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亮夫：一生笃志于研究和教育两件事

姜亮夫（1902—1995），历史文献学家、教育家。云南昭通人。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先生。1928年先执教于南通中学、无锡中学，后任大夏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教授及北新书局编辑，其间师从章太炎先生。1933年任河南大学教授。1935年赴法国巴黎进修，1937年经莫斯科回国，后任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中文系主任、古籍研究所所长等。

“深沉、邃密、博雅，刚健、笃实、光辉。”这是姜亮夫81岁时写给外孙女的一副对联，魏碑体字，古朴有金石气。

这12个字，浓缩了姜先生一生践行的治学、为人之道。他在敦煌学、楚辞学、历史学等领域的研究，皆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他教导出来的学生、再传学生，遍布各高校，很多今天已经是各个领域的执牛耳者。

而他身上，有教过他的那些先生们的影子。

书香门第，中西会通

1902年，姜亮夫出生于昭通。云南最东北的这座城市，与四川仅隔一条金沙江，往北500公里就到成都。20年后，姜亮夫将骑马翻山越岭到成都去求学。

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等人被杀，梁启超逃亡日本。

他出生这一年，后来的几位老师们或在日本，或刚回来，都接触了新思想。当时是西学东渐的又一次高潮。梁启超变法失败后在日本已待了几年；王国维已经从日本回国两年了，正在把大量西方美学、哲学、科学论著翻译过来；章太炎刚从日本回上海，翻译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在日本他与孙中山交契。

姜亮夫出生的家庭，父辈兄弟四人，三个举人、一个秀才，其中四叔留学日本。父亲姜思让是老三，曾在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学法律，受到维新派的影响，后来领导了昭通地区推翻清朝的“光复运动”。

童年的时间，姜亮夫在外公何耀先以及舅舅的督促下学习。何耀先是当时云南有名的书画家，性情倜傥，是典型的清代文人。姜亮夫的学生、文献学家崔富章先生说，姜先生母族何家，其实是清代大儒何绍基（1799—1873）之后。

姜亮夫的启蒙教育，使他在四书五经、书画等传统文化方面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同时也接触了“新科学”，如《地球韵言》《历代都邑歌》等史地书。

成都求学，打实基础

1922年，姜亮夫来到成都，就读于成都高等师范学校。

晚清时，在张之洞、王闿运的推动下，四川成为学术重镇。张之洞的著名的《书目答问》就诞生在他任四川学政时。

经学大师廖平师承张之洞、王闿运，是当时“蜀学”集大成的人物。在后来梁启超对学术史的梳理中，他排在龚自珍、魏源之后，康有为之前。

廖平当时正在成都高师教学。20岁的姜亮夫，对这位老师的博学敬佩有加：“为了引证一个观点，廖先生可以大段大段地背诵原始材料，记忆力惊人。”

与他相处更多、也教他更多的，是林山腴、龚向农两位老师。林先生上第一堂课，让学生人手一本张之洞《书目答问》。这是一本目录书，指导要读什么书、选什么版本。林老师上课先让大家画圈，来标注重要性：哪本书可读，哪本书要细读，哪本书可不读。

有一次，姜亮夫跟林先生聊天，林先生问他最近在读什么书，姜亮夫回答说清代史学家章学诚的《文史通义》。问有何体会？姜亮夫如实说：“没有很通。” 林老师笑着说，还算老实。然后告诉他：读不懂是正常的，前人把一生的研究汇集在这种史评著作中，年轻人没读过《史记》《汉书》《资治通鉴》，怎么能读懂前人的评价？同样的道理，“诗话”“词话”也是，别人评论杜甫的诗，你连《杜工部集》都没读过，怎么去理解和学习人家书中的精要？

这让姜亮夫毕生难忘：治学的方法如此重要。倘若找不对方法，比如像这些“根底之学”不扎实，没打好基础，那无疑是走上了歧路。半个世纪以后，他对年轻的学生们也是这样教导的。

复旦大学教授傅杰1983年前后在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读研究生，所长姜亮夫为他们列的书目中有《四库全书总目》。这部书梳理了《四库全书》每部书的内容、优劣以及学术流变，十分庞大。

当时傅杰想以此作为主攻对象，姜亮夫制止了他：“《总目》是必须看的，但不能代替原典的研习；它评了很多书，你都没有读过，只能徒记所列的书名，焉能知其评价的得失？那样你就只能说浮在面上了。”多年后，傅杰在《师范》一文中这样回忆老师姜亮夫的教导。

在成都高师，龚向农教授国学和经学。其中有一门课，是用章太炎的书作为教材。龚先生认为这一课程的内容，找不到更好的教材了。晚年的姜亮夫回忆求学经历，对这段念念不忘。在这里，他学习了《诗经》《尚书》《史记》《汉书》《说文》等基础的经典，既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也决定了他日后要走的人生道路。

辗转北京，入学清华

从成都毕业后，姜亮夫辗转游历了重庆、上海、杭州等地，来到北京。在北京师范大学待了一两个月，考进了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几位老师。

网上流传一张清华国学院研究生毕业证，落款有教务长梅贻琦，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让人瞠目结舌——近代学术大家汇聚一处，而且同时作为学生的导师，如何让人不惊诧？

姜亮夫曾回忆，当时北京师范大学已经很好。黄侃等老师后来也跟他保持了很好的联系。但是同学们中间流传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入学考试极难，姜亮夫就有了一试的念头。当时入学考试已结束，但还没公布录取名单。他写了一封信给梁启超，介绍自己。几天之后，他收到消息，可以去面试。

当年，蔡锷手下很多名人都骑着高头大马在姜家往来进出。去清华大学面试时，梁启超问蔡锷是他什么人，姜亮夫回答说父亲是蔡锷将军的手下。问是否曾跟随廖平学习？姜夫回答说是，于是给他的题目是《试述蜀学》。下午是王国维考试，王国维考“小学”（文字、音韵、训诂学）。因为之前读过章太炎的书，王国维看了卷子就问：你可是章太炎的学生？姜亮夫如实以告。王国维对梁启超说，这个学生可以收。

姜亮夫于是顺利跟补考的学生一起参加了笔试。姜亮夫回忆说，史地试卷里面有“写出十八罗汉的名字”等常识题，还有很多地理的题目，他考得不太好。但是语言学和哲学他比较扎实，答得很好。于是顺利进入了清华大学。

清华的学风很好，图书馆里书很多，灯也很亮，除了《二十四史》《十三经》，还有《大英百科全书》。即便有的书没有，学生提出需求之后，学校也会马上采购，而且研究院的学生可以无限量地借书。

姜亮夫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如饥似渴地阅读，有一次他读书入迷，连图书馆关门也没注意，被锁在馆里过夜。“现在回忆起来，这件事对我帮助很大。”姜亮夫说。

师者学问广博，融会贯通

清华大学的教师们给姜亮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教师们大多有留学的背景，学贯中西，学问广博无涯。

梁启超讲古书辨伪，擅长从学术史的大视野来勾联，同时他还运用当时日本、英美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后来姜亮夫的研究视野也正是如此，他研究中国古代文献，但对西方文化也涉猎很多，他还要求学生们也要研读西方著作。

“姜先生要求我读的第一本书是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刘易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计伟强说，“先生非常重视摩尔根对古代社会形态的研究，曾在其论著中多次引用，比如《叴猶为鬼方考》《说高阳》，等等。”

王国维讲《说文解字》，研究汉字，用甲骨文、金文、三体石经、隶书来对比，非常深入。王国维还有一个特点：研究一个问题，先不厌其烦地收集材料，有了大量的材料再综合研究。这样的“笨办法”往往非常繁琐，但也是必须做的，整理的材料最后可能也成了著作。

姜亮夫后来也继承了这样的研究方法。对古代的研究，往往要查阅古人的姓名、字号、生卒年、籍贯等等，但战乱时代手边的书少，往往十分不便。

为了方便研究，姜亮夫把古代名人的信息全部汇总成《历代名人年里碑传总表》，整理从春秋到1919年去世的名人的姓名、生卒等信息以及出处。这样一来，做研究方便很多，作为工具书，也惠及后来的学者。

陈寅恪学问广博，还通晓巴利文、印度文，上课往往旁征博引，姜亮夫学起来很吃力，这一度让他苦恼。

黄侃安慰他，古代很多大家也不懂外语，一样可以有建树，找准自己的方向努力就好。

赵元任是通才，主要讲语言学，他讲的语言学知识与成都的老师讲的古代音韵不同，他把西方的语言学方法运用到汉语音韵教学中。

导师们共同的特点之一是学问通博，这也精通、那也精通，姜亮夫后来也是这样。崔富章先生说，姜亮夫中国文化根基深厚，法国游学又打开了他的视野。在法国的博物馆里，他看到出土青铜器的成分被研究出来，贴在墙上。用化学辅助考古，“这种思维方式当时中国没有。”所以姜亮夫的研究方法中西结合，于是能“无往而不胜”。

计伟强也说，姜先生研究一个问题，往往从文献资料到考古文物，从语言到历史，从社会形制到民间习俗，旁征博引，融会贯通。

1983年，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成立之后，作为所长的姜亮夫制订了一份详细的研究生培养计划。

在这份计划中，除了基础经史和诗文，学生还要学中国地理、工艺、建筑史、本草医药、音乐、佛教、书画等等。每一项都是为了培养学生形成广阔的研究视野，成为一个通博的人。比如音乐研究，他说，中国语言与音乐很密切，这项学习是跟语言学的学习相关的。

师者因材施教，指点门径

除了广博的学问之外，清华大学的教师们还“教会学生做学问的方法”。60年后，80多岁的姜亮夫追忆清华大学的几位教师说，他们“根据不同的学生特点指引研究的方向，最后让你自己独立研究：这种教书育人的方法，让我终身难忘”。

学古典文学的人，读诗多了，往往会动笔写。姜亮夫之女姜昆武说，父亲年轻时喜欢李商隐，委婉而深情。

姜亮夫早年作诗填词，想成为诗人，有一次，他把自己写的诗拿给老师王国维看。当时王国维已完成《人间词话》，很有影响力。他接过姜亮夫的作品说：“你这个人理性的东西多，感情少，词是复杂感情的产物。”然后改了2个小时才还给他。

以王国维对诗词的见识，觉得这个学生理性有余、诗情不足，如果写诗可能没有特别大的成就，建议他专攻“小学”。姜亮夫便把诗作烧掉，以后再不以写诗为业。作为教师，能够识别学生的“材质”，指出适合他的方向，非常可贵。

1980年代，杭州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任平问老师姜亮夫，准备研究“三礼”如何？姜亮夫说，“三礼”内容庞大繁复，回去再想想。后来任平选择了秦汉隶书研究。

多年之后，已经是书法家的任平，作为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博导，带的学生多了，多少也能体会当年姜亮夫的眼光和指导。

笃志研究楚辞和敦煌学

王国维帮姜亮夫选定了“小学”的研究方向，姜亮夫在清华大学的毕业论文《诗骚连绵字考》是王国维指导的。

在晚年的回忆录中，姜亮夫回忆了当时选定这个题目的一些细节。

王静安先生让助手来通知他去趟办公室，“一到先生办公室，先生就说：‘那份卷子是你的，你的声韵、训诂不错，文字方面还不够。今后怎么办？’我说：‘请先生指导。’王先生说：‘课题要自己选定。’过了三天，我把选定的三个题目送给先生看，其中第一个是《诗经韵谱》，第二个是《诗骚连绵字考》，第三个是《广韵研究》。”王国维选了第二个。

王国维随手拿出自己研究过的材料《连绵字谱》，递给姜亮夫，指点他方向和框架结构。之后的学习中，姜亮夫开始注意收集这方面的材料。

王国维对他很好。他回忆中提到一件小事。有一次去王国维家中请教，时间晚了，他起身告辞时，王国维提着灯笼送他，直到过了清华园大礼堂后面的流水桥，王国维才转身回去。

王国维对这个学生说：“你眼睛太坏，过了小桥，路便好走了。”

王国维纪念碑，在清华园。1987年，姜亮夫应清华大学邀请，为《清华大学图书馆馆藏善本书目》题签，他送了一本《杭州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给母校，扉页有序，说毕业58年来，曾3次到北京，每次必回清华园，在王国维墓前伤感流泪。

姜亮夫早年的路，王国维是帮他照亮和指引的重要的人。

19世纪末20世纪初，敦煌文献的发现成为学术界的大事。王国维曾把殷墟甲骨文、敦煌和西域的汉晋木简、敦煌的六朝和唐代写本、北京内阁的元明以来的宫廷档案称作20世纪初中国学术史的四大发现。敦煌占了二分之一。

1935年，姜亮夫赴巴黎大学求学，业余时间他常去参观法国的博物馆、图书馆。在里面，他看到了大量中国文物，觉得“皇然胪列，有若耀兵”（《瀛涯敦煌韵辑》序），作为中国人非常羞耻。于是带着笔墨等工具，到馆内把文物的信息抄写、摹拓，希望能带回国警醒国人。

从圆明园掠取的宝物放在“封登伯虏（枫丹白露）之拿皇（拿破仑）废宫”之中。对于东方人，并不欢迎入内参观。

姜亮夫与鲁弗尔博物馆的秘书是朋友，她是一位热情大方、热爱东方文化的姑娘，两人互相教授中、法文。在她的帮助下，枫丹白露宫看门人同意姜亮夫进入里面。

次年夏，姜亮夫把博物馆里能抄的几乎抄遍了，就到国民图书馆访旧书，认识了比他小一岁的王重民。后来成为文献学家的王重民当时在北海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工作，被公派到法、英、德、意、美等国搜求流散的珍贵文献。当时王重民正在法国整理敦煌木简，姜亮夫下决心帮助王重民，希望对中国学术有帮助，后来也确实如此。姜亮夫的《楚辞通故》一书被海内外专家誉为“当今研究楚辞最详尽、最有影响的巨著”。

斯人已逝。在文字里、在后人和弟子的回忆里，我们看到了姜亮夫先生的侧影。

这位面容瘦削的老人，带着厚厚的眼镜，他一生只在乎研究和教育两件事。开拓自己的学术世界的同时，他把老师们的为学之道，把自己的所学所得，毫无保留地传给了后辈。

（摘编自《钱江晚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