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大变局呼唤“新文明观”

【关键词】  全球文明倡议  等级性文明观  文明互鉴  国际体系

“文明”是观察和认识世界的重要视角。2023年3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强调在文明多样性基础上进行文明交流互鉴，“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这一主张对于构建和平发展的世界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

西式方案：强调“普世价值”与“文明冲突”

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在大部分时间掌握着世界政治主导权，其在文明问题上提供的“西式方案”，强调价值观上的“西方中心论”和“西方优越论”，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普世价值论”与“文明冲突论”。

一、“西方中心论”的源起

近代以来，伴随西方国家在军事和经济领域的领先优势，西方文化也日趋从“地方性知识”变成世界性思潮，由此产生了形形色色的“西方中心论”。在“西方中心论”者眼里，欧洲文化的所有内容都是好的、进步的，并具有普世性。“西方中心论”总是明示或暗示西方是“进步的”，其他地方是“落后的”，其他国家只有按照西方走过的路径进行自我改造，才可能找到光明前景。[1]在这种视野中，欧洲被视为世界历史的主动创造者。“欧洲发出行动，世界其他地区作出反应；欧洲有‘能动性’，世界其他地区是被动的；欧洲创造历史，世界其他地区在被迫与欧洲接触前没有自己的历史；欧洲是中心，世界其他地区是外围；只有欧洲人能够首创社会变革或现代化，而世界其他地区不能。”[2]

但是，西方国家并非始终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在15世纪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世界体系出现前，曾存在过另一个世界体系。在这个早期世界体系中，亚洲才是最主要角色，欧洲只是参与方之一。事实上，近代西方国家的崛起具有很大的偶然性。西班牙和葡萄牙率先 “发现”美洲大陆，使其获得大量美洲金银，由此为其快速发展提供“意外之财”。由于他们能用美洲供应的货币来偿付，因此欧洲人几乎是无偿获得了诸如丝绸、茶叶等由亚洲生产的消费品。英国等西欧国家更是凭借奴隶贸易实现“第一桶金”的积累，从而率先完成工业革命，从商业资本主义过渡到工业资本主义，由此建立了长达几个世纪的世界霸权。用德国学者弗兰克的比喻，美洲金银首先使欧洲能够在亚洲经济列车上购买一张三等舱的车票，然后再包下一节车厢，最后才是取代亚洲成为经济列车的火车头。[3]

换句话说，欧洲文化本质上是欧洲特定历史、地理条件的产物。因此，欧洲近代率先崛起，并不意味着欧洲文化具有特殊优越性，更不意味着欧洲文明本身就是“普世价值”。但许多西方学者简单将西欧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经济和军事实力相对强大这一事实本身，想当然地归功于欧洲政治制度和文化的特殊优越性，进而形成了绵延至今的“西方中心论”。

二、服务于西方对外扩张的“普世价值论”和“文明冲突论”

近现代西方崛起主要依托的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方式，其最终目标是资本积累最大化。因此，西方国家不断进行对外扩张，在更大范围内获得原料和市场。二战结束后，随着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殖民体系日渐土崩瓦解，取代英国成为世界新霸主的美国已不可能重蹈殖民主义老路，而更多是通过经济控制和价值观渗透等间接方式来建立和维系其霸权体系。这一时期，美国更加注重将西方价值观和制度包装成“普世价值”在全球到处推销。而美国学者大力倡导的“现代化理论”，实际就是暗示发展中国家把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和道路视为效仿的模板。

苏联解体后，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所思考的是：美国未来的主要威胁和对手是谁？美国应该采取怎样的对外战略？在此背景下，美国战略界纷纷出谋划策，提出了“历史终结论”“大国悲剧论”“失败国家论”“游戏规则论”“文明冲突论”等种种不同的论调。其中，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影响最为深远。该理论以“文明”为分析单位，认为不同文明板块间的不同认同是导致国际冲突爆发的根本原因，并将伊斯兰文明视为西方文明的主要挑战者之一。[4]2001年“9·11”事件的发生，正好“验证”了“文明冲突论”的论断，由此使该理论名声大噪，并成为小布什政府在伊斯兰世界发动“反恐战争”和“民主改造”的理论依据。就此而言，“文明冲突论”只是包裹着学术外衣的政治宣传品，它与“普世价值论”不过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都是为西方大国对外扩张提供理论支撑。二者共同指向的就是那种西方文明高高在上、其他文明野蛮落后、理应效仿西方文明的等级性文明观。

等级性文明观的源头：有宗教色彩的种族主义

西方精英喜欢将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冠以“自由主义国际体系”“自由国际秩序”等种种美名。然而，透过现象看本质，西方国家倡导的文明观本质上是一种等级性文明观，它所构筑的世界体系必然是等级性国际体系。所谓“自由主义国际体系”就是一种等级分明的“自由帝国体系”：在西方国家之间讲“自由”，但对西方国家之外的其他国家则是帝国主义，其最终要构建的是一个以极少数西方大国为核心的等级性的国际体系。

自由主义是西方国家的主流政治思潮，也是西方塑造国际体系的思想基础。然而，西方国家标榜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部分基督教教义，其中就包含了一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等级性文明观。按照基督教的说法，“称义之前完成的善行是上帝所不喜的，因为这种善行不是从信仰耶稣基督那里产生出来的，这种善行也不能使人接受恩典。”也就是说，如果不信仰上帝，最大的善行也不被认可，这就是基督教“因信称义”的教义。

从思想构成看，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看似截然对立，实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很多著名的自由主义学者都具有浓厚的专制主义色彩。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被视为自由主义的创始人，同时被视为专制主义的理论家。他认为每个人都是孤立个体、相互敌对竞争。为避免这些充满“自然属性”的个体间的自相残杀，霍布斯设想出“利维坦”这一强制性统治机构，将“国家”定义为置于个人之上的必要的强制性权力机构，由其强迫每个人遵守社会秩序。这样，从自由主义逻辑起点出发，最终得出的结论，就是建立强大国家机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经济学家哈耶克和弗里德曼都是自由主义的坚定支持者，但他们对民主的态度却是功利主义的。当民主与自由发生矛盾时，他们是民主的反对者；当民主与自由表现一致时，他们又以民主推动者的面目出现。所以他们很容易接受威权主义，并与独裁者保持友好关系。[5]这正如《资本主义黑皮书》所指出的：“自由主义源于专制主义，并和后者一样包含了极权主义的特征，因此它最终只是现代极权主义的一个变种而已。”[6]

这种“自由主义表象、专制主义本质”的逻辑悖论，扩大到国际政治领域，就是“主权平等表象，帝国主义本质”的“自由帝国体系”。而种族主义则是西方塑造等级性国际体系的思想基础。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凭借率先完成工业革命获得的先发优势，在全球范围内构建起一个以西方工业国为中心、以发展中国家为外围的等级性经济体系。与此同时，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向世界各地移民和殖民，并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南非等地建立起由白人精英统治的国家。白人殖民者在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地位，加上对殖民地当地居民反抗的担忧和恐惧，日益催生并固化了“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

在白人殖民者看来，白人无论肤色与种族，还是物质与文化，都要比当地原住民更优越。白人种族主义者主张按照种族高低建立社会等级秩序，即肤色越浅的民族越应处于高位，肤色越深的民族越位于社会底部。西方国家还按照所谓“进步”的标准，区分出“文明人”“野蛮人”和“未开化的人”。在欧洲殖民者眼里，只有“文明世界”范围内的国家才应相互尊重主权，那些“野蛮人”只能享受部分政治认可，“未开化的人”则应该被驱逐、殖民乃至种族灭绝。这种赤裸裸地强调等级统治的种族主义，成为欧洲国家进行殖民统治和殖民压迫的法理基础。

到19世纪，欧洲人进一步从政治和法律的角度，对这种等级性国际秩序进行合理化。欧洲国家认为自己负有管理国际秩序的责任，而且这种责任也应受到他国认可。英国学者布赞在《全球转型》一书中提到，19世纪编撰的战争法，就区分了“有特权的交战国”与“无特权的交战国”，并认为“有特权的交战国”可以在“未开化的地区”不受法律限制地使用暴力，那些“没有特权的交战国”则无权这样做。事实表明，许多白人殖民者正是打着所谓“白人的责任”的旗号，在全球范围内到处进行血腥而残忍的殖民扩张。

然而，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白人优越论”不攻自破，尤其二战后纳粹德国的覆灭，使种族主义理论彻底臭名昭著。在殖民体系日趋瓦解的新背景下，西方世界新晋霸主——美国不得不“更新”其维系等级性国际秩序的思想体系。文化种族主义日渐成为西方大国控制世界新的思想基础。

不同于强调生物性标记的种族主义，文化种族主义强调的是“文明标准”的重要性。当初西方国家认定国际社会只能由基督教国家主宰时，世界其他宗教和文明圈的国家自然被排除在国际社会范围之外。然而，当西方转向“文明”话语和范式后，那些“低等种族”便可能通过与“更高等”文化或宗教的融合而变得更加“文明”。

“西式现代化理论”就是一种伪装成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冷战时期，为与苏联争夺第三世界，罗斯托、李普塞特等众多“冷战知识分子”有意创造并强化了“西式现代化”理论，目的就是引导发展中国家走以西方为模本的发展道路，最终将其嵌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即让第三世界国家深度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这样，发展中国家看似走向“现代化”，实际上在不知不觉中向西方世界靠拢，由此使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不动声色地在这些刚刚摆脱殖民体系的国家推行新殖民主义。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那些愿意效仿西方国家模式与制度的国家和民族，理论上具备了成为“文明世界”一员的资格。然而，被西方接纳和认可的代价就是全盘接受西方的政治模式和经济制度，以及西方大国的霸权统治。以经济政策为例。近几十年来，是否接受和推行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已经成为西方国家衡量发展中国家是否“文明”“进步”的新标尺。只要接受这套有利于西方垄断资本的政策主张，便会受到西方国家的极大欢迎。反之，那些不听西方号令的国家则可能被西方大国打入另册，并冠以“专制国家”“失败国家”乃至“流氓国家”等种种恶名。

等级性文明观暗含了一种等级性国际秩序。这是因为，“文化种族主义”赋予西方国家一种带有进攻色彩的“文明使命”，即“高等文明”可以帮助“低级文明”实现“进步”。时至今日，“文明”这一术语也用得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则是看似更为温和的形式，如人权、人道主义等术语。这些表述看似充满现代性色彩，实则是西方大国干涉他国内政的重要抓手和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