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产业链重构与全球贸易治理体系变革

【关键词】全球产业链  全球贸易治理  全球化  区域化

在大变局之下，地缘政治博弈加剧使全球产业链转移和重构受到广泛关注。但从更长时期和更广范围的视角来看，全球产业链重构有其必然性和内在规律，受到包括政治因素在内的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同时，全球产业链发展和全球贸易治理体系发展相互影响，全球贸易规则重构也对全球产业链产生重要影响。由于美国的全球经济领导地位相对衰落，其政策调整对全球价值链重构与全球贸易治理体系产生了深刻影响。未来，全球产业链重构进程将受到政治干预和市场力量之间反复博弈的影响，虽然短期看，政治因素可能表现出更强的主动性和干扰性，但长期看经济和市场的力量仍将是全球产业链格局重塑的决定性因素。

多重因素影响下的全球产业链重构

全球产业链的重构或变化是个动态、持续的过程。从市场的角度来看，由于各国之间要素禀赋变化或经济发展速度存在差异，全球产业链整体一直处于动态调整的过程中。

观照二战结束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美国经济一度一枝独秀，但随后西欧、日本快速恢复并于20世纪60—70年代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重要地位。虽然美欧日之间的产业竞争没有发生明显的要素转移，但从产业链重构的角度来说，美欧日三方通过贸易竞争和商品流动的方式，使得主要制造业的布局出现显著变化，即美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份额大大下降，贸易逆差出现，产业布局收缩到技术、资本更加密集的领域；而欧日的份额快速上升，产业格局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不断向上攀升，逐渐打造了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中的强大竞争力。

进入20世纪70—80年代，全球产业链重构持续发展，新的竞争者不断加入，特别是东亚地区，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显示出较强的竞争力。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尤其是进入80年代之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外国直接投资成为全球产业链重构的重要方式，产业跟随资本从输出国转移到输入国，产业竞争力也不再完全依赖于一个国家自身的要素禀赋，而越来越取决于其吸引外资的能力。日本成为对外投资的主要来源之一，1985—1989年，日本对外投资规模年均增长率达到62%，而临近的东亚四小龙成为最主要的接受者和受益者，并在东亚地区形成日本引领的“雁行模式”。同时，美国、西欧的对外投资以及相互之间的投资同样保持高速增长，加速推动全球产业链的整合和重构。

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成为全球产业链重构的主角。中国因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和拥有庞大的市场体量吸引了全球产业资本，承接了东亚地区转移出来的大量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使得自身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飞速上升，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更成为一个加速器。通过融入全球产业链，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经过40多年积累，中国正致力于成为世界市场和世界“智造”中心，持续提升自身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相应的，中国的部分产业开始向外转移，并引发新一轮的全球产业链重构。

与以往不同的是，最新一轮的全球产业链重构夹杂着更多、更复杂的非经济、非市场因素。决定产业转移流向和速度的，不仅是各国间的资源、制度比较优势，还有政治、国际关系、价值观、国家安全等非市场因素。2017年以来中美关系的急剧转向和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显性化是其中最重要的变量。美国决策者错误地认为，鼓励中国参与全球化实际上是培养了一个战略竞争对手，因此必须减少与中国的经贸往来，削弱中国的国际经济影响力，打压中国经济和科技发展势头，从而维护自身全球霸权地位。美国不仅通过贸易战来削弱中美双边贸易，通过科技战遏制中国的产业升级势头，还通过构建盟友体系来孤立中国。[1]从产业链的角度来看，美国的目标是阻止外国资本将产业链继续向中国转移，阻止外国技术输出到中国，打压中国的产业链升级，倒逼以美国市场为主要目标的企业从中国转移出去，迫使其他国家加入美国主导的供应链而脱离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由于美国依然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市场，美国的政策“组合拳”确实对全球产业链重构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加速了中国产业链向东南亚、南亚、墨西哥等地区和国家的转移，另一方面对全球产业和金融资本与中国的合作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寒蝉效应”。

此外，2020年暴发的新冠疫情和2022年爆发的乌克兰危机也对全球产业链重构造成巨大影响。新冠疫情对企业的供应链管理冲击很大，最有效率的即时供应在危机情况下暴露出重大风险，企业不得不付出更高的成本以降低风险，也意味着供应链要尽可能收缩以相互靠拢。从国家间的产业链分布来看，意味着从高度的全球化转向更高的本土化、近岸化和区域化。为此，各国在贸易、投资和产业政策上也必然表现为更加内向和保护，从而鼓励本国产业链更加完整并降低对外依赖程度。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不仅导致大批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有着密切商业往来的企业和国家重新调整其供应链和产业链，也使得新冠疫情所诱发的危机意识进一步增强，产业链布局的多元化和近岸化进一步发展。

全球产业链发展和全球贸易治理体系发展相互影响，产业和贸易产生的变化必然会对治理体系提出新的要求。同时，治理体系的变化又会引导产业和贸易发展。当前的全球贸易治理体系是为推动全球化和全球产业链合作而生，全球产业链重构必然带来全球贸易治理体系的变革，而全球贸易治理体系变革客观上也会对全球产业链产生重要影响。

美国贸易政策转向及其对全球贸易治理体系的影响

美国是二战结束后全球治理体系的领导者和主要塑造者，其对全球治理体系包括全球贸易治理体系具有巨大影响。在近年来全球贸易治理体系变革中，美国依然是最大变量。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的全球经济领导地位相对衰落，其对全球治理体系的心态发生质变，这对全球贸易治理体系产生了深刻影响。

2009年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后，面对严峻的金融和经济形势，其虽未将贸易政策作为特别关注的重点，但仍然对贸易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是2008年7月WTO日内瓦贸易部长会议对多哈回合谈判进行最后冲刺但最终失败，使得美国认为WTO的谈判进程不再受其掌控，美国对WTO的多边谈判机制彻底丧失了信心，进而将关注点转向更易控制的区域协定谈判。20世纪90年代初，克林顿政府也曾在乌拉圭回合谈判遇阻时将重心转向《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并以此增强《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缔约方的紧迫感来推动多边谈判。但不同的是，美国此次偏离多边轨道之后再未回归。实际上，小布什政府在2008年7月WTO谈判失败之后，随即于当年9月提出有意加入当时由新加坡、新西兰、文莱、智利等4个亚太经合组织（APEC）成员国发起的P4谈判，而奥巴马政府则继承了这一趋势，于2009年11月正式申请加入，并将其扩展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进而又发起了《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形成了所谓三大巨型区域贸易安排，并将其作为美国实施全球贸易治理体系变革的主要平台。

但总体看，这三个巨型贸易协定仍然将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作为根本方向，这也符合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主要导向，即通过扩大开放来推动全球化的发展和获取美国对全球贸易体系的领导地位，不同之处只是在于主要的路径从多边转向了区域，而且其最终的目标仍然是多边。但是从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开始，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发生了根本性转向。长于算计的商人总统特朗普认为战后全球贸易治理体系的结果是不平衡、不公平的，削弱了美国的优势而助长了其他国家的发展，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的快速追赶，更令美国的“吃亏感”空前强烈。特朗普决意在短期内扭转美国贸易逆差持续扩大的局面，而无论是多边还是区域的谈判模式和贸易合作方式，显然都无法满足其需求。因此，依仗美国的经济和贸易霸权，通过单边加征关税的方式，迫使中国和其他贸易伙伴向美国作出多方面让步、扩大市场开放，成为特朗普政府的选择。相应地，TPP或WTO等传统的以贸易自由化为导向、以相互市场开放交换为手段、以规则来约束成员贸易政策的国际贸易治理体系就被抛在一边。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贸易政策突变，既有特朗普强烈的个人色彩，也有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对自身国际竞争地位下降日益焦虑和对多边治理体系低效渐趋不满的系统性反应。自此，美国已经失去通过自身扩大自由化来推动全球化和全球规则制定的能力和动力。同时，美国从以贸易开放为筹码转变为以贸易保护为筹码，迫使其他国家进行开放，即以加征关税的方式，迫使对方接受自己的条件。至此，美国已经从向他国让利转变为通过追加关税来推行其贸易规则和导向。美国与包括中国在内的贸易伙伴所签署的一些新贸易协议，都不再继续扩大美国的市场开放，而只是迫使他国向美国作出单方面的开放。

如果说特朗普的政策转向较为随意和突然的话，那么拜登政府上台之后美国贸易政策的转变则更具设计性和系统性，也更能反映出美国社会对全球贸易治理体系的深层次认识。外界曾经对拜登政府回归多边体系、纠正特朗普的单边主义抱有一定期待，但其上任后的政策表明，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已经对贸易自由化和多边贸易体系失去了信心和兴趣。拜登政府贸易政策的核心有两个方面。一是所谓以工人为中心的贸易政策，底色仍是保护主义，从本质上说与特朗普的单边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高度一致，特别体现在对华301关税上。二是以维护供应链安全为目标的对外贸易战略，即重振美国制造业，同时构建具有共同意识形态的盟友之间的西方供应链，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更关键的是，美国对经济全球化的认识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发表的所谓“新华盛顿共识”的演讲表明，冷战后新自由主义价值观下的“华盛顿共识”已经走向终结，市场并不总是以高效的方式分配资本，增长也不都是好的，经济一体化并不会必然使得各国更加负责任和开放，从而促进更和平与合作的国际秩序。美国精英阶层不再认为以自由贸易、自由市场、自由竞争为根本的全球化有利于美国，美国应当建立自己的内循环以及与盟友之间的局部外循环，以阻止中国这样的战略竞争对手从全球化中获益。由此可见，美国贸易政策的转向不再是少数保护主义者的偏见，而已经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流共识。作为世界最强大的经济体，美国对全球化的背离无疑会深刻改变全球贸易治理体系的发展方向。[2]

全球贸易治理体系变革的新特点和新趋势

由于全球贸易治理体系的创建者美国的贸易政策取向发生重大转向，全球贸易治理体系难免受到严重冲击。二战结束以来形成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体系首当其冲，但世界贸易依然需要秩序，除了继续保留多边体系中有价值的部分，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都在寻求新的路径，以继续维护稳定的贸易环境和实现更大的贸易利益。以地理和价值观相近为特征的区域协定或集团成为主要的组织形式，而以本国产业链安全和韧性为目标的政府干预性产业政策成为众多国家的政策选择。混合着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多重政策组合，使得当前的全球贸易治理体系呈现出一种混乱和混沌的状态。这和当前全球产业链重构仍处在快速动态调整过程中也有很大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