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彦《主角》的写作探索

摘要：作为一名由戏剧创作转向小说创作的作家，陈彦的长篇小说《主角》引起了文坛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主角》以陈彦“戏剧人生”的经验积累进行文学开掘，并以“秦腔”作为写作切口建构起了秦腔史、个人史与社会发展史之间的广泛联系，形成了具有史诗品质的作品。小说在艺术表达上呈现出了高度“戏剧化”的特征。陈彦的写作，既是对以柳青为首的陕西当代作家现实主义写作传统的继承，也在继承中形成自己鲜明的风格。

关键词：陈彦；《主角》；史诗品质；戏剧化

进入21世纪以来，陈彦连续创作了舞台三部曲（《装台》《主角》《喜剧》），因小说与戏剧之间的融合创作而引起了文坛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其中，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主角》，是陈彦对自己“戏剧人生”经验积累的文学开掘。《主角》以“秦腔”作为写作切口构建起了秦腔史、个人史与社会发展史之间的广泛联系，形成了具有史诗品质的作品。小说在艺术表达上呈现出了高度“戏剧化”的特征。纵观陈彦的人生历程，“戏剧人生”的经验积累、秦地作家的潜在影响、自我写作的积极探索，都激励他形成自己鲜明而独特的创作风格。

一、“戏剧人生”的经验开掘

陈彦是一位由戏剧创作转向小说创作的作家。纵观陈彦的人生历程，“戏剧创作”和“剧团生活”构成了其“戏剧人生”的经验积累。1990年陈彦被调入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创作了一系列秦腔现代戏。《九岩凤》（1990年）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下“为富不仁”的问题；《留下真情》（1994年）反映了新时期金钱观念下普通人的爱情观与价值观；《迟开的玫瑰》（1998年）赞扬了现代社会中“无私奉献”的个人价值取向；《大树西迁》（2009年）聚焦知识分子的迁移问题，展现了一代交通大学人扎根西部的责任担当与情怀。这些作品反映了陈彦对社会现状敏锐的洞察力和表现力，属于现实主义的文学自觉表达。从2013年开始，陈彦转向小说创作。长篇小说《西京故事》延续了其前期戏剧创作的现实主义写作风格。小说题材主要以描写底层小人物的生存状况为主，引用了不少秦腔选段，并与小说情节构成一种互动。2015年，陈彦发表了《装台》，这部小说主要围绕舞台表演中的幕后工作“装台”，塑造了一群处在社会底层、有担当有尊严的外来务工群体。陈彦在《装台》中不仅引入《杨贵妃》《清风亭》《下河东》《人面桃花》等戏曲选段，更是将目光聚集在戏曲排演、舞台呈现、剧场生态等方面。在小说的艺术表达上，通过家庭内部矛盾和工作生活外部矛盾的交替发生来推动小说情节发展，并通过创造典型的戏剧情境来塑造刁顺子的典型性格。评论家刘琼指出：“戏剧和舞台，几乎是作为小说家的陈彦独有的题材资源，也是他进入文坛独有的姿态。”[1]李敬泽也鼓励他，“从《装台》看，你对舞台生活的熟悉程度，别人是没法比的。这是一座富矿，你应该再好好挖一挖。写个角儿吧，一定很有意思。”[2]正是在此背景下，陈彦开始了《主角》的创作。

《主角》的创作是陈彦对自己“戏剧人生”经验的再次开掘。陈彦在写作《主角》这部作品的时候，就提醒自己“仅仅写成一个角儿，一群角儿是不够的，必须由‘主角’和秦腔为切口，折射出更加广阔的社会大背景，大舞台，写得苍茫混沌一些更有意思”[3]。由此可以推断《主角》的写作思路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现实主义的角度，通过《主角》表现广阔社会现实，这就使陈彦的《主角》与毕飞宇的《青衣》区别开来了，毕飞宇关注的是戏剧演员艺术人生的呈现，而《主角》则更为注重现实社会人生的表现；二是陈彦关注到了戏曲秦腔的丰富蕴含。秦腔在三秦大地上诞生，扎根于三秦文化的血脉之中，流传于西北广阔的文化空间。“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儿女齐吼秦腔。”秦腔是秦地人民的生存状态的体现，“秦腔最重要的品质就是具有生命的活性与率性，高亢激越处，从不注重外在的矫饰，只完整着生命呐喊的状态。”[4]秦腔是秦地精神的浓缩展示，守望恒常价值、恒常伦理，不跟风，不浮躁，敢于担当，勇于创新。秦腔是秦地人性格的展现，“忠义、诚信、侠骨、节孝”[5]。陈彦多次谈道：“要向伟大的秦腔致敬，要向伟大的中国戏曲致敬。我的整个生命基本上就是和这些相关的。我的成长，我的形塑过程全部都是这些东西给予的。”[6]多年秦腔的浸润，使得陈彦思考如何在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础上，“写出具有中国文化质地、体现中国人的审美情绪、反映当下中国人的生活状态的作品”[7]。陈彦正是在此基础上，开始了《主角》的创作。一方面，以“史诗经验”构建起秦腔史、个人史与社会发展史的广泛联系；另一方面，以“戏剧化”的艺术表达构建起小说的内部肌理。在开掘自己“戏剧人生”的经验积累上，不断寻求自己创作的突破。

二、秦腔史、个人史与社会发展史的史诗建构

在《主角》的写作中，陈彦以地方戏曲“秦腔”作为写作切口牵引出了广阔的社会图景。写“舞台内外的生活故事，也就免不了要写到‘戏’和人生的关系”[8]；写地方戏曲秦腔就要涉及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如何建构起由“戏剧人生”所开掘出的舞台内外的生活经验和如何处理秦腔所蕴含的丰富义理，这是陈彦所面临的重要的问题。黄子平认为：“以长篇小说叙写21世纪‘历史’‘现实’的史诗情结由来已久。这种叙事形式相信自身有机地‘再现’世界的能力，现实中孤立分散的事件被作家以造物主般的天才之手彼此协调地组织起来，在一个自足的世界中获得一种整体意义、普遍联系和等级秩序。”[9]从当代陕西文学来看，“史诗性”的追求是一脉相承的。柳青的《创业史》以“史”来命名，不仅聚焦梁三老汉与梁生宝的家庭创业史，更聚焦中国共产党领导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农民如何走上农业合作化道路的创业史。雷达评论《平凡的世界》时指出：“《平凡的世界》有一个总的特点，那就是把历史命运个人化，把个人命运历史化，由此形成一个横纵交错的骨架，使之带有全景性、史诗性和开放性。”[10]陈彦从前辈作家的“史诗性”创作经验中得到了启示。《主角》的写作中交织着三条线索：秦腔史、忆秦娥的艺术人生史和社会发展史。这些彼此互文的线索在讲述中国故事、表现民族特性的写作中，突出以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表现社会变迁的总体性思考，体现出了《主角》的整体建构。

首先，秦腔是《主角》书写的内在“主角”。秦腔在中国新时期40年的兴衰起落和由此所映照的中国40年的发展历程中，无疑是一个史诗性的主题。从时间角度来看，《主角》叙事中采用了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来观察秦腔的时代发展变化。在“文革”中，社会政治风气发生变化，秦腔作为老戏是禁止演出的，剧团主要表演《向阳红》《一声春雷》《洪湖赤卫队》《平原作战》等作品。自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思想逐渐解放，老戏恢复演出，秦腔也迎来了发展黄金期。老艺人重新登台唱起了《游西湖》《白蛇传》。这一时期，忆秦娥也演红了北山，进入省秦腔剧团，进京演出、上海表演，南北博得盛名。随着经济的发展，秦腔受到了冷落，甚至被称为“老掉牙”的秦腔戏。在中国社会城市化的进程中，秦腔就像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显得尴尬且不合时宜。进入21世纪，传统文化复兴，秦腔也重回观众视线，走出国门。然而，欧洲七国巡演，美国百老汇亮相，却只留下了一个“中国演员功夫好”的名声，真正精彩的唱腔，完整的故事则被砍掉了。由此，秦腔的时代发展要求也向传承人提出了“秦腔的存活方式与出路”的问题。

从空间角度来看，忆秦娥由九岩沟走向宁州进入省秦腔剧团再走向国际的这一过程，既沟通起了乡村与城市之间的联系，也反映了时代发展中政治、经济、文化的复杂变化。在改革开放初期，秦腔剧团下乡巡演是为了配合商品观念教育活动。剧团负责将人聚集起来，使集市重新活起来，进行商品交易。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秦腔剧团在八百里的秦川沃野、百折千回的黄河古道旁演出，则完全是商品交流的主场。牲畜、农机、日用品，方方面面，“一切皆是商品”。进入90年代，随着娱乐和消费方式的多元化，流行音乐、歌舞演出、模特表演等都挤压着秦腔的生存空间。城市中虽悄然兴起了秦腔茶社，但其发展颓势却无可避免。就此看来，新时期秦腔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秦腔在新时期的继承与创新问题急需解决。在《主角》中，陈彦借省秦剧团团长薛桂生之口说出“传统文化即将复兴”，这也是陈彦对秦腔未来发展的殷切期盼。在《主角》的文本建构中，我们能够看到借由秦腔的广阔牵引，从宏观层面上反映了社会发展40年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化，从微观层面上表现出了消费方式、娱乐方式的变化，由此形成了秦腔史与社会发展史的同构。

其次，陈彦在书写忆秦娥的艺术人生史的过程中，还塑造了一系列秦腔艺人的形象。这些秦腔艺人展现出的潜心学艺的意志、坚持不懈的精神，都令人敬佩。中国戏曲史上的秦腔艺术大师魏长生三次进京，传播秦腔，创新“西秦腔”，徽伶尽习之。第三次进京，虚岁60的魏长生，“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演完《背娃进府》之后却累死在了台上，一代大师的心脏在舞台上停止了泵动。忆秦娥的师父苟存忠演出《鬼怨》《杀生》时，三十六口的连珠火吐完之后，心脏性猝死，累死在了朵朵红梅绽放的舞台上。正如封子导演所说：“将军马革裹尸、伶人戏装咽气，也算是一种生命的悲壮了。”[11]忆秦娥在老一辈秦腔艺人的人格修养和精神感召中，完成了演戏的启蒙。而此后的练功、修行则是一个戏曲演员的常态。在忆秦娥的艺术人生中，舞台塌陷事件造成单团长和三个孩子的死亡是她无法忘却的伤痛。在这样的伤痛中，她进入尼姑庵，开始参禅打坐，修佛静心，她想通过诵经为死去的人超度。在莲花庵主持的法会上，忆秦娥为香客们唱了一本《白蛇传》后，主持对她说：“你是有大用的人才，不可滞留在小庵之中。也许把戏唱好，让更多的人得到喜悦，就是最好的赎罪了。”[12]主持告诉她：“修行是一辈子的事：吃饭、走路、说话、做事，都是修行。唱戏，更是一种大修行，是度己度人的修行。”[13]于是，忆秦娥带着悲悯宽容、修身练艺、度人度己的信念，走出了莲花庵又继续走上了秦腔舞台。忆秦娥在挣脱精神伤痛和人生的迷惘后，完成了对人生价值的确认。在对忆秦娥的性格塑造中，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中佛道儒的精神。她以庄子佝偻承蜩的精神，“用志不分，乃凝于神”，数十年如一日的精进秦腔技艺；她以佛家的悲悯情怀，用心用情“演唱戏曲”给人精神慰藉；她以儒家的进取精神，走出个人生命的痛楚，承担起了人世的责任与担当。忆秦娥是陈彦所塑造的理想人物。在忆秦娥身上，寄托着陈彦对民族品格与民族精神的追寻。陈彦想以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的传承来对抗当下的一系列破碎、无序的社会现实，以寻找一种整体、秩序与意义。

最后，秦腔与忆秦娥艺术人生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感应，使得忆秦娥的个人遭遇成为秦腔在时代发展的一种显性体现。忆秦娥的生命轨迹也因融进时代变迁而具有了人事沉浮的特点。忆秦娥在回九岩沟之前有这样一段唱词：“唱戏让我从羊肠小道走出山坳、走进庙堂，北方称奇、南方夸妙，漂洋过海、妖娆花俏，万人倾倒、一路笑傲。”“唱戏也让我失去心爱的羊羔、苦水浸泡、泪水洗淘、血肉自残、备受煎熬、成也撕咬、败也掷矛、功也刮削、过也吐槽、身心疲惫似枯蒿。”[14]

这一段戏剧的唱词，正是忆秦娥40年从艺人生历程的真实写照。与忆秦娥从艺历程相一致，秦腔的发展也经历了“文革”结束逐步恢复，南北演出博得盛名，经济时代逐渐没落，文化复兴再创经典这样的一个过程。时代的发展影响着秦腔的发展，同时也决定着忆秦娥的命运走向。忆秦娥的个人遭遇也成为秦腔在半个世纪发展的历史缩影。在贾平凹的《秦腔》中，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乡土文明逐渐没落，秦腔也逐渐没落。在陈彦的笔下，秦腔经历了文化复兴再创经典的过程。这是作家陈彦的一种历史性的建构，其中也蕴含着作家企图以一个伟大的历史建构主体，来回应和整合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复兴过程。

通过上述分析，《主角》的写作完成了秦腔与个人、个人与时代、历史与生活的统一，呈现出了一种史诗建构。《主角》以秦腔与主角忆秦娥在新时期40年的兴衰起落为主题，以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为内容，主角忆秦娥所承载的民族精神为内在脉络，构建了历史的连续性与整体性。《主角》容纳了丰富驳杂的内容，却又将其整合为一个有机辩证的艺术体，这就是“史诗经验”整体建构的“秩序”力量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