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摩在回忆里

大约是在1910年的春季，我离开故乡的小市，转入当时的杭府中学读书。当时的我，是初出茅庐的一个14岁未满的乡下少年，突然间闯入了省府的中心，周围万事看起来都觉得新异怕人。所以，在宿舍里，在课堂上，我只是诚惶诚恐、战战兢兢，同蜗牛似的蜷伏着，连头都不敢伸出壳来。但是，同我的这一种畏缩态度正相反的，在同一级同一宿舍里，有两位奇人在跳跃活动。

一个是身体生得很小，脸面却是很长，头也生得特别大的小孩子，还有一个日夜和他在一块儿。他们俩最爱做种种淘气的把戏，为同学中间的爱戴集中点。

他们俩，无论在课堂上或在宿舍里，总在交头接耳地密谈着、高笑着，跳来跳去，和这个那个闹闹，最终却会出其不意地做出一件很轻快、很可笑、很奇特的事情来吸引大家的注意。

而尤其使我惊异的，是那个戴着金边近视眼镜的顽皮小孩，平时那样不用功，那样爱看小说——他平时拿在手里的总是一卷印着石印细字的小本子，考起试来或作起文来却总是分数得到最多的一个。

从此之后，一别十余年，我和这两位奇人始终没有遇到的机会。

1924年、1925年之交，有一天风定日斜的午后，我忽而在石虎胡同的松坡图书馆里遇见了志摩。他的那种轻快磊落的态度，还是和孩提时一样，不过因为历尽了欧美的游程之故，无形中已经锻炼成了一个长于社交的人了。笑起来的时候，可还是同十几年前的那个顽皮小孩一色无二。

从这年以后，和他就时时往来，差不多每礼拜要见好几次面。他的善于座谈、敏于交际、长于吟诗的种种美德，自然而然地使他成了一个社交的中心。当时的文人学者、达官丽姝，以及中学时候的倒霉同学，不论长幼，不分贵贱，都在他的客座上可以看得到。不管你是如何心神不快的时候，只要经他用了他那种浊中带清的洪亮的声音，“喂，老×，今天怎么样？什么什么怎么样了”的一问，你就自然会把一切的心事丢开，被他的那种快乐的光耀同化了过去。

其后他又去欧洲，去印度，交游之广，从中国的社交中心扩大而成为国际的。于是，美丽宏博的诗句和清新绝俗的散文，也一年年地积多了起来。1927年的革命之后，北京变了北平，当时的许多中间阶级就四散成了秋后的落叶。有些飞上了天去，成了要人，再也没有见到的机会了；有些也竟安然地在牖下到了黄泉；更有些，不死不生，仍复在歧路上徘徊着、苦闷着，而终于寻不到出路。在这一种状态之下，有一天在上海的街头，我又忽而遇见志摩。“喂，这几年来你躲在什么地方？”

兜头一喝，听起来仍旧是他那一种洪亮快活的声气。在路上谈了片刻，一同到了他的寓所里坐了一会儿，他就拉我一道到了大资公司的轮船码头。因为午前他刚接到了无线电报，诗人泰戈尔回印度的船定在午后五时左右靠岸，他是要上船去看看这老诗人的病状的。

船还没有靠岸，他在码头上的寒风里立着——这时候似乎已经是秋季了——静静地、呆呆地对我说：“诗人老去，又遭了新时代的摈斥。他老人家的悲哀，正是孔子的悲哀。”因为泰戈尔这一回是从美国、日本讲演回来，在日本、在美国都受了一部分新人的排斥，所以心里是不十分快活的；并且又因年老之故，在路上更染了一场重病。志摩对我说这几句话的时候，双眼呆看着远处，脸色变得青灰，声音也特别低。我和志摩来往了这许多年，在他脸上看出悲哀的表情的情形，这实在是最初也便是最后的一次。

从这一回之后，两人又同在北京的时候一样，时时来往了。可是一则因为我的疏懒无聊，二则因为他跑来跑去的教书忙，这一两年间，和他聚谈的时候也并不多。今年的暑假后，他于去北平之前曾大宴了三日客。在他遇难之前，从北平飞回来的第二天晚上，我也偶然地，真是偶然地，闯到了他的寓所里。

那一天晚上，因为有许多朋友会聚在那里的缘故，谈谈说说，竟说到了十二点过。临走的时候，还约好了第二天晚上的再会才分散。但第二天我没有去，于是就永久失去了见他的机会了。

男人之中，有两种人最可以羡慕。一种是像高尔基一样，活到了六七十岁，而能写出许多有声有色的回忆文的老寿星；其他的一种是如叶赛宁一样光芒还没有吐尽的天才夭折者。前者可以写许多文学史上所不载的文坛起伏的经历，他个人就是一部纵的文学史。后者则可以要求每个同时代的文人都写一篇吊他哀他或评他骂他的文字，而成一部横的放大的文苑传。

现在志摩是死了，但是他的诗文是不死的，他的音容状貌也是不死的，除非要等到认识他的老老少少一个个都死完的时候为止。

1931年12月11日

（摘自云南人民出版社《故都的秋》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