在第二轮选举中领导生态和社会人民新联盟（NUPES）力压国民联盟成为议会内第二大政治势力，导致马克龙领导的中左翼联盟失去对议会的控制权。“不屈法国”由社会运动发展成为政党，并且在建党后依然保留了运动的活动形式。

在意大利，“五星运动”（M5S）以其混合了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政治纲领的特色立场获得极大成功，并始终保持政治影响力。该运动源于2009年意大利喜剧演员格里洛在个人网站上发起的“格里洛朋友运动”，通过夸张而极端的喜剧表演形式针砭时事，批判国内政治腐败、欧盟政策和难民潮的危害，在网络上通过博客、脸书等方式吸引草根民众参与政治活动，迅速提升人气，继而成立“五星运动”党并加强政党建设。“五星运动”党自2010年开始参加地方选举，在意大利政坛迅速崛起，其鼎盛时期在2018年的全国大选中斩获32.7%的选票成为第一大党。在这之后，“五星运动”党在两届政府中联合执政，但与其他执政党屡有矛盾分歧，并在2022年导致德拉吉政府下台。不过，该党在2022年9月的议会选举中位列第三，并再度成为反对党。

在西班牙，“我们能”党（Podemos）在欧债危机过程中崛起为政治生力军。自2011年5月15日起，西班牙爆发“愤怒者”示威抗议运动，通过“马上要真民主”数字平台以及推特和脸书等社交网络动员青年人和失业者参与抗议，一系列抗议活动席卷西班牙近60个城市。2014年3月，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政治学教授伊格莱西亚斯依托该运动正式成立“我们能”党。该党在当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获得五个议席，在2015年的西班牙大选中更异军突起为议会第三大党，目前是议会第四大党。

在德国，各类抗议运动层出不穷，左翼抗议运动的组织力量整体较为分散，其声势相对于以上国家的社会运动相对薄弱，较有影响力的政治力量是“站起来”（Aufstehen）集结运动。与其他运动不同，“站起来”集结运动是由德国左翼党政要瓦根克内希特和拉方丹发起，2008年9月正式启动，在其官网上广泛招募支持者，收获一些文化领域知名人士的支持，其目标是发起全民草根运动，集结和动员对于现有政治不感兴趣的人群，通过全新的政治形式，就左翼人士共同关切的社会议题展开公共辩论。

整体而言，左翼社会运动多提出以社会公正为核心、包含多元化议题的资本主义替代纲领。梅郎雄旗帜鲜明地反对资本主义，立场亲工会，主张向富人征税，要求消灭包括家庭出身、种族、性别等在内的一切不平等现象。“五星运动”党关注社会福利、就业、普及教育、减税等民生议题，主张将每周工作时间降至20小时，呼吁减免税收，倡导彻底改革医疗保险制度，要求加强市场管制，上台执政后推出包括全民基本收入、劳动保障在内的一系列民生政策。德国左翼党则倡导创造更多的劳资共同决策机会，主张通过提高富人税、引入最低工资制度等手段进行社会财富再分配，要求停止私有化政策。除此以外，左翼社会运动同样关注生态保护、裁军等广泛议题，充分彰显其政治议题多元化的特征。

与此同时，左翼社会运动表现出鲜明的民粹主义特征。西欧左翼社会运动及相关政党毫不讳言其左翼民粹主义的定位，梅朗雄使用左翼民粹主义的概念，将精英和人民对立起来，认为人类所面临的环境危机、社会危机等诸多严重问题只有依靠人民才能解决，主张通过召集人民、反对精英来吸引不满选民。梅朗雄提出的人民概念具有明显的跨阶级属性，采用排除的方法，即通过确定“谁不是”来界定概念范畴，例如把金融寡头排除在人民之外。“五星运动”党更是通过“非左非右”但实际是混合左翼和右翼立场的民粹主义路径崛起，在提出左翼社会经济纲领的同时，坚持带有右翼民粹主义特性的反移民立场，从而在社会危机背景下左右逢源，最大限度地扩大支持者范围。

西欧左翼社会运动的基本特征

西欧左翼社会运动的具体形态和政治及社会影响力各有不同，但其在社会基础、动员形式以及组织架构等方面具备一些明显区别于传统政党的共性特征。

第一，从政治动员形式看，左翼社会运动多采用网络平台和社交媒体实现互联网民主。在互联网时代，各种网络和新媒体成为左翼社会运动推广和造势的主战场，各国社会运动和政党深耕网络，成立专门的网络运营团队，利用各类线上社交工具发表政见、沟通民意、征集政见、进行社会动员。其中，“我们能”党灵活利用各种在线工具软件，通过脸书、推特等流行的社交网络以及在Reddit新闻网站上建立的名为“Plaza Podemos”的空间与民众进行对话，运用 Loomio作为决策平台进行在线交流，目前全球超过一半的Loomio用户都是“我们能”党的活动圈和地方组织。该党还利用其他开放源码数字工具，比如实时民调小程序、公民倡议平台等发起在线众筹运动，为各类活动募集资金，在2014年成立初期就是通过众筹方式参加欧洲议会选举。通过有效的数字战略，“我们能”党已在线发展了37 万名党员。

左翼社会运动领导人在日常活动中也善用新媒体。例如，梅朗雄在2017年竞选中利用全息投影技术，达到在里昂和巴黎两地同时演讲的效果。“五星运动”党前领导人格里洛通过博客、脸书等网络平台，使用多种语言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政治理念，其与网络运营专家卡萨列丘共同创建的meetup.com网络社交平台在2009年到2013年间举办了1000多场交流会，格里洛之后的“五星运动”党领导人迪马约在脸书上的粉丝量是意大利民主党领导人粉丝量的10倍左右。德国“站起来”运动则依托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行动小组开展活动，通过网站、社交媒体、电子邮件等方式传播和扩散活动信息，邀请本地区范围内的支持者参加。

第二，从组织结构看，左翼社会运动多采取创新运作和治理模式实现直接民主。新兴左翼社会运动以及在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左翼政党多打破传统政党自上而下的科层制管理结构，采取平行组织的层级结构实现运作和管理，并在各个环节中充分使用互联网工具。与传统政党相比，其组织架构相对松散，不引入复杂的选举和代表制度，更加自由开放，尽可能面向所有人，对其成员也没有过多约束，任何认同其政治观点的人都可以参加，甚至不需要交纳党费。不少左翼社会运动或政党都设有自己的网站，完成网站注册即可加入组织，网上注册简单便捷，仅需填写姓名、城市、电子邮件等信息。“不屈法国”、“五星运动”党等多采用网络媒体的方式管理政党，散发行动计划和宣传册，开展讨论、投票、选举、募捐等各种政治活动，自下而上直接在线产生候选人，并且以活动为导向，通过此起彼伏的运动联系和拉近民众。“我们能”党采取平行组织的民主形式，在西班牙全境建立起1000多个名为“圈子”的基层组织，实现自下而上的民主参与过程。[1] “站起来”运动则采取本地化、分散化的组织模式，在每个城镇或者地区形成行动小组，尽可能聚焦当地居民日常关切问题开展联合行动，每个人都能在网站地图中查看所在地区行动小组的地点、联系方式和活动安排，并成为运动活跃分子。

第三，从支持者的社会组成看，左翼社会运动表现出年轻化和跨阶级的特点。在主要西欧国家，左翼社会运动和新兴政党的生力军均呈现年轻化的趋势，且受教育程度越高认可度就越高，这也是西欧新兴左翼与传统左翼的最大区别，传统左翼政党的阶级基础更多由工人阶级、中低收入者和失业者构成。在后冷战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青年知识精英，往往在多个方面和左翼社会运动存在共鸣：一是批判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很多年轻人认为资本主义陷入系统性困境，凸显制度缺陷，需要进行清算和改造。二是关注环境保护。年轻人比其他年龄段人群更加关注气候变化等事关人类未来的议题，新冠疫情大流行加剧其对环境问题的担忧和紧迫感。三是反对不平等。年轻人推动社会进步的意愿更强烈，尤其反对基于种族、出身、性别等先天因素以及后天无力改变的不平等。不过，年轻人对欧盟立场分化，法国年轻选民对欧盟的认同度低于55岁以上选民，而意大利年轻选民对欧盟的支持度却远超45岁以上选民。此外，意大利的左翼社会运动采用混合左右的纲领路线，赢得跨代际、跨阶层选民的普遍支持，其支持者在性别、年龄、职业、地域等分布上均呈现广泛性和多样性。

西欧左翼社会运动背后的驱动力

左翼社会运动在一些西欧国家的勃兴有着多方面的根源和驱动力，这是进入21世纪之后全球化、技术革命、政治乱局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一，新自由主义下的贫富分化加剧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自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进入新一轮迅猛发展阶段，新自由主义在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大行其道，各国产业结构经历深层调整，全球化进程和技术进步一度推动中产阶级整体崛起为社会中坚力量。然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发展后难以为继，造成了贫富分化持续加剧的社会现实，导致西欧在二战后形成的社会结构发生急剧变化，引发新的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尤其是接踵而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导致欧洲经济持续下滑，带来了失业率激增等社会问题。在意大利、西班牙等国，青年人受经济危机的冲击尤为严重，西班牙青年的失业率一直维持在50%以上，一些地区在2015年曾高达69%。西欧素有激进左翼革命和学生运动传统，一些青年学生、落入底层的昔日中产阶层和低收入群体在面对就业前景黯淡和各种社会不公时无能为力，在左翼社会运动和新型政党的政治纲领中找到共鸣，因此走向了体制的对立面，开始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方向，并力图找寻替代方案。

第二，传统政治和政党体制加速重构。21世纪以来，欧洲传统政党在社会与政治生活中作为政治代言人的作用持续下降，组织动员能力减弱，在民众中的公信力不断下滑，社会基础日渐松动，党员人数和选票数明显下跌。不少传统大党政治控局能力严重下降，欧洲各国政治碎片化程度加深，加剧政治竞争和政治僵局。在法国、意大利等国，传统政党格局在经历数次大选冲击之后濒临解体，昔日执政党影响力日渐式微，得票率出现断崖式下跌。与此同时，新兴政治力量迅速崛起，对政党格局提出有力挑战，挤压传统政党的生存空间。其中，各类社会运动成为引领和代言民意的重要渠道，吸引了大批支持者，产生了较为持久的社会影响。在新兴社会运动中，素人成为政治领袖，核心人物凭借粉丝的力量而非政党的组织工作积聚人气，旗帜鲜明地反对现行体制和政治腐败，宣扬保护底层民众利益的主张，采取创新的组织动员形式，吸引了不少对现实政治不满和愤怒的选民。正如德国学者亨里克·穆勒（Henrik Müller）所指出，西方民主正经历根本性的结构转型，政治竞争加剧、参与门槛降低，不再需要复杂的组织结构和长期的联系纽带，这有利于社会运动的组织动员。[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