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全球化”背景下东亚供应链的重构与转型

【关键词】东亚供应链  去全球化  大国博弈  新发展格局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速的大背景下，依靠区域分工不断深化和区域供应链持续扩张，东亚各国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曾经的“亚洲奇迹”。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成为人类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危机之后，世界经济进入自两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二个“去全球化”时期，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民粹主义抬头，全球供应链扩张趋势遭遇逆转。新冠疫情全球蔓延、乌克兰危机，特别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发起的贸易战等各种“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更是进一步加剧了国际环境的变化，推动世界经济进入漫长的大转型时期，这些变化对东亚经济造成巨大挑战。在各种非市场因素冲击之下，长期稳定增长的东亚区域供应链出现诸多不确定性，给未来发展蒙上一层阴影。东亚区域供应链是支撑中国和东亚各国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基石。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东亚各国应一道努力，通过各种有效措施，推动区域合作与区域供应链发展按照市场竞争和比较优势原则有序调整和重构，从而实现包容性区域协同增长。

全球化逆潮冲击下的全球供应链变动趋势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两大失衡问题的不断加剧导致冷战后加速发展的超级全球化出现逆转势头，世界经济与政治由此进入所谓“去全球化”时期。这两大失衡问题主要是指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由于不平衡发展而产生的国际失衡，以及发达国家内部富人（资本）和穷人（劳动）之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而形成的国内失衡。如以不同经济体占全球GDP比重衡量的国家经济实力来测算国际失衡，1990—2020年，发达国家的全球占比从80%降至60%，而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则从20%升至40%，照此趋势，2030年左右两者将出现交叉点。[1]对于发达国家的国内失衡，2019年经合组织的一份报告显示，1980—2019年，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规模从64%降至61%。[2]美国的情况尤其严重，其中产阶级规模占比从1970年的61%降至2021年的50%。[3]中产阶级规模的萎缩主要缘自不同社会群体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估计，1979—2019年，最富有的25%家庭中，其平均收入增长了114%，相比之下，中产阶级家庭的平均收入只增长了43%。[4]大量研究表明，国际失衡和国内失衡的同时出现和不断加剧，会对全球化和国际秩序产生巨大冲击，具体表现为贸易保护主义上升、单边主义抬头以及民粹主义泛滥。美国特朗普上台执政、英国“脱欧”是反全球化浪潮的典型表现。根据美国智库彼得森经济研究所的报告，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以全球贸易总量占世界GDP总额比重所表示的贸易开放指数已从2008年的60.1%降至2021年的57.2%。[5]世界银行的统计则显示，全球国际直接投资总额占世界GDP的比重同样出现了大幅下降，从2007年的最高点5.3%降至2018年的最低点1.1%。[6]

新冠疫情全球蔓延、乌克兰危机以及美国不断推进对华遏制战略，进一步推动全球化加速退潮，国际秩序进入动荡变革期。德国学者海因里希·盖瑟尔伯格等用全球化危机和新自由主义危机共振而导致的大衰退来描述当前全球政治经济的形态，并认为其与20世纪初最终导致一战爆发的“大转型”具有惊人相似的特征。[7]

在全球化退潮和国际秩序转型背景下，作为冷战后超级全球化典型标志的全球供应链也开始面临巨大挑战，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商学院教授戴廷龙甚至将乌克兰危机爆发形容为导致全球供应链30年持续扩张历史正式终结的一道“铁幕”。[8]在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下，跨国公司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全球供应链的安全性、弹性和可持续性，产业回流和近岸外包成为其全球产业布局和投资新的替代选择。在中国欧盟商会2022年6月进行的一项调查中，23%的西方公司表示，他们正在考虑将业务迁出中国。[9]

上述变化推动全球供应链出现区域化转型趋势。亚洲开发银行2022年度报告显示，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全球供应链不断萎缩，2018—2020年全球价值链参与率从72.9%降至70.7%，亚洲与世界的供应链联系也相应出现萎缩，复杂价值链参与率从44.3%降至38.7%，但与此同时，亚洲内部的区域供应链联系却在不断加强，区域内复杂价值链参与率从23.4%提升至26.0%。[10]比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项研究显示，在中国的全球2000强企业供应商来源中，来自亚太地区以外的供应商占比从2014年的47%大幅降至2020年的20%。[11]

除了区域化转型，近年来随着国家安全内涵的不断泛化，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开始使用各种手段对外国直接投资以及所谓关键产业进出口贸易实施限制，全球供应链也出现了主权化趋势。典型的表现就是美西方国家纷纷调整本国贸易与投资管理制度，加强对外资以及关键产品进出口贸易的审查。比如，英国史上最严格的《国家安全和投资法》于2022年1月4日正式生效。根据新法，如果投资者打算涉足人工智能和通信等17个敏感行业，收购一家英国公司的股份只要超过25%，就会触发强制申报条款，英国政府将进行审查并可能阻止该交易。法案生效后的3个月，英国政府就收到了222个案件的申报，并主动介入调查了其中17项交易。相比之下，此前20年英国政府总共才调查了12项交易。[12]随着2018年特朗普签署《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 （FIRRMA）和2022年拜登政府发布“关于确保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稳健考虑不断变化的国家安全风险的行政命令”（CFIUS EO），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审查范围日益扩大、审查力度不断加强。中国公司是最主要的被审查对象，根据该委员会的年度报告，2021年中国的审查指数为77.4，远远超过其他国家，而英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等西方盟友在该指数上的平均得分甚至不到1.0。[13]

站在“十字路口”的东亚供应链

在上述种种冲击影响下，东亚供应链正在进入一个“十字路口”。过去半个多世纪东亚供应链的变化一直是遵循市场逻辑向前推进，这一分工结构的形成首先源于日本。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迈入发达国家行列后，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中间品出口和对外援助（ODA）等经济手段，将本国早期所采用的模仿、学习、生产和出口发展模式向东亚其他后发国家和地区传播，最终形成了梯次的区域分工与发展格局。在区域供应链演进过程中，后发国家依据自身比较优势陆续参与其中，从20世纪7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到80年代的东盟“四小虎”，再到90年代的中国，东亚各国（地区）充分利用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为本国带来的机遇，你追我赶，形成了日益紧密的经贸依存关系。这种给东亚带来巨大经济奇迹的区域性增长范式被形象地描述为“雁行模式”。[14]

在东亚供应链的演进过程中，中国是一个后来者。21世纪之前，日本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通过资本和技术转移，日本推动东亚地区逐步形成“雁行”的垂直分工体系。在此过程中，中国是配角，是先行国家产业转移的被动承接者。不过，进入21世纪后，随着自身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持续加深，中国在东亚供应链中的地位开始凸显，逐渐超越日本成为东亚供应链新枢纽。在此过程中，东亚传统的“雁行”模式逐渐解体，并被一种更复杂的区域生产网络所替代。[15]新的分工模式由“雁行”结构演变而来，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其产业间分工的本质属性，形成了以产业内分工甚至产品内分工为基础的区域分工模式。在这种结构中，跨国生产过程分散化和各国经济一体化是同时发生的，核心特点是零部件等中间产品在区域内的来回转运，以便在每一阶段进行更深入的加工，直到最终产品的出口。

整体看，东亚生产网络具有三个主要特征。一是产业内贸易的迅速扩大。1990—2004年，东亚地区贸易额中产业间贸易占比从大约45％降至22％，产业内贸易则从55％升至78％。其中，以办公和通信设备、电子设备为代表的机械产品占到了东亚出口的50％以上和进口的42％，成为推动东亚区域分工深化的最重要贸易产品，这也使得各国的出口结构越来越相似。[16]二是区域内贸易增速快于区域外贸易。1986—2007年，东亚区域内出口和进口贸易比重分别从29.3%、41.5%升至44.5%、62.7%。横向比较，2004年东亚区域内贸易占比达到56%，尽管低于欧盟的67%，但已超过北美自由贸易区的52%。[17]三是中国替代日本成为东亚生产网络的中心。在新的区域供应链分工体系中，中国虽然仍是产业转移承接者，但性质已从配角变成主角，中国成为东亚供应链分工体系得以顺利运转的枢纽。随着对其他国家经济影响的日益加强，中国陆续超过日本和美国成为东亚各国的最大贸易伙伴。1992—2018年，中国在日本、韩国和东盟出口总额中的占比分别从4.0%、3.9%、2.4%提高至21.2%、33.3%、16.3%。[18]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东亚供应链始终沿着一条追求效率的自然经济规律不断演进。随着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上地位的逐渐攀升以及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近年来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从中国向越南、老挝等东南亚国家转移，事实上也是延续了传统的“雁行”传导模式，最终实现了一种包容性的区域发展与共赢格局。

然而，随着一系列导致全球化退潮因素的影响，特别是近年来美国对华“脱钩”战略的实施，东亚供应链既有的市场调整进程开始受到干扰和破坏。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在美国优先民粹主义理念作用下，单边发起对华贸易战、科技战和市场战，特别是在高科技产业领域，试图通过限制贸易、企业制裁以及长臂管辖等手段，遏制中国发展。拜登政府上台后，基本维持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脱钩”战略。不过，与特朗普宣称的经济全面“脱钩”不同，拜登政府主要通过采取“小院高墙”政策在高科技领域对华“精准脱钩”。在美国国内，2022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规定任何获得美国政府补贴的企业在未来10年都不能增加对中国高端芯片的投资。2022年10月，美国商务部公布《对向中国出口的先进计算和半导体制造物项实施新的出口管制》，更加全面地升级了对华半导体产业的管制和制裁，除了出台一揽子综合管理措施限制高性能计算芯片对华销售，还将在中国从事半导体产业相关活动的美国人纳入限制范围。

除了对中国的直接打压，美国政府还试图拉拢盟友和伙伴联合制华。2022年5月24日，美国总统拜登在访问日本期间宣布正式启动由14个亚太经济体组成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宣称要通过贸易、供应链、清洁能源和公平经济等“四大支柱”建设加强亚太区域合作。2022年3月，美国提议与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合作建立芯片四方联盟（Chip 4）并于2023年2月16日召开了首次高级别官员线上会议。此外，2022年2月28日，美国在火奴鲁鲁与日本和韩国共同启动了一项新的美日韩经济安全三边对话机制，旨在就提高关键和新兴技术、半导体、电池和关键矿物的供应链弹性，协调保护敏感技术措施等问题展开讨论并形成具体的合作方式。通过上述种种措施，美国政府的最终目标是要在半导体等高科技领域把中国排除在外，重新构建一套由美国主导的所谓“基于规则的”排他性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体系，以便在遏制中国崛起的同时，也维持美国的世界产业霸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