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罗振玉：一己之力继绝学

若提到殷商甲骨文研究，大家便会想到罗振玉。他被誉为国内系统研究甲骨文的第一人。

罗振玉（1866年—1940年），字式如、叔蕴、叔言，号雪堂，晚号贞松老人、松翁，出生于江苏省淮安市。罗振玉是中国近代农学家、教育家、考古学家、金石学家、敦煌学家、目录学家、校勘学家、古文字学家。曾参与开拓现代农学、保存内阁大库明清档案、从事甲骨文字的研究与传播、整理敦煌文卷、开展汉晋木简的考究、倡导古明器研究。

罗振玉以学术的眼光发现和挖掘中国传统文献，并以科学的方法进行整理，刊布流传。他先后出版了《敦煌石室遗书》《鸣沙石室佚书》《敦煌古写本周易王注校勘记》《鸣沙石室古籍丛残》等。他一生著作达189种，校刊书籍642种，是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

系统研究甲骨文

“自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学者唐兰曾以这样一句话概括了“甲骨四堂”的成就。“甲骨四堂”是甲骨文研究领域权威，所指四位大师分别是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郭沫若（字鼎堂）、董作宾（字彦堂）。

其中，雪堂以“导夫先路”著称，可见其地位。

四人之中，“雪堂”罗振玉最先推断出甲骨文出自何处，是甲骨学的奠基者。“观堂”王国维则多方考释，并以“二重证据法”开创甲骨研究新风。“彦堂”董作宾对甲骨学研究的最大贡献，则是创立了甲骨断代学，因而是“区其时代”。“鼎堂”郭沫若功在甲骨辞考，他对甲骨学的贡献，主要表现为考证了殷商时期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生产生活诸方面。

罗振玉是如何与甲骨文结缘的？又有怎样的研究成果呢？

1899年，金石学家王懿荣生了场病，他到北京一家药店找大夫抓中药，其中有味药叫“龙骨”。听起来高大上的“龙骨”，其实就是有些年头的龟甲、兽骨。眼前这批龙骨，是河南地区农民不知从何处挖得后卖给商贩的，辗转成了王懿荣治病的药材。

要是一般人，回家就把药煎了。可王懿荣酷爱收藏，就连中药都有兴趣把玩一番。他将“龙骨”捧在手心仔细审视，忽然发现，这上面似乎刻有规律符号。这可能是一种文字，而且比篆文还要古老得多，这一消息随即轰动京城。

次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王懿荣偕夫人与儿媳投井殉节。其所遗甲骨被《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收藏。1903年，罗振玉在上海见到刘鹗所藏的甲骨时，极为惊叹，帮助刘鹗将甲骨拓本编为《铁云藏龟》印行。

罗振玉自幼对经史、训诂潜心学习，留意金石名物，倾心于经史考据之学。接触甲骨文后，罗振玉一头扎入“学海”中，他探明了甲骨出土的地点，在卜辞中发现了商王名号，于宣统二年著《殷商贞卜文字考》，同时将经古董商搜集的甲骨选编为《殷虚书契前编》。次年，还派弟弟罗振常等人到殷墟收购甲骨古物。1904 年，他帮助孙诒让出版《契文举例》，这是第一部甲骨文研究性著述。

1907年进入朝廷学部后，罗振玉在甲骨文的收藏数量、考释研究方面大大超过刘鹗、孙诒让等人。1915年，他又亲往殷墟调查，借着田野调查新发现的材料，他先后写出了《殷虚书契考释》《殷虚书契菁华》《铁云藏龟之余》《殷虚古器物图录》《殷虚书契待问编》《殷虚书契后编》《殷虚书契续编》等著作。其中，《殷墟书契考释》的问世解决了甲骨文“识文字，断句读”的困难。书中释出了单字近500个，其中多数得到学界认可，还首创了对卜辞进行分类研究的方法，成为甲骨文研究史上的扛鼎之作。

随着研究愈见深入，积累的龟甲也多不胜数。如今传世的刻有甲骨文的甲骨也不过10万余片，相传罗振玉收藏的就有2万多片，一人占到五分之一。罗振玉常年观察研究甲骨，也较早尝试用甲骨文作书，这为书法创新提供了一种新的参考。

绍兴著名书法家沈定庵认为，罗振玉书写的甲骨文一改钟鼎文与秦汉以圆势为主的笔意，结体趋方，中锋用笔而不作顿挫，因此线条自然、流畅、爽利。

作为甲骨文书法的首创者，罗振玉在1925年著有《集殷虚文字楹帖》一书，这是最早的甲骨文书法集。

竭力抢救文物

罗振玉还被外界誉为敦煌学的奠基人。敦煌研究院现任名誉院长樊锦诗，毕生从事敦煌学的研究和保护工作。她的回忆录《我心归处是敦煌》提到了敦煌学的众多学术大师，罗振玉名列首位。书中还将罗振玉、王国维的成就单独列出一节，细细讲述。

樊锦诗提到，罗振玉在整理刊刻敦煌遗书方面做了很多工作。1900年，当时敦煌太清宫道士王圆箓意外发现经卷、古物，当地官员要求原地封存。但消息不胫而走，吸引了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先后前来。伯希和花了五百两白银就把六千卷文物带走了，形同骗取。伯希和拿了宝物，却不识货，只得四方请求高人解释其中奥妙。

等到罗振玉见到敦煌经卷，已是在八九年之后的北京城。宝物启封，罗振玉见了后“ 一时惊喜若狂，如在梦寐 ”。得知敦煌尚有“ 卷轴八千轴”，罗振玉费尽心机，用 3 0 0 0 银元购得全部文书，使劫余的珍品免于流失国外。

罗振玉和王国维等人，把伯希和从敦煌骗取的十多种藏经洞文书编为一集，以《敦煌石室遗书》为名刊行，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后，他又整理出版了《鸣沙石室佚书》和《鸣沙石室佚书续编》，收录了《大云无想经》《老子化胡经》《摩尼教经》《景教三威蒙度赞》等各宗教经书。敦煌学的大幕，随之徐徐拉开。

罗振玉在抢救、保护古代文物和文献上的贡献，还不止于此。令后人津津乐道的，是他从书摊上用3倍高价买回内阁档案的故事。

1909年，清朝内阁大库突然崩塌一角，有人奏称，大库中无用旧档太多，请予焚毁，朝廷居然同意了这个请求。恰在此时，内阁大学士兼学部大臣张之洞打算成立京师图书馆，特地委派罗振玉到内阁大库挑拣书籍典册。罗振玉紧急上奏请求保存这批待销毁的档案，最终这些档案获准交由学部图书馆管理。1921年前后，北洋政府财政艰窘，便命令历史博物馆将放置在故宫的档案分两次作为废纸卖出。

一天，罗振玉赴京办事，偶尔发现有人在书摊上出卖《洪承畴揭帖》《高丽王进贡表》等古籍。追寻之下，他得知早先抢救下来的“ 大内档案 ”被卖了。他又气又急，但当机立断，以3倍的高价买回了这批档案。

许多学者认为，罗振玉一生最大的业绩，就是在“国势倾危，外患频仍”的情况下，不惜家财，抢救文化遗产，把大量散佚的文物古籍赎回。他还同国外学者进行交流，把流失到巴黎、伦敦和东京等地图书馆和博物馆的文物，摄影复制，考撰成文，将国粹发扬光大。

而他与国学大师王国维的关系，在为后人津津乐道的同时，也充满了诡谲疑问。学术界有云：世无王国维，罗振玉仍为罗振玉；而若无罗振玉，则至多仅有文学史家的王国维，必无古史学家的王国维。

罗振玉认定王国维有过人之才，便邀请王国维到其创办的“东文学社”研习日文、外交与西方近代科学，聘请日籍教师任教，并资助王于1901年赴日本留学，对他可谓有知遇之恩。“东文学社”旋即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其中最出名的王国维、樊炳清和沈纮，被称为“东文三杰”。罗振玉和王国维后来结为儿女亲家，两人都是国学大家，他们的学问被称为“罗王之学”。

念念不忘故乡

事实上，罗振玉从小受治家严肃的祖母影响，性格温驯寡言，做事笃定专注。他对家族、故乡的情感亦颇为深厚。

罗振玉教子有方，四个儿子福成、福葆、福苌、福颐的研究方向各有分工，分别主攻“ 西夏学 ”“ 敦煌学 ”“ 甲骨文”“古印玺”，在各自领域都有所建树。

罗振玉的曾祖父罗敦贤早在清嘉庆年间，就带着家人离开浙江上虞，迁居江苏淮安。他的祖母、母亲、妻子都是淮安人。罗振玉在淮安度过前半生，其间仅在15岁时返上虞参加过乡试（士子考秀才需到祖籍所在地）。他在淮安生活到了而立之年才离开，但念念不忘的是故乡上虞。

7年前，罗振玉孙女、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罗琨来到上虞区小越街道大庙罗村，她在考察罗振玉祖居时提到，祖父非常热爱家乡，一直说自己是上虞人，他的书法落款是“上虞罗振玉”。

4年前，罗振玉后代罗琳到上虞寻根。大庙罗村乡亲们拿出族谱，里面就有罗振玉的记载。因罗家人口增多和行政村划分，西罗村、罗家村、大庙罗村和朱家滩村等周边村庄，遍布罗姓村民。

家乡上虞的回馈同样丰硕，不仅为罗振玉修葺故居，还由乡贤研究会主编了《上虞罗振玉》一书，该书也是首部研究罗振玉成就的综合性学术文集。

晚年的罗振玉，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因病辞官，退居旅顺。1940年5月14日逝世，葬于旅顺水师营西沟屯西南山，人生就此画上休止符。

如今，回首历史，罗振玉留给我们的是许多经其手的珍贵历史遗存以及学术成果。他为中国历史研究和传统文化保护作出了巨大贡献。

就如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自序中说的：“罗振玉的功劳，即在为我们提供了无数真实的史料……”

罗先生的精神和功绩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摘自“学习强国”浙江学习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