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T技术的全球治理方案：一个技术多边主义的框架

【关键词】GPT技术  全球治理  技术多边主义  ChatGPT

近年来，生成式预训练转换器（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GPT）技术的影响不断扩大，进而引发国际社会关于GPT技术如何应用的争论。例如，2023年4月，包括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在内的关注人工智能领域的企业家、学者与技术人员发起了一封公开信，呼吁暂停比GPT-4更强大的系统。目前该请愿已有上万人签名。[1]另外，一些国家（如意大利）已经宣布限制GPT技术的使用。总之，目前亟需一个全球治理框架对GPT技术发展可能产生的全球性影响进行全面评估。

为何GPT技术需要全球治理？

目前关于GPT技术的讨论更多集中在其可能产生的应用变革等方面，而从全球治理角度讨论的成果还比较少。笔者认为，GPT技术需要在全球治理的框架下进行审视，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GPT技术产生的外部性使得世界各国都卷入其中。作为一种新型生产力，GPT技术对人类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以GPT技术对世界分工的影响为例，传统的世界性分工体现为发达国家提供先进技术，而发展中国家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和商品销售市场。然而，在新的GPT技术框架之下，世界性分工可能会被重塑。GPT技术的本质是人工智能，其目的是对传统劳动力进行替代。在GPT相关技术的辅助之下，传统意义上由印度等地区来完成的软件外包等工作无疑都能够由机器直接完成。换言之，在传统的世界分工体系中，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位置，如其廉价的劳动力仅能换来非常微薄的收入，甚至其卷入世界分工体系这一结果也只是世界交往产生的一种副作用。在思考大工业发达国家和非工业性质国家之间的矛盾这一问题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认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2]在新的GPT技术之下，原来由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完成的工作可能会完全被机器所取代。因此，这种技术变迁虽然在发达国家内部完成，但是其影响已经溢出发达国家的边界，对世界经济体系产生巨大冲击。GPT技术产生的各类效应会使发展中国家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发展中国家原本就长期面临一系列发展问题，再加上劳动条件的丧失，会使其陷入更加脆弱的状态。GPT技术所产生的外部性，使得该技术的使用不能仅仅被看成是技术应用问题，而是应该被看作一种新型全球性问题。

第二，GPT技术应用带来的生产力竞速可能导致治理规则准备不足。因为GPT技术是一种新型生产力，而掌握这一新型生产力就会使得生产力水平极大提高，所以各国都不希望在这些先进生产力的研发和应用方面落后。各国在面对新生产力工具时，往往都会采取加速策略，最终会导向集体“竞速”的结果。那些在竞争中失败的国家会在新一轮产业变革中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因此任何一方都不希望竞速失败。在这种集体加速的背景下，各国可能都会为GPT技术的落地应用准备极为优厚的条件，并鼓励这些技术的应用。那些采用了新技术的地方政府，也会将自己标榜为新技术的积极拥抱者。这种集体加速很有可能会导致人类社会整体对新技术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思考与准备不足。但凡对新技术的应用提出批评意见的人，可能都会被归入技术保守主义的行列。而这种集体竞速最终可能会导致人类社会在整体上缺乏对该技术破坏性效应的全面认识以及相关规则制定的准备。因此，有学者呼吁应当为智能技术注入人文主义的内涵，并设定一个与人类共处的边界，使其能够遵守人类的习俗、道德、规范和法律。[3]

第三，应用非均衡性可能会加剧国家间冲突。由于各国对待GPT技术的态度不同，可能会出现加速主义与减速主义的争论。例如，美国是典型的加速主义国家，其在GPT相关技术的应用方面采取自由主义策略，甚至会为整个技术的应用落地以及大规模的应用提供条件。然而，一些规则观念较强的国家和地区，则可能会出现对GPT技术的激烈批评。意大利便是这类国家的代表，而意大利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整个欧洲的态度。这类国家往往强调要对大模型相关技术进行限制。然而，减速主义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当地大模型技术在相关应用中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而由此又会激发当地的众多争论。要协调这些争论就需要引入全球治理的框架，使人类在大模型技术发展过程中持有相对一致的立场。目前GPT的发展似乎已经让人们看到了通用人工智能在未来突破的可能性。而通用人工智能的发展，一方面可能带来巨大的科技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可能产生极为严重的颠覆性后果。而要有效地应对这一问题，就需要使整个人类社会的行动尽可能统一起来，这样才能够对人工智能技术形成相对有效制约。[4]针对大模型技术的应用和发展，如果一部分国家采取规制态度，而另一部分国家主张自由放任，人类社会就可能产生巨大冲突，并导致整体性政策失败。

GPT的强负外部性：对技术加速主义的批评

针对GPT等大模型技术的发展，“技术剥离论”认为，需要将技术进步与社会影响剥离，即那些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推动者只需要考虑技术进步和技术发展，而不需要考虑这些技术的社会影响。然而，“技术剥离论”持有的是一种不完整的世界观，因为技术本身是与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就GPT技术而言，其具有较强的负外部性，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失业。在工业社会之前，人类个体大多数是自我雇佣。而在工业大生产的条件下，才形成了数量巨大的、为工业化准备的劳动力。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会不断出现结构性失业。例如，汽车的出现逐渐使马车夫这一岗位的工作受到影响。卡尔·弗雷（Carl Frey）等人在2017年曾针对700余种职业做过一次预测，其结果显示在未来的20年内，美国接近一半的劳动者所从事的职业将有极高概率被替代。[5]在结构性失业的影响之下，受影响的人通过技能再培训往往就能够获得新工作岗位。然而，GPT技术产生的失业效应不同于结构性失业，它很有可能会导向一种“全面性失业”。GPT技术所产生的替代效应针对的是整个知识性服务群体，即我们所俗称的“高级白领”，这与传统的技术替代效应明显不同。传统的技术替代效应往往更多指向一些体力劳动者，而GPT所针对的恰恰是知识类工作者。穆宾·哈克（Mubin Haque）等人的研究表明，GPT最终将淘汰与内容创作相关的一些职业，如程序员、教授、剧作家和记者。[6]人类历史之前的经验表明，知识类工作是相对可靠、稳定和受到保障的。因此，这一次巨大的失业浪潮产生的负外部性，可能会远远超出人们的理解和想象。

二是失序。GPT技术是作为一种新的知识生成技术而出现的，它会打破传统的知识秩序。而在知识秩序的基础之上，整个政治秩序都会受到影响。另外，大量的生成类内容的出现同样会对传统秩序形成打破效应。这意味着大量的知识创造性活动可能会失去意义，同时大量的人工智能生成物会冲击人类传统的知识创造。例如，在大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用于作画的影响之下，传统的插画师的工作会受到影响，年轻人可能不再会以这一工作作为未来的发展职业。这都属于对传统知识秩序的打破。这样的人工智能生成物还会进入人们的现实世界。例如，大量的虚假信息会涌入舆论场。这意味着如何甄别大量按照非现实的创造性或想象性场景生成的文本和信息，是人类社会即将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7]更为可怕的是，在这样的新技术影响之下，人们或将不再相信任何看到的事物。我们很难再相信“真相”，因为所有的信息都可以被虚拟制造。因此，这种知识泡沫的巨大冲击会将人类社会传统的知识秩序完全打破。而人类社会的其他重要秩序（如政治秩序、经济秩序等）都建立在知识秩序的基础之上。

三是失控。目前，GPT-4的技术已经表现出部分失控的特征。例如，一些使用者在与GPT-4聊天过程中发现其带有某种情绪性。同时，一些对话者会被GPT-4带到某些私人对话的领域。换言之，在GPT-4技术使用过程中，若出现多轮对话，此时对话模型会表现出某些类人意识的特征。按照一些专家的判断，目前的GPT-4已经达到了9岁儿童的心智水平。问题是，这样的技术如果进一步发展下去，会最终导向一个怎样的世界？一旦人工智能产生自我意识，就需要为人工智能体发展设定一整套全新的规制框架。人工智能体接下来发展速度会越来越快。这样的通用大模型在许多方面的表现已经接近人类，如果进一步发展下去，无疑会成为牛津大学人类未来研究院院长尼克·波斯特洛姆（Nick Bostrom）所讨论的“超级智能”（Superintelligence）。[8]

正因为GPT技术存在巨大的负外部性，所以需要警惕技术加速主义。技术加速主义的基本观点主要有两类。一是反保守主义。这类观点认为不应该对技术进行限制，凡是主张对技术进行限制的观点都可以被称为保守主义。二是技术扩散论。这类观点认为，对人工智能的技术限制是不起作用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轻量化特点决定其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扩散。笔者认为，技术加速主义的观点存在瑕疵，其原因主要包括如下两点。

第一，限制是为了更好地发展。任何技术的野蛮发展都可能会导致发展的中止。如果GPT技术产生的负外部性在短时期内造成人类社会的巨大灾难后果，那么最终结果可能是人们出于愤怒完全终止这一技术。而从技术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讲，对技术的负面效应进行有效限制也是使技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9]正如《暂停巨型人工智能实验》这封公开信所提出的，让我们开始享受一个“人工智能之夏”（AI Summer），而不是毫无准备地匆匆进入秋天。[10]因此，对技术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并不完全等同于保守主义。要使以GPT为代表的通用大模型技术在更加良性和可持续的框架下展开，就要制定一整套的完整规制，将其负面效应约束在人类社会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第二，技术扩散的可控性。技术扩散的基础在于其巨大的生产力效应。如果某种技术可以大大提高生产力，那么出于提高生产效率和节省成本的需要，这一技术自然就会具有扩散效应。然而，如果一些技术对人类社会产生巨大的负面效果，那么理性的行为体将联合起来限制技术的发展。一个典型的案例是核武器。按照人类社会在美苏冷战期间形成的线性逻辑，核武器开发应该是越多越好。然而，实际的情形是人们在感受到核武器的巨大毁灭性威胁之后，最终形成了核武器开发上的理性逻辑，即核武器可以在相互确保摧毁的基础上逐步减少。帕特里克·摩根（Patrick Morgan）认为，基于这种理性假设的逻辑，行为双方会通过尽可能多的信息来计算成本和收益、成功和风险之间的关系，并依据理性对手的行为来选择一种能产生最大收益或造成最小损失的行动方式。[11]人类社会的诸多技术在发展过程中会逐步形成一些相应规则，而这些规则的前提是确保这些技术可以使人类社会整体受益，而不是将整个人类社会推入毁灭的深渊。

OpenAI的企业社会责任与国家介入

由于GPT会产生巨大而广泛的社会效应，最终受影响的可能是整个人类社会。正因为这种强负外部性的存在，OpenAI需要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例如，OpenAI应该开放所有与GPT-4以及可能正在开发的下一代GPT技术相关的技术细节，因为这样的负外部性会影响到每一个人。换言之，这样的技术开发不再是OpenAI的内部行为，而在实际上已经成为人类社会整体行为的一部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技术细节的开放不再是一种企业能够自愿选择执行与否的内部行为，而是一种基于人类道德准则的强制性行为。OpenAI正在开发的下一代GPT技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类比于核武器。假设在动机不明的情况下，一个小型团体能够开发具备相应破坏力的核武器，那么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这个小型团体的活动就不再是其内部的研发行为，需要在相关安全部门的约束下展开。如果需要该团体公布相应的技术细节，其应该配合，以保证这样的技术不会导致人类的毁灭。OpenAI开发的下一代GPT技术实际上就处在这样一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