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火漫卷》，“德性文化”的一个注脚

摘要：2019年，铁凝的讲话《照亮和雕刻民族的灵魂》，提出时代的“根底”，她倡导作家的作品可以闪耀着德性光芒，作家们的“内心都是和某一片土地上的人民、某一个村庄、某一个人群建立了非常深切的情感关系”[1]。迟子建正是用温婉的、悲悯的笔触去书写哈尔滨这座城市，通过塑造不胜枚举的好人形象，来彰显德性文化，呼应时代的主旋律。

关键词：《烟火漫卷》 人性危机好人形象 德性文化

一

作家迟子建出生在哈尔滨一个边远的小山村，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她在《一座城的生灵烟火中》曾经讲道，在姥姥家时，小狗没看好门她便去踢小狗的肚子，鸡不爱下蛋了就去戳鸡的屁股，这一系列行为受到了姥姥的劝阻，“瞧瞧人家的眼睛多清亮哇，怪可怜人的，可不许欺负不会说话的哇”[2]，姥姥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将善根种植在幼年迟子建的心中，从她的作品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她不但对于世人是慈悲的，对于动植物也是慈悲的，可以说迟子建的“善根”是她写下文笔动人作品的不可或缺之因素。

早在2015年，吴丽艳、孟繁华便在《短篇小说中的“情义”危机》中，分析了短篇小说存在的弊端，即缺乏情感的深度，那时的短篇小说普遍表现出“人性无情无义的相似性”[3]，文章最后他们发出拷问：短篇小说存在的危机到底是被学者们夸大了还确实是当下的弊端？小说作品应当有一个怎样的主题？笔者认同孟繁华、吴丽艳所阐述的：小说应该秉持着揭露现实的目的，但是也不可忘却展现希望的使命。2019年，孟繁华在另一篇文章《情感深度与小说的新主题——2019年长篇小说的新变》中，似乎找到了答案，诚然2019年并不是小说的高产年，但是却不得不承认是小说的高质量年。此年的小说已经摒弃了前文曾提到的“人性无情无义的相似性”，取而代之的是情感的深度，作品在揭露黑暗面的同时，着重描写了主人公与命运抗争、与人民为善的经历，给读者展现出巨大的奋斗希望。刘起林曾在其文章中谈道：“《人世间》的卓越之处在于，作者远远超越道德行为，问题意识的社会话语语境，从辨析和探讨‘人之为人’的价值层次，将德性文化提炼为一条具有历史哲学性质的阐释思路，并以之为基础形成理解和评判人世嬗变全局的根本线索。”[4]显然，刘起林将梁晓声的《人世间》作为铁凝“德性文化”的一次强有力地呼应，而殊途同归的是，梁晓声自己所倡导的“好人文化”也恰恰是强调了生命之中的良善。无论是好人文化抑或德性文化，“以善抗恶”始终是恒有的主题，无善，作品不美好，而无恶，作品便显得不深刻。迟子建2020年的新作《烟火漫卷》，通过书写哈尔滨这座城市的芸芸众生，在揭露现代性冲击下烟火百姓扭曲人性的同时，亦用悲悯的笔触写出了这座城市的宽容，这些市民的良善，笔者以为《烟火漫卷》可被视为“德性文化”的一个注脚。

二

迟子建对哈尔滨有着深切的情感，作为其第二故乡，这座美丽的城市出现在她的许多作品中。与以往的作品不同，《烟火漫卷》这部作品选取城市为主要背景，将写作的笔触深入城市的大小街巷、平凡市民，刻画了平凡人民的生存境遇并展现出他们的善意，在这部作品中，她更多地描绘出一幅幅好人画卷，正如栾梅健所认为的：“迟子建行走在真实的城市烟火中，她看不惯时时处处的算计和计较，常常会有冷静地批评，同时，她又宽容着他们，理解着他们，并能发现人性美好的闪光。这是接地气、有温暖的世俗市民生活画卷。”[5]迟子建在这部作品中，尽自己所能地更多地去挖掘生活中积极向上的好人事件，通过对这些事件的发掘，让哈尔滨这座城市散发着浓浓的人情味与善意。在后记中迟子建写道：“在埋藏着父辈眼泪的城市，我发现的是一颗露珠。”[6]在那些曾经充满着血与泪的现实中，她发现并展现了露珠，用来抵御世上的黑暗和人性的黑暗。作品主要通过刻画三种好人形象，即乐于助人的好人形象、宽容他人的好人形象、自我救赎的好人形象，来构建人性的善良、世界的温暖，展现社会正能量，彰显德性文化，给人以向上的希望。

翁子安是乐于助人形象的代表。开“爱心护送”车的刘建国去医院接翁子安出院时，翁子安每次都是“提早背着行囊，去医院重症监护室外的走廊溜上一圈，默默地坐上一刻，然后到医院门口去等待刘建国。”[7]尽管这些雇主跟医院私下有协议，但是翁子安这样的做法无疑给其他人减少了许多的麻烦。大概我们都有过乘坐出租车的经历，当我们打车从一个地方行驶到另一个地方时，尤其是出远门，司机都会收来回的路费，我们并不难理解这种事情，开着空车往回跑，显然是白费油钱的，翁子安却从来不会这么做，刘建国送他到目的地之后，他总是托刘运一些其他的东西返回，付双倍的路费。在作品的开头，翁子安乐于助人的好人形象便鲜明地树立起来，在作品后面的情节中也逐渐固化着这个好人形象。翁子安与刘建国本是萍水相逢，他们仅有的交集在一切真相被揭露之前，也仅仅只是在“爱心护送”车上的话语交流，当翁子安听到刘建国的哥哥刘光复想要拍纪录片的心愿，便主动提出会找人剪辑素材，出资成片，完成刘光复的愿望。当翁子安看到大雨过后榆樱院水流不畅、泥泞不堪的状况时，便默默地花钱请人在雨停之后将榆樱院的排水沟挖好，并将地面铺上地板砖。翁子安是个有钱人，又是一个具有乐于助人品质的人，我认为作者安排这个形象是有她的深刻意图的。作者试图利用这一形象对社会中的金钱主义进行有力地鞭挞，或者换一种话来讲，翁子安是在作者的“好人观”的视域下富人应有的正确姿态。在后记中，作者写道：“如果人类存在着犯罪的渊薮，那它一定是从心灵世界开始的。”[8]在作者的观念中，金钱并不是原罪，富人缺乏一颗向善的心才是罪恶的元凶。通过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迟子建的“好人观”：富人要多行善，用自己最不稀缺的金钱资源去帮助其他人，当然这并不是指无节制地施舍，而是正当的互相给予，双向发展。

宽容他人的好人形象主要表现为大卫夫妇、小米大秦夫妇、小刘等。于大卫、谢楚薇夫妇与刘建国青年时便交好，刘建国在一次返乡的路途中，丢失了大卫夫妇的儿子铜锤，这让刘建国陷入深深地自责之中，带着愧疚度日如年，大卫夫妇倒并没有咄咄逼人，事实既然已经发生，就没有必要再去抱怨，他们原谅了刘建国，选择用原来的方式和态度与刘建国相处，大卫还经常与刘建国一起吃饭；小米的丈夫去世之后，小米的婆婆就一直靠小米照顾，从一开始的定期汇钱，到后来跟随小米入住榆樱院，然而老太太的各种做法却是想让小米与大秦相处得不痛快，想方设法地拆散他们，但是小米与大秦还是细心地照顾着老人家，直至老人去世，他们才结婚过起了自己的小生活；小刘跟胖丫是一对二人转艺人，卖艺之路实在艰苦，胖丫没有坚持下去，跟着有钱的公子哥儿跑了，留下小刘自己一个人痛不欲生，可是在作者所安排的大完美的结局下，胖丫还是回来了，而小刘也选择原谅她，俩人继续经营着他们的梦想。

劝自己行善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原谅别人对自己犯下的过错是不太容易的。不能说对大卫夫妇犯下错误的就是刘建国本人，也不能说对小米和大秦造成伤害的最直接的原因是老太太，更不能说胖丫的出走单单是因为胖丫本身犯了错。我认为迟子建所构建的这一部分好人形象，主要是想要表达这样一种“好人观”：即社会对于每个人并不是公平的，偶尔或者经常会使某些人遭受一定的磨难，但是我们不能去以怨报怨，我们更多的要在抗争的过程中，试着去原谅社会，试着去跟社会和解，也就是我们所经常讲到的“以德报怨”。大卫夫妇宽容了刘建国，刘建国将这份宽容化为动力，不仅坚强地活下去而且寻找丢失的孩子也成为他一生的工作目标；小米与大秦宽容了婆婆，让她在失去儿子孤身一人的情况下安享晚年；小刘宽容了胖丫，也成全了自己，奋斗的路上两个人又能并肩前行。这些懂得宽容的好人，并不是一定要在某些方面吃亏，作者更多的是想强调去理解比自己弱小甚至可怜的人。正如作家自己所说：“不是因为悲伤和绝望，而是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中，看到了仿佛地层深处喷涌而出的如花绚丽。”[9]而这种如花绚丽也必然绽放于理解与同情之后。

自我救赎的好人形象的主要代表便是刘建国、黄娥等人。作品的上半部主要铺陈一些伏笔，到了下半部就成为揭秘的时刻。正如作者给上下两部起的名字一般——“谁来署名的早晨”“谁来落幕的夜晚”，看起来仿佛是一天之内的事情，但是在岁月交替中，仿佛也是按照一天的晦明变化运转的。对于这些自我赎罪的人物，阅读上半部时我们会觉得是完美十足的好人形象，但是在下半部写明其行善的理由之后，读者会顿然醒悟，明白所有的偶然都是必然，所有的必然也定然有其背后的原因。

刘建国因为开“爱心护送”车帮朋友寻找丢失的孩子铁锤而闻名哈尔滨乃至全国。他不怕走更多的路，见更多的人，相反他很爱这种事情，碰到每一个年岁跟铁锤一般相似的人，他都要上前搭话。在阅读《烟火漫卷》的时候，看到刘建国的做法，笔者在书的留白处写下了一句话：“我为世间存在着这样的善人而感到激动，我坚信那便是作者心目中完美形象的缩影。”随着深入地阅读，当我读到铁锤是在刘建国的旁边被偷走时，这种激动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更加强烈，刘建国这个形象不再是虚无缥缈的理想人物了，他变成了真切的人，真真切切存在着的人。从丢失孩子到找到孩子的几十年间，刘建国一直在坚持着开车找孩子，他每天都处在煎熬之中，我们可以想象的是，如果孩子最后没有被找到，那么刘建国将会带着遗憾进入墓穴。他有过错，但从犯错的那天起，他就开始自我救赎了，他帮助黄娥母子，经常去墓园探望于大卫的母亲，所做的种种都是忏悔心在驱使着他行善，从而获取更多心灵的慰藉。如果说丢失孩子这件事，让刘建国愧疚，那么伤害年幼时的武鸣则使他备受煎熬。武鸣在小的时候遭受过喝醉酒的刘建国的性侵，给这个男孩子带来了无法抹去的心理阴影，他变得精神失常并且惧怕男性。刘建国在找到丢失的孩子铁锤之后，便回到小渔村隔绝掉所有的与他有关的信息和通讯方式，用自己的余生来陪伴武鸣，陪伴着他出海打渔，照顾他的生活起居，完成最后的自我救赎。黄娥可以说是作者塑造的具有洒脱个性的一个女子，她原本是青黛河七码头卢木头小馆的女主人，她和丈夫及孩子在那里生活得特别幸福，黄娥生性浪漫率真，她在驾驶小汽艇往返接送客人时，总会情不自禁地与客人发生关系，她每次出轨后都会和丈夫说，她觉得不应该欺瞒丈夫，黄娥只是与他们发生关系，但还是爱着丈夫。丈夫有一次看见妻子去找刘文生，回来后夫妻大吵了一架，当天晚上丈夫就去世了。丈夫的去世是个意外事件，黄娥去找刘文生也是简单的朋友见面，她将丈夫葬于鹰谷，带着他们的孩子杂拌儿去哈尔滨找养父，预备安排妥当之后就为自己的丈夫偿命，尽管丈夫的死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她。她一生善良只是生性烂漫，自从丈夫去世之后，黄娥就生活在了无尽的自责之中，并决定最后以命抵命。

刘建国跟黄娥都犯下了错，他们都选择直面自己的错误，勇于进行自我灵魂的救赎，想方设法地对造成伤害的人进行弥补，在自我救赎的过程中努力地维持着自己的善良与真诚。对于自我救赎的好人形象的刻画，是作品中最复杂却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通过这些自我救赎的好人形象，作者表现出来的“好人观”更具有代表性，没有人生而坦途，生而无错，重要的是面对错误的态度是什么。《烟火漫卷》从描写小城的角角落落、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来展现这个充满烟火气的人间一些令人感动的真情。迟子建用自己的“好人观”去丈量着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她相信人性本善，社会也是一个正向发展、欣欣向荣的样子。又如后记中她所提到的那样：“我给小说中的一个经历创痛的主人公，放了一场这样的烟花。”烟花这种从绽放就宣告结束的美好，有些摄人心魄，最后的这场烟花为作者自己，也为受尽创痛与世界和解的所有人。

作品通过塑造三种好人形象，来传达了作者的三种“好人观”，从富人到贫民，从受苦者到犯错者，这复杂的人生百态，踊跃在社会上的各色人等，都有机会成为一个充满暖暖善意的好人，而作者的这种“好人观”也恰恰代表了我们当今社会的主流方向，这种意识正在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向善靠拢，向好出发，这也恰恰是迟子建在哈尔滨这座城市发现的属于她自己的露珠。

三

迟子建并不是一味地刻画善良的作家，她的作品之所以有深度、有情感，正是因为她洞悉人生百态，将世人的这场浮世绘用悲悯的笔调书写了出来。在《烟火漫卷》中，迟子建书写了三种都市失序现象，即艺术文化的失序、家庭伦理的失范、理想人格的失落[10]。作者通过书写这三个方面，表现出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城与人和它们所负载的文化的异变。

首先是艺术文化的失序，哈尔滨是一座由多种文化融合的城市，建筑也承载着多种文化的风采，在作品中，教堂成为叙事的主要场域。主人公青年刘建国在下乡返家的途中丢失了好朋友于大卫夫妇的孩子铁锤，从此他便踏上无尽的找寻之路，在这个过程中，他闲暇时间只会到教堂、谢普莲娜的坟墓去忏悔。作者借刘建国的视野，通过他70年的生命历程，对教堂的外表作了一个前后对比：以前的教堂庄重、典雅，让人望去顿生虔诚之心，教堂的主要功能是忏悔和做礼拜的；反观当下，保留了以前风貌的教堂仅仅剩下一个可怜的老教堂，其余的新式教堂已然失去了自己的特色。通过刘建国的视角可以看到，新教堂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多是前来参观的游客；旧教堂寥寥无人，经常是空座连连，每次去做礼拜的也是固定的几个人。作者通过对教堂的前后对比书写，表现出哈尔滨艺术文化的失序，承载了这座城市文化底蕴的代表性建筑，面临着“昨是而今非”的困境，艺术文化失序的背后展现出的是在现代发展过程中，城市文化承载物所面临的困境，是对急速发展的社会的一种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