挽歌和月亮女神的精神交响

引论：徐玉诺为何大热大冷

徐玉诺1921年开始发表诗作，活跃期有三四年的光景。然而，他的诗尤其是诗集《将来之花园》却受到茅盾、郑振铎、叶圣陶、王统照、王任叔（巴人）等一些文学大家的高度好评，徐玉诺甚至被青年文艺理论家巴人称为“天才诗人”。更为世人瞩目的是，他受到鲁迅、周作人兄弟的密切关注，并与他们关系友好。可是，在后来的几十年的时间里，他却被人们所遗忘，一些重要的新诗选、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作家传略》中竟然没有他的一席之地。即使有人谈起，对他的解读也多是表层的，甚至有人把他划为女诗人之列，很大胆地开了一个学术界的低级玩笑。

人们不禁会问，徐玉诺为何如此大热大冷呢？

先说大热。解读这种状态，我们必须把徐玉诺放在中国新诗拓展时期的语境中考察。他的生活环境并不在当时的新文化的中心北京和上海，生活的周围也几乎没有新诗创作的群体，而他竟能引起文学大家们如此的关注，这证明他的诗在拓展期具有促进新诗发展的诗学价值，诗人徐玉诺具有重要的诗学地位。

徐玉诺的诗学探索呈现多维性，套用“文备众体”的说法，他的创作可谓诗备众体。比如，他写以自然为主体的意象诗，这类诗湖畔派诗人和《少年中国》的诗人田汉多有这种诗风，意象清新，意境优美；他写关注现实世界的诗，这类诗文学研究会的周作人诸人和刘半农、刘大白等诗人多有创作；他写富含哲思的诗，且没有说教的意味，这一路诗有女诗人冰心；他的一些诗作有浪漫的情怀，风格与郭沫若、田汉等诗人早期浪漫主义诗风接近；他虽然不是象征主义诗人，但不少诗作具有象征的意味。这些诗学探索，都具有推动中国新诗在拓展期多维发展的史学意义。

虽然，徐玉诺的创作诗备众体，在拓展期多维的探索和尝试是必然的途径，但他有自己独立的诗学追求，并且形成了自己的诗学结构。当时，郑振铎在他的《将来的花园里》听到了挽歌，而茅盾在他的诗的意象里看到了月亮女神，周作人在他的诗学精神里体会到了一个寻路人的风采。我想，这些文学大师为了自己的诗学意志的表达，对他各取一面，这是自然的事情。而如今，该对徐玉诺的创作进行全面考察。我认为，徐玉诺的诗学结构则是挽歌和月亮女神的精神交响。在中国新诗拓展时期，他完成了自己诗学的精神结构，表达了自己的诗学意志，成为一个独立于当时诗坛的诗人。我想，他的诗学价值和诗学地位就在于此。草创之后的新诗诗坛，诗人的诗学探索多是呈现摸索的状态，能够达到这样的诗学高度在当时可谓凤毛麟角，尤其是他成为在当时影响遍及全国的文学研究会的代表诗人，更让诸多文学大家们刮目相看。大热，在所必然。

再说大冷。探讨这个问题，我想应该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他自身的原因。根据徐玉诺研究专家秦方奇教授的考证，20世纪20年代末期之后，徐玉诺的父母相继去世，子女日渐长大，为缓解生活重压，徐玉诺在四处奔波谋取生路20多年的时间里，先后辗转20多所学校。加上他接连生了几场大病，便失去了创作热情，远离了文学创作的群体，就很少再有作品问世。二是政治观念和诗学观念问题。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一个时期，因受政治和社会观念的影响，几个关于新诗的选本和文学史不再提及徐玉诺，这可能是“时代精神”问题影响所及。作为文学研究会的诗人同人，他们的关注点不在“时代精神”，而主要是批判性地关心社会现实、心理现实和精神现实。郑振铎先生当时在同人诗集《雪朝》的序言中就明确表示，“虽不能表现时代的精神，但也可以说是各个人的人格或个性的反映。”[1]

然而，当时对于诗的“时代精神”问题提得非常响亮。比如闻一多评价《女神》时认为，诗人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精神”。而后来谢冕教授承续这种诗学观念，认为《女神》“无疑较之它以前出现所有白话新诗的成功之作都更能体现那个时代的基本精神……但新诗在它草创期所创造的意境却依然是一片脱离时代脉搏的宁静……新诗不仅应当逐尽古典诗的旧词调，而且可以像《女神》这样大喊大叫”[2]。谢冕教授说得非常明确，《女神》之前的新诗是“一片脱离时代脉搏的宁静”，而缺乏时代的精神。闻一多和谢冕强调诗的时代精神，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诗学高度，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除了“时代精神”和“大喊大叫”之外，诗，它还应该有自身的诗学规律和美学的发展路径。波德莱尔以颠覆的姿态横空出世，并未被当局和社会承认，对于他的认识恐怕很难以“时代精神”的话题来套用，而他却成为西方现代派诗的鼻祖，为现代派诗学的美学思潮疏通了暗涌的河道。就中国新诗来看，现代派的代表人物戴望舒，不但促使象征派诗学成熟，也完成了新诗诗学的成熟，但就他所处时代来看，也很难说他就是“时代精神”的代表诗人。当然，我们并不能说徐玉诺达到了波德莱尔、戴望舒的诗学境界，但这里却给予了我们探讨中国新诗发展的另一个思路，在“时代精神”之外，还有一个本体的评判诗的重要标志，就是诗学精神。而恰恰是对“时代精神”的偏执理解和对诗学精神的忽视，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20多年里，徐玉诺被冷落也势所必然。

现在好了，2008年，秦方奇教授受徐玉诺女儿徐西兰女士的重托，经过艰辛努力，出版了具有珍贵价值的《徐玉诺诗文辑存》（上、下部）。这部资料最为齐全的徐玉诺作品集不但为研究者提供了诸多便利，也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深入研究徐玉诺诗学，在诗学和史学的意义上予以深刻认识，我想，这也是中国新诗发展的需要。

主体论：徐玉诺诗学的精神结构

一个诗人是否成为一个独立的诗人，是否形成了自己的诗学结构，这是判定一个诗人的诗学价值和诗学地位的主要指标。而要考察诗人的诗学结构，就要透过作品和诗人自己的言论以及他人所论分析诗人的心理结构和精神结构，因为它们是决定着诗人的诗学人格是否形成、诗学结构是否形成的关键所在。本篇则主要分析徐玉诺诗学的精神结构。

一、绝望精神：自己的挽歌。

徐玉诺1922年8月出版诗集《将来之花园》，这是中国新诗史上第八部个人诗集，而论其诗学的深邃，否定和批判的现实主义诗风，并从当时的诗学评论来看，它应该与郭沫若先期出版的《女神》称为双轮并驰之作，因为李金发的象征诗刚刚萌芽，还没有形成诗派，在诗坛也没有形成创作实践的气候。郭沫若的诗浪漫主义精神震撼人心，而徐玉诺的诗现实主义精神则深掘地心。对此，郑振铎先生在《将来之花园》卷头语中说得深入骨髓：“虽然在《将来之花园》里，玉诺曾闪耀着美丽的将来之梦，他也细细心心地把他心中更美丽，更新鲜，更适合于我们的花纹织在上边；预备着小孩子们的花园，但是挽歌般的歌声，却较这朦胧梦境之希望来得响亮多了。”[3]显然，郑振铎虽然看到了诗人表达的将来的希望，但他更看重的是徐玉诺“挽歌”的诗。他把徐玉诺和俄国近代著名诗人相比较，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俄国近代著名诗人没有一个不是在唱自己的挽歌。无疑，这是在比较中对徐玉诺诗学精神的深刻评价和高度评判。由此而知，徐玉诺作为文学研究会的诗人对于现实的认知和批判，最能代表文学研究会的精神，这种诗学的意义是“为被压迫者而呼号”的“为人生”的文学研究会的文学宗旨的诗学代表。文学研究会同人、著名诗人和文艺评论家郑振铎当时这样深情地评价徐玉诺，“徐玉诺的诗，才是真的能感动人的诗！才真是赤裸裸地由真实的感情中流出来的声音，我们一班朋友常说的现在的诗人，只有徐玉诺是现代的诗人，只有玉诺是现代的有真性情的诗人。”[4]这里的“一班朋友”，应当是指文学研究会诸同人。郑振铎的这段很有权威的结论表明，徐玉诺是文学研究会中公认的最好的诗人。而郭沫若的《女神》也最能代表创造社的浪漫主义精神，两相比较，我从推演的角度得出了二者为当时诗坛车之双轮的结论。

诗人的挽歌，正是诗人要表达的绝望的精神，即否定和批判的精神。“绝望的精神”不是看不到出路，也不是悲观厌世，而是表现出诗人对现实的观察、体会、认知和表达的深邃性，即“深掘地心”。千百年来的冻土把人的自由精神、生命的情思、还有人性的感觉和意识，都封冻在深深的地下，诗人用锐利的诗刀把冻土深掘出来，在诗的阳光下融化。诗集《将来之花园》和之前之后的尤其是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诸多诗作，都深刻地显示出了这种诗学的特性。

写实性的。“我们的同行者：醉汉，娼妓，大衙门里的老官僚，赌棍，烟鬼，土匪……有的是露宿在大街上的女乞丐，背着伊们未成形的孩子；有的是南北奔波的政客，软骨媚态上俨然套着时髦的衣履；有的是四十年来落魄的老教师，在讲台上混生活的；背跟着一群小学生，一个个都带着顽滑尖薄的脸皮。娼妓——至少也赏一个钱！赌棍（焦削的冷笑）——那算什么？一夜赢了两千元，连明都又滚下去！土匪——混账东西，滚！（扳开枪机）你的命运在我的手里！醉汉脱下他那双羊皮破鞋，止不住一下一下地掷；撞到了烟鬼，一阵挣扎，闹得尘埃更浓。”（《路上》1921年10月）诗人把这些人的形态集中在“路上”，形成典型的诗的情境。诗的深刻不在于罗列一些表面现象，而是活画出了人的灵魂世界。

象征性的。“从地狱到鬼门关那条路上，尘埃翻天似的荡着，太阳是黑灰的。”（《路上》）“黑色斑点蚕种一般的东西一次一次地增加起来，渐渐占据了光明洁白的心灵的全部；从此以后，心灵永远永远再不能光明了。”（《黑色的斑点》1922年2月）

写实的和象征混搭性的。“山岭似的白骨，河流似的红血，哪一件不是先祖的爱儿，哪一滴不是我们先祖的血统……世界上满满都是疮疽，宇宙也变成黑灰色了！——他的声音很壮很大地唱着，满宇宙都起了神秘而悲惨的疏密；全世界都在摇撼着。二一年十二月六日记。”（《歌者》）“他的声音”是指歌者，歌者悲怆的歌声震撼天地，这是悲惨世界里的呐喊，也是反抗精神的象征。

诗集《将来之花园》里的作品，思索则多于揭露和抨击，诗人对悲怆现实很少作直接地抨击，而是把那种绝望的精神在思索里化作血液，与生命浑然一体化为诗行。诗的思索超越了表层，深入了人的和人类的内心世界，拓展了诗学的意义，更显示了诗学的力量。“现实是人类的牢笼，幻想是人类的两翼。……一只小鸟——失望的小东西——他的两翼破碎而且潮湿；他挣扎着飞起，但他终归落下。……啊，可怜的脱不出牢笼的人类呀！一九二二年四月十四。”（《现实与幻想》）“一个渴望人生意义的人，他带着火一般的眼睛，赤着足跑遍了世界；他的呻吟是苦处，他的歌唱是无聊。”（《没有意义的人生》）“当太阳又要出来的时候，鹊儿，乌鸦都要哭叫；这就是为人类同情的悲哀。我们不爱再见太阳了！”（《小诗》）这样的诗作占了诗人创作的很大的份量，揭露、抨击和思索的融合表达，凝聚了徐玉诺绝望精神的深厚的诗学内涵。

大概后来的诗评家和新诗史学家们面对数量庞大的作品，因为没有时间或许缺少耐心去细细阅读徐玉诺的诗作，所以，并没有真正发掘出徐玉诺的诗学价值。我们可以设身处地想一想比一比，在新诗开创和拓展的那个时期，有哪一位诗人如此深刻揭露和抨击现实且思索人类的命运呢？郑振铎先生1922年在《雪朝》的短序中虽然自谦地认为是“弱小的声音”，但他却渴望引起“高亢的回响”。而论其思想的深度和表达的力度，徐诗应该说已经是高亢的声音，并且引起了高亢的回响，上述文学大家们对于徐玉诺的高度评价就是有力的论据。如果一定要和“时代精神”这个话题挂钩，徐玉诺的诗的声音应该是时代涌动的潜流，或者借用鲁迅的话是“地火”，就是在揭露和抨击中蕴含的反抗的力量。郑振铎说徐玉诺的《将来之花园》“挽歌般的歌声”比“朦胧梦境之希望来得响亮”，这是强调徐玉诺诗学“悲哀”的精神强大，强大到可以和俄国近代著名诗人相比肩的高度，这正是徐玉诺超越当时其他很多诗人的意义所在。

二、希望精神：绝望的希望。

徐玉诺诗学的绝望精神是悲剧的精神，悲剧精神的深刻不仅仅在于毁灭，也在于闪耀着希望的光辉，而希望的光辉和悲剧精神确是与生俱来。所以，徐玉诺的诗虽然揭露和抨击强烈，但并不灰暗。如上面说到的《歌者》，虽然宇宙已经变成黑灰色，但他的歌声使全世界都在摇撼，这说明歌者悲壮的精神很有底气，歌声从心灵里飞出，就是希望在飞翔。这种希望的精神，我想也可以说是徐玉诺“将来花园之精神”。希望，让徐玉诺诗学的精灵飞翔，通常的说法，就是他的诗有了浪漫情怀。茅盾先生在评价徐玉诺的作品时称之为“是个Diana（月亮女神狄安娜——笔者注）型的梦想者”[5]。这个结论不但比喻精准，而且见解深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