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莺莺传》“尤物论”劝诫主旨与文本建构之关系研究

摘要：元稹的《莺莺传》首先是一篇中唐士人对唐代安史之乱及贵族女性参政问题进行反思的劝诫文章，其次才是一篇描写唐代人爱情故事的传奇小说。元稹对唐玄宗为杨贵妃这个“尤物”所困，一不能“以德胜尤”，二不能“忍情补过”，终于导致安史之乱提出了严肃批评。作者的观点得到了当时士人阶层的普遍认同，李绅、杨巨源、白居易和陈鸿诸人的唱和之作，进一步强化了作者“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的劝诫命题，这表明《莺莺传》与《长恨歌传》《李夫人》等以劝诫为主旨的作品具有同时代文化共振的内在联系，也是对唐代宪宗皇帝“多内宠”的政治生态提出的委婉警醒。

关键词：元稹；白居易；《莺莺传》；“尤物论”；文本建构

中唐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1]，元稹的《莺莺传》一经问世，就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堪称唐代传奇的巅峰之作，其题材内容对于后世宋元明清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唐代传奇中罕有其匹，鲁迅誉之曰：“震撼文林，为力甚大。”[2]然而，不同时代的研究者在对作品的不断阐释中产生了不少的分歧，例如：张生是不是元稹本人自寓？张生为什么抛弃了莺莺？崔莺莺究竟身份如何？《莺莺传》的主旨到底是什么？产生这几个问题的原因既有作品的爱情叙事胜过其劝诫命题的客观因素，也有后来作者借助名篇进行作品立意再开拓的主观因素。笔者认为，结合贞元时期《莺莺传》写作时代的反思语境，元稹的《莺莺传》首先是一篇中唐士人对盛唐安史之乱进行反思的劝诫文章，其次才是一篇描写唐代人爱情故事的传奇小说。坚持《莺莺传》作者元稹的“尤物论”劝诫命意的论断，坚持作品的爱情叙事是为劝诫命题服务的论断，则过往《莺莺传》研究中的种种悖理之处即可得到合理解释。

一、自宋元以来关于《莺莺传》主题研究的成就和缺陷

唐代传奇《莺莺传》的文本情节大致如此：故事伊始，张生在蒲州普救寺时兵乱发生，他出力营救了同在寺中寄寓的远房亲戚崔氏一家。张生在姨母郑氏的答谢宴席上对表妹莺莺一见钟情，婢女红娘几经反复传书，俩人终于得偿所愿。后来张生进京应试滞留寓所，与莺莺情书来往并互赠信物。但张生认为莺莺是天生尤物，自己“德不足以胜妖孽”故而抛弃莺莺。这种“始乱终弃”的行为，在当时被人们称赞是“善于补过”。从文本传播反应来说，张生的这个行为在当时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时人多闻之”“张之友闻之者，莫不耸异之”。然而更令人“耸异”的不仅是崔张恋爱事件本身，更有元稹明明知道这件事会使得时人认为是作者本身经历的嫌疑，然而作者却不介意这个事件能够在更为广阔的空间传播，这就引起研究者的质疑！通俗一点儿说，“始乱终弃”的事件本身就是不道德的行为，而作者更把这件不道德的事情播弄得人尽皆知，这次情事的发生及其后传播事件，使得后人阅读这个故事之际每每感到困惑不解，成为自宋元以来《莺莺传》研究的一个死结，以至于每一个研究者都要对此情节作出自己的解释才能展开进一步研究。

宋人赵令畤认为：“盖昔人事有悖于义者，多托鬼神梦寐，或假之他人，或云见他书，后世犹可考也。微之心不自聊。既出之翰墨。姑易其姓氏耳。”[3]赵令畤认为：因为这件事“悖于义”，故而元稹借用“尤物惑人”的传统儒家观点对张生进行开脱；其后更有董解元的《西厢记》、王实甫的《西厢记》对《莺莺传》的故事题材进行不断改编，使得这个在原作品中被离弃的女性，在舞台上得到了完美的结局，寄托了人们“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的善良愿望；近代以来，更有大方之家对《莺莺传》这个问题质疑，其中较为著名的有鲁迅、陈寅恪、周振甫诸人。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评价《会真记》时说：“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虽文章尚非上乘，而时有情致，固亦可观，惟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而李绅、杨巨源既各赋诗以张之，稹又早有诗名，后秉节钺，故世人仍多乐道。”[4]鲁迅先生接受了宋代王性之提出的张生为元稹自寓的说法，从道德标准来评价元稹的思路，遂成为权威观点。在其后的刘大杰、余冠英、游国恩、章培恒、郭预衡等人的文学史对此事件的论述基本上是陈陈相因，不能更置一词，即便现在通行的袁行霈主编的教材《中国文学史》也沿袭此说。20世纪30年代，陈寅恪先生也在《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中对《莺莺传》研究的几个焦点问题发表看法：“《莺莺传》中张生忍情之说一节，今人视之既最为可厌，亦不能解其真意所在。夫微之善于为文者也，何为著此一段迂矫议论耶？”[5]然后，作者仍然尝试给予解释。陈先生说：“唐世娼妓往往谬托高门。”这样一来《莺莺传》中所谓崔氏高门家世之身份也被置于可疑的地步，这就是站在元稹一边卑鄙莺莺的社会身份，替他开脱不道德行为，如此一来，张生的始乱终弃行为就变成一种纯粹的狎妓行为，无可厚非。概言之，鲁迅直接对作者的行为提出了道德批评，陈寅恪尝试对作者的“始乱终弃”的情节作出一定的回护，而这些阐释仍然不能给人以中的之感。

中唐贞元时期的元稹是“早有诗名，后秉节钺”的社会名流，要想全面理解《莺莺传》故事的矛盾之处，还需要从元稹其他作品的论述中爬梳更多的线索。作者在《叙诗寄乐天书》言道：“德宗皇帝春秋高，理务因人，最不欲文法吏生天下罪过。阃节将动十余年不许朝觐，死于其地，不易者十八九。而又将豪座复之处，因丧负众，横相贼杀，告变骆驿。适有人以陈子昂《感遇诗》相示，吟玩激烈，即日为《寄思玄子诗》二十首。……又久之，得杜甫诗数百首，爱其浩荡津涯，处处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兴，而讶子昂之未暇旁备矣。”[6]从这段元稹对时局的认识和作者的文学观点来看，元稹是一个关心时事的严肃作家，虽然有留恋少年狎妓的思想，断不至于把这些事情弄到士大夫沙龙场合评头论足。诚如胡适之所谓“这样的世风，使得元稹他们觉得这不是文人嘲风雪、弄花草的时候了，他们都感觉文学的态度应该变得严肃了”[7]。但是作者怎么会写出与自己创作理念相违背的不严肃的作品呢？然而，对张生这种不明不白的“始乱终弃”行为，与元稹同时代的人却是认同的，他们认为张生“善为补过”。宋代以后，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元稹的行为是“恶趣说”，批评他不但犯了“始乱终弃”的错误，还到处播弄绯闻，真真是突破了文学研究者、阅读者的道德极限，远非“恶趣”二字即可为之辩解的地步；金元时期，以王实甫的《西厢记》为代表的作家对《莺莺传》故事主题进行了颠覆性的改编，使得这个在原作品中被离弃的女性，在舞台上得到了完美的结局，寄托了人们“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善良愿望，其实这种再改编的行为本身就是对《莺莺传》原作中张生“始乱终弃”行为的一种否定！

二、《莺莺传》是以“尤物论”为主题反思安史之乱的劝诫小说

安史之乱以后，唐代王室从开元盛世忽然跌落，中央政府对地方军阀藩镇的管控能力日益萎缩，而在思想领域内，当时士人对国家的中衰事件也在不断地进行多角度的反思。元稹《叙诗寄乐天书》对时局分析认为：德宗皇帝不愿生事，藩镇割据在外，朝廷大臣因循苟且，佛道二教相扇成风，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处于剧烈的衰微过程之中。这基本上是元稹对时代的认识，同时作者也表达了自己“思欲发之久矣”的救世创作思想，《莺莺传》也正是作者这样“思欲发之”的反思作品！黄大宏先生认为：“这一由宫廷宗室女性的政治、道德失范为基本内涵的唐代前期政治、婚姻关系史，作为元稹的历史视野，潜伏在士人私情故事的背后，成为《莺莺传》主题生成语境的一个方面。……抛开以爱情传奇与元稹自寓为研究前提，而是把《莺莺传》当作唐代中期士大夫对抗唐代前期历史政治的一次反思。”[8]实际上，陈寅恪先生认为：“《会真记》中有元微之一段迂腐论调，其中莺莺的譬喻也是欠妥当的，启动对应的比喻也是欠妥当的。若把它放在杨贵妃身上倒挺合适。白居易看出了这个缺点，写了《长恨歌》，《长恨歌》才适合元稹那个论调。”[9]陈先生灵光一闪把《莺莺传》和《长恨歌》联系在一起，可惜未能继续深入下去，忽视这两篇传奇内在的联系性！实际上，二者完全可以联系在一起，甚至《莺莺传》能和更多的作品联系在一起，其中元稹的《连昌宫词》，陈鸿的《长恨歌传》具有时代文化共振的内在联系，是一篇中唐士人反思安史之乱的劝诫之作，不可仅仅目之为风情小说。

《莺莺传》是元稹“思欲发之久矣”的寄托之作！元稹在《莺莺传》中这样表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宠娇，不为云，不为雨，为蛟为螭，吾不知其所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僇笑。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10]所以，说研究者只把“《莺莺传》视之为个人私生活经历的回顾以及对个人道德情感的辩解是不够的”[11]，实际上，元稹的“尤物论”得到了时人的肯定，“于时坐者皆为深叹。”白居易、杨巨源、李绅诸人多有肯定《莺莺传》立论的唱和之作。先来看看李绅为《莺莺传》的唱和之作：“伯劳飞迟燕飞疾，垂杨绽金花笑日。绿窗娇女字莺莺，金雀娅鬟年十七。黄姑上天阿母在，寂寞霜姿素莲质。门掩重关萧寺中，芳草花时不曾出。”[12]再来看看白居易的《李夫人》诗累举几个溺于私情而亡家破国悲剧人物后说道：“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13]白居易在《古冢狐》中说得就更为直白：“古冢狐，妖且老，化为妇人颜色好。……狐假女妖害犹浅，一朝一夕迷人眼。……何况褒妲之色善蛊惑，能丧人家覆人国。”[14]以为狐媚害人的女人有丧家覆国的祸害。同时代的作家陈鸿在《长恨歌传》的结尾中写道：“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15]诸位作家在“尤物论”方面达成了共识，这是中唐时代士人对安史之乱的集体文化反思。

何为尤物？尤物的基本含义有两层，一为绝色美女；一为珍奇之物。《春秋左传》中开始出现“尤物”一词，意为特别漂亮的女性。故事记载的是晋国大臣叔向想娶楚国大夫申公巫臣的女儿，然而叔向的母亲不同意这门婚事，用“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义，则必有祸”[16]来劝诫自己的儿子。她认为美女足以能改变一个人，如果没有德义的话，早晚会带来灾祸，这应该也是元稹“以德胜尤”的思想来源。欧阳修在《伶官传序》所谓“智勇多困于所溺”[17]之论。人们在生活中被各种欲望左右，如果客体蕴含了主体所强烈关注需要的内容，主体在客体面前失去了自我，失去了价值判断，作为“尤物”的客体的存亡离合能引发主体强烈的情感波动，足以夺人魂魄，“不觉自失”是一个恰当的词汇。在这里，尤物非专指女性，大致也可以认为是那些自己驾驭不了的欲望。

具体到《莺莺传》作品本身，在普救寺那一刻，莺莺就是“张生”眼里的尤物，他神不守舍，心神摇荡！她有才调，通音律，会吟诗，有胆略，敢于行动，是个“颜色艳异，光辉动人”[18]的尤物！那么，作为劝诫文的“尤物”，元稹暗喻谁呢？元稹的《连昌宫词》给出了答案：“开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渐渐由妃子。禄山宫里养作儿，虢国门前闹如市。弄权宰相不记名，依稀忆得杨与李。”[19]在这里，对比历史上的“昔殷之辛，周之幽”，引发唐代王室国运衰微的“尤物”就是杨玉环，“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貌华服参差是”[20]，这才是《会真记》之“真”。《莺莺传》里面莺莺送别张生之际，“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数声，哀音怨乱，不复知其是曲也”[21]。《霓裳羽衣序》是唐明皇和杨玉环游玩之际的代表曲目，白居易也有“惊破霓裳羽衣曲”之句，恰恰说明了《莺莺传》的主题命意之所在，文章在处处影射李杨之悲剧！

《莺莺传》的这种“尤物论”也为后世作家认可。宋代苏轼的《荔枝叹》云：“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永元荔枝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22]如何克服尤物，战而胜之？元稹的《莺莺传》提出了两种胜尤之策：一是“以德胜尤”，二是“忍情补过”，他的见解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于时坐者皆为深叹。”对比之下，张生能“忍情胜尤”，玄宗不能忍情终致败亡，高下立判，作者劝诫之意不言而明。故而李绅、杨巨源、白居易诸人为之唱和，其立意不言自喻矣！然而，元稹的隐喻并不到此为止，贞元年间，宪宗皇帝多内宠，不立皇后，而郭贵妃、穆宗势力潜滋暗长，直到最后，宪宗死于皇宫内部的政治争斗中！元稹的《莺莺传》诚可谓切中时弊之作。

三、从 “尤物论”主题角度考察《莺莺传》的文本建构

前人研究《莺莺传》经常问元稹为什么要写《莺莺传》？崔莺莺是不是确有其人？张生和作者元稹之间是不是存在着某种自寓关系？张生为什么抛弃崔莺莺？如果从“尤物论”主题角度考察《莺莺传》的文本建构出发，前人一系列的研究疑问于此便可涣然冰释。《莺莺传》的爱情叙事应该服务于文本的劝诫命题，篇尾的“尤物论”是作品的曲终奏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