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亮《北鸢》与徐则臣《北上》的历史书写比较

摘要：葛亮和徐则臣这两位同年出生的70后作家近年来都在书写历史的道路上作出了许多努力。本文以《北鸢》《北上》为主要研究对象，主要采用文本细读与对比研究的方法，指出《北鸢》《北上》这两部作品的历史书写，不仅均以家族史的叙述方式将目光集中于人的日常生活，而且都采取了他者视角介入、多重空间生产、整体意象塑造的方法来建构历史。结合具体文本及两位作家的成长与创作经历，本文还进一步探讨二者历史书写的差异、价值与不足，希冀为70后作家的历史书写研究提供更多样的研究角度。

关键词：葛亮；《北鸢》；徐则臣；《北上》；历史书写；70后作家

葛亮的《北鸢》试图在民国历史风云的变幻中探寻一段个人的被藏匿的历史，徐则臣的《北上》则以运河勾连起时间与历史，探求长埋地下被隐藏着的历史。葛亮的《北鸢》被陈思和教授评为一部“民国野史”，徐则臣《北上》的腰封上则写着“一条河流与一个民族的秘史”。对于这两部作品作出野史或秘史的评价反映了这两部作品中蕴含的特殊历史形态与历史意识，而这种特殊的历史书写既来源于作家的个人经验，反映出各自的创作特色与历史意识，又不约而同地映射出70后作家在认识与书写历史时的某些共性。

一、历史书写的形态与形式

（一）日常生活中的饮食书写

在葛亮的历史书写中首先呈现出特殊的形态——民间日常生活中的饮食书写。其在《北鸢》自序中提道：“这段生活，事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北地礼俗与市井的风貌，大至政经地理、人文节庆，小至民间的穿衣饮食，无不需要落实。”[1]在历史学的视阈下，饮食与文化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葛亮自称对于饮食的书写是“以食物喻时代，也是由平民立场看历史兴颓，林林总总，万法归宗于民间”[2]。从日常饮食洞见时代背景，这一特点早在葛亮的《朱雀》中就可见一斑。程忆楚的哥哥程国忠用报纸包着她喜爱吃的黄酱卤鸭舌，那“油浸浸的报纸原来是元旦那天的《人民日报》，上面有很大的社论标题，夺目的黑体是赶英超美四个字”[3]。简单的一个细节就将饮食与时代勾连在一起。在另一个情节中，程国忠拿报纸将家里吃剩的汤渣装了准备倒出去，母亲程云和却叫住他，把报纸抖开并把报纸里里外外看了一遍才放他出去，原来是“要查看清楚报纸上有没有印着主席的宝像”[4]。这一与饮食密切相关的细节不仅凸显了程云和谨慎的心理，更重要的是映射出“文革”时期的社会风貌与时代背景。《北鸢》中对饮食的描写也是延续于此。仁桢替二姐与范逸美运送钱财及药品的地点是在她最常去的老字号点心铺永禄记门口，而承载这些钱财与药物的则是一个点心匣子，结合后文对范逸美身份及其地下活动的揭示，食物与历史又一次巧妙地结合。《北鸢》《朱雀》中的历史大多只是日常生活饮食背后的衬景，无论社会历史如何变化，人的饮食也必须进行，但在饮食的繁简乃至礼节的变化中却也能窥见历史与时代的影响。

徐则臣曾谈及他对历史与个体之间关系的看法，认为“即使有一个宏大的背景，即使有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跟我们息息相关，也要通过我们的日常细节和内心反映出来。”[5]在小说《耶路撒冷》的开头，徐则臣就通过书写日常饮食的细节性变化来反映故事的历史背景与时代的变化。小说中老何为初平阳熬制了鲜美的鱼汤，他在谈到自己的体会时说：“烧鱼汤关键在火，用柴火，该大时大，该小时小。说了你也不明白。你们这辈人，不会再用柴火煮饭烧汤了。”[6]鱼汤固然可以表现老何内心真诚朴素的情感，但更重要的是，老何提及的青年人不会用柴火煮饭这一细节，既反映了不同代际生活背景上的差异，又表现了某些传统生活方式逐渐被现代社会“淘汰”的现实。徐则臣后来在《北上》中也借人物之口说道：“我不从道理上去理解，而是从故事、细节，从血肉丰沛的运河边的日常生活去理解它。”[7]这进一步显示出作者对宏大历史背景中人的日常饮食生活的关注。小说《北上》中谢平遥在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曾为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安危担心，甚至仿佛自己也成为逃犯，“好在造船厂旁边有家面馆，隔三岔五早上去吃碗面，热乎乎地下了肚，这一天才能稍稍踏实一点儿。”[8]重大历史事件及其影响被作者写进一碗面中，无论历史风云如何变幻，人还是要穿衣吃饭，这一细节恰恰体现了作者的巧思。书中孙宴临给谢望和下厨时也说：“你可以满世界乱窜，但胃是有祖籍的，找对了地方，它就会及时地告诉你。”[9]徐则臣笔下的身体对饮食的诉求不仅表现为一种生理反应，更表达了人的潜意识里对故乡的归依，对自身历史的溯源。小说中还有大量关于饮食的记述，如谢平遥对小波罗吃面及喝茶的观察，路途中早餐店老板娘的吆喝等。日常生活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词语，除了饮食，它还涵盖了民风民俗、人际交往、生计等方面。除却对饮食的特别关注，这两部作品也多少展示了民情风俗，如《北鸢》中文笙抓周的习俗，《北上》中船民结婚的礼俗等，都是具有鲜明的时代与地域特色的民风民俗。

（二）家族史叙述形式

徐则臣与葛亮都以家族史的脉络与框架进行历史书写，这种将家族与历史缠绕在一起，以家族史的形式书写历史的做法，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已较为常见。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从母姓“茹”字探寻家族起源，不仅是对个人历史的追溯，也是对中国历史进程中民族与姓氏发展变化的考察。陈忠实的《白鹿原》描写家族之间的斗争，试图构建新的历史讲述方式。郭冰茹认为，“家族史之所以不同于革命史，就在于它通过一个或几个家族中几代成员的命运遭际来书写家族的兴衰，折射历史的变迁。同时，由于借助‘家族’这一社会空间，家族/地方的文化心理、风土人情、伦理秩序、道德修养也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展现，因而家族史又往往与地方志相杂糅。”[10]

《北鸢》《北上》的历史书写都采用了家族史叙述的形式，但几乎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形态。《北鸢》中的家族故事以作者葛亮自己的家族为参考，其中毛克俞的形象以作者祖父葛康俞为原型创作。小说以昭如、文笙、仁桢的视角书写了家族内部的日常生活，包括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财权纠葛、情爱轶事等，并主要通过文笙与仁桢的命运沉浮展现了家族的变迁与历史兴衰，同时借助于对襄城、天津、上海等不同空间的书写，展现了民国时期各地独特的文化氛围与风土人情。可以说，《北鸢》的家族史叙述最大的特点在于它并没有浓墨重彩地讲述大家族的兴衰起落，而把笔墨花费在描写家族的日常生活之上。正如陈思和评价道：“《北鸢》是一部以家族日常生活细节钩沉为主要笔法的民国野史。”[11]《北上》中家族史叙述的特殊性在于其碎片化与断裂化特征。小说选取的是几个家族跨越百年的两个时间点，重点不在于勾勒家族的变迁而是强调家族史的断裂，从而进行家族史的溯源和“生成”。谢望和与邵秉义等人只有通过运河中挖掘出的文物及家中流传的老物件，才得以发现百年之前与谢平遥等人的联系，才能勉强勾勒出各自的家族史。因此，《北上》中的家族史不仅与运河史紧密相连，运河史更是建构家族史的路径，这体现出徐则臣在历史书写上的独特构思。

二、历史书写的多种方法

（一）他者视角介入

“‘他者’是群体得以自我界定的必要的衬托体。”[12]20世纪以来的“他者”概念常常与西方的话语霸权相联系，而在《北上》《北鸢》中，“他者”作为一种独特的视角介入小说，丰富与扩大了小说历史书写的视野。《北上》中的“他者”显然指意大利兄弟小波罗与费德尔。义和团成员战斗时手持刀剑仿佛进行舞蹈表演的荒谬，打破了费德尔对中国的浪漫幻想，战争的残酷以及对人的心理造成的异化与伤害，也通过费德尔的自述表现出来。小波罗怀着对中国文化的好奇与幻想来到中国，他赞同中国人用筷子进食的方式，喜爱中国美食与茶叶，似乎与谢平遥等人一同融入运河边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但小波罗看待中国的方式仍然充斥着浪漫的幻想，其作为西方人的傲慢也时常不自觉地显露出来。当他试图进入马可波罗描述过的府衙时，即便只能看到朱红的高墙，他依然要声称“反正我信了”[13]。当他看到运河上挤满各种船只时，他兴奋地不停拍照、赞叹，甚至像猴子一样缠在船的桅杆上，而谢平遥坐在船头的椅子上却觉得这些船的吵闹声甚至要把运河烧开。小波罗与谢平遥两种不同的视角与感觉，显然丰富了运河的故事。

《北鸢》中“他者”的出现也同样重要，尤其是犹太人叶雅各这一形象的设置寓意独特。“雅各”是《圣经》中的一个人物，他以一碗红豆汤买下了哥哥的长子权并用计谋骗取了父亲对他的祝福。小说中叶雅各刚出场时还是一个勇敢善良的犹太男孩，当他表示不喜欢自己的名字时，他表达的是对这一名字中“欺骗”含义的蔑视。但在故事结尾，长大后的叶雅各却以欺骗的方式卖给永安一批次货，最终导致了永安破产。因此，“叶雅各”这一名字也就具有了更为丰富的含义。永安面临破产时，文笙曾寻求雅各的帮助，但雅各称自己的行为不过是文笙教他的“顺势而为”的道理。回到小说中文笙教雅各放风筝的情节，文笙提到放风筝要顺势而为，雅各却认为“可你到底还是用条线牵住了它。说顺着它，却又跑不得。”文笙只好轻声辩驳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线就是风筝的规矩。”[14]显然，俩人对“顺势而为”的理解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偏差，文笙所认为的“顺势而为”是有限度、有规矩的，雅各则认为顺势与线的牵制是互相矛盾的，顺势应该是完全自由的，两种理解的差异其实正代表了中西两种文化的碰撞。

在《北上》《北鸢》中，西方人与中国人之间的交集既有在战争中的认知，也有日常生活里的来往，西方人的视角与中国人的视角之间所产生的差异，使中国文化展现得更为全面，“他者”视角的介入实际上是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深入挖掘或反思。《北上》中以费德尔的视角道出了中国人的“本性”，“他们勇猛又怯懦、精明又愚昧、真诚坦荡又虚伪投机、吃苦耐劳又溜奸耍滑、正大庄严又猥琐乖张、秉持公心又贪图私利、热情友爱又冷酷阴险、目力长远又狭隘短视等。这些优劣完全背反的品质，可以无限地罗列下去，他们照单全收，却又和谐地熔于一炉，装进同一个身体里。”[15]这一概括不可不说是作者徐则臣借助“他者”视角完成对中国文化与中国人性情的反思。《北鸢》中雅各与文笙对“顺势而为”的不同理解导致了两种选择，雅各以个人利益为先，致使永安破产乃至自杀，文笙则受到内心责任感与情感的驱使，收养了永安的孩子。文笙与雅各，前者代表了中国传统的儒家观念，后者则代表了西方以个人为中心的自由主义。文笙的行为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对信与义的强调，对情意而非利益的抉择，正如金理所言，“风筝的主心骨正是人们心中‘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坚守。”[16]葛亮借助雅各这一“他者”形象的介入，表达了对中国传统精神价值的坚守。总之，徐则臣与葛亮在历史书写中都不约而同地引入“他者”视角，试图突破人物思维的局限，以更加理性的角度看待中西文化及思想差异。

（二）多重空间生产

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指出，“空间是富含着社会性的，它是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脉络，同时叠加着社会、历史、空间的三重辩证，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所支持，也被其所生产。”[17]《北上》《北鸢》通过对社会关系与历史背景的书写，促进了文本空间的生产，塑造了各自极为鲜明的地理空间与文化空间，前者以北京和运河为代表，后者以襄城和民间为代表。

徐则臣的《北上》通过对运河及沿岸日常生活的书写塑造出了独属于运河的文化空间：小波罗兄弟俩对马可波罗足迹的追寻，谢望和和邵秉义等人的运河生活，运河文物被一一挖掘……《北上》将20世纪初的运河故事与其“前世”和“今生”连接在一起，人物故事以运河为中心延伸开来。因此，运河是复杂的，是跨时代的，具有丰富的历史人文价值和深厚的精神意蕴。徐则臣在《局限与创造》一文中写道：“这些年我用力主要在三块：一是关于北京；二是关于河边的故乡；第三块，基本是天马行空的虚构旅程。”[18]《耶路撒冷》的开头讲述了在北京读书的初平阳回到花街的故事，北京与花街这两个地理空间在该文本中产生交汇，而到了《北上》，连接北京与花街的，正是运河。北京作为谢望和的高祖父谢平遥待过的地方，对谢家人来说代表的是理想之地，因此谢望和的祖父自称最高兴的一件事就是自己的儿子来到了北京。谢望和的堂伯也因为没机会去北京而心存芥蒂，“你以为我不想去北京？你以为这里的人不想去北京？不为要去那里过日子，而是因为生活在河边，从小就知道这条河一直流到北京，那是终点，都想去终点看一看，流过清江浦的水流到那里，最终变成了什么样子。”[19]运河指示着世界的方向，成为花街人通往世界的指南针，北京作为运河的终点因而成为了理想空间，饱含了人的理想情怀。然而北京也是现实的生活空间，谢望和从北京回到花街后不禁感叹，“北京天天忙得脚不点地，电话、微信、短信、邮件，各种提示铃声，一天到晚就没断过响，好像我是多重要的人，被全世界人紧急地需要着。”[20]因此，北京这一空间既是现实的又是虚幻的，既代表着可感的繁忙，又蕴含了对理想的憧憬。

《北上》将时间刻意地放置在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时间节点上，《北鸢》却并非如此。《北鸢》虽然多次提到了战争，但并没有刻意强调时间节点，其主要塑造的是不同地理空间内迥然不同的历史文化气息，并由此反映独特的历史背景。襄城是葛亮所虚构的一个理想之城，这里的人大多重情重义，民风淳朴，俨然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聚集之地，如陈思和所言：“葛亮把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文化精神弥散在整部小说的书写空间之中，传统文化的因子在北中国的普通人家庭均有丰富的蕴藏。”[21]四声坊内扎风筝的龙师傅几代人与文笙的恩遇之情，郁掌柜劝谏文笙时的忠厚善良，文笙动用家产援助永安和收养孤儿的义举，乃至昭德、言秋凰之死的决绝与凛然，这些人物所体现出的精神品质让人动容。诚信、仁义、忠厚、孝顺这些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在新旧交替的时代里维系着文化的传承，由此，小说文本开拓出一个文化意义上的空间——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