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华如梦：两宋时期的国家画院

两宋时期，绘画创作主要有民间、文人士大夫和画院职业画家三个群体。民间画家画风朴实自然，题材广泛，贴近现实生活；文人画家则以写意为先，讲究笔墨情趣，抒发个人情怀，注重意境的表达；画院职业画家多追求严谨工细、造型准确、色彩华丽。不同的群体不同的风格，呈现出宋代绘画多彩多姿的面貌。同时，这些画家群体之间又相互交流借鉴，职业画家画作的精湛技艺与文人画作的思想意境彼此渗透融合，取长补短，文人画作的技艺水平与职业画家画作的艺术境界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宋代的山水、人物、花鸟画在题材的广泛性和艺术水平上已经全面超越了唐、五代，并产生了众多杰出的绘画艺术家以及大量的旷世画作，对元、明、清以及现代绘画形成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如此的辉煌与荣耀之中，无论是绘画艺术水平，还是绘画人才的集中程度，以及绘画作品的影响力方面，两宋时期的国家画院—“翰林图画院”都处于绝对的中心地位。如果说宋代是中国文人画的第一个里程碑，那对于中国古代画院以及院体画来讲，宋代则已经成为一座永恒的高峰。此后虽然明、清两代也建有类似的画院，但在画院的建制规模和艺术成就上，再也未能超越两宋时期。

一

根据历史学家们的研究，宋代已经完成了由贵族门阀社会到平民社会的转型，加上社会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普通平民对精神文化的需求随之增加，尤其是对包括书画在内的艺术品更是渴求。在这样的历史氛围下，大量民间画家应运而生。

这些民间画家们依靠自己的技能，描绘出一幅幅生动逼真、引人入胜的人物、山水、花鸟图画，在大街小巷摆摊出售，换取柴米油盐，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他们中的一些人不仅技艺精湛，名声也很响亮。如擅画小孩的杜姓画家被百姓们称之为“杜孩儿”，擅长楼阁亭台的赵姓画家则被誉之为“赵楼台”，而他们的真实名字却被淹没在浩瀚的历史长河里，反而不为人所知了。

在大宋京城汴梁（今河南开封）有一座大相国寺。说起这个大相国寺，在那时可是大大有名。《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花和尚鲁智深就曾在寺中的菜园子当过临时主管，还在那里练过倒拔垂杨柳的功夫。

大相国寺始建于北齐天保六年（公元555年），原名“建国寺”。唐延和元年（公元712年），唐睿宗赐名该寺为“大相国寺”。北宋时期，大相国寺的规模达到了顶峰，占地540亩，有64禅律院，僧众达数千人，寺内还有大量的佛教壁画，香火极为旺盛，是当时全国著名的佛教中心，也是大宋朝廷的皇家寺庙。除此之外，大相国寺还是帝都汴梁的商业和文化中心，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大相国寺每月都有五次庙会，庙会上人流熙攘，交易兴隆，不仅有各类生活、文化、宗教用品，还有大量民间画家销售的图画摊点，逶迤蜿蜒如一条长龙，使人目不暇接，其繁华程度丝毫不亚于当今北京的琉璃厂。

由于生意兴隆，有利可图，大量画商也随之出现。当时，一些著名画家的画作价格之高，令人咋舌。《瑞桂堂暇录》中说：崇宁年间，徐熙的一幅《牡丹图》，有人出价二十万；《洞天清录》也提到：江西人杨补之的一幅梅花“价不下百千金”；《圣朝名画评》中记载：大中祥符年间，一个名叫丁朱崖的官员为了求得著名画家赵昌的画作，借贺寿为名给赵家送去五百两黄金。

二

两宋时期的国家画院“翰林图画院”建于何时？美术史家历来有两种看法。

一种认为建于宋太祖时期，其依据是《图画见闻志》中的一段记载：晋末时，画家王霭与王仁寿被契丹人掳去，宋太祖登基后二人被放回，在图画院任祗候。另外，据《圣朝名画评》中所载：西蜀被灭后，其宫廷画家们被送至汴京，就是被安置在翰林图画院中的。

另一种则认为，画院应该始于宋太宗赵光义雍熙元年，理由是《宋会要辑稿》所载：“（宋太宗）雍熙元年（公元984年），置翰林图画院。在内中池东门里，（宋真宗）咸平元年（公元998年）移在右掖门外。”根据这一记录，北宋“翰林图画院”正式挂牌成立应是公元984年。

“翰林图画院”的主管部门名义上是翰林院，实际上却是由内侍省负责画院的具体工作。据《宋史·职官志》以及《宋会要辑稿》记载：“翰林图画院”成立之时，由翰林院的一名官员负责管理画院，而这名官员则是由内侍省的宦官“押班”“都知”担任。内侍省相当于皇家事务管理局，负责宫廷的内部事务。内侍省下面还有“翰林书艺局”“翰林太医局”“翰林匠作局”等与“翰林图画院”类似的部门，都是能工巧匠、杰出艺人集中的地方。

画院最初没有定员，画家的人员编制和职称等级并不固定，宋仁宗时才开始正式设待诏三人、艺学六人、祗候四人、学生四十人以及工匠若干。

三

宋代数百年间，历代皇帝们都给予了画院画家比较高的政治地位。他们分别被授以“翰林待诏”“翰林祗候”“翰林司艺”“内供奉”“画学正”“学生”等职称，穿戴官服，领取工资，享受着与现代机关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类似的待遇。

在内侍省中，还有一个单位“八作司”，“八作司”中也有一些称之为“画工”的人员，这些画工与画院画家之间的身份地位差别是非常大的。据《画继·杂说》中记载：“他局工匠日支钱，谓之食钱。惟两局（图画局和书艺局）则谓之俸直，勘旁支给，不以众工待也。”画工们的报酬叫生活费（“食钱”），画院画家的报酬却被称作工资（“俸值”）。一个“食钱”一个“俸值”，叫法不同，区别也很大。另外内侍省还有翰林书院、琴院、棋院、玉院等，在这些局、院中，画院的地位也要高出一截。这在《画继》中也有记载，“诸待诏每立班，则画院为首，书院次之，如琴院、棋玉百工皆在下”。

宋徽宗时期，由于赵佶对书画情有独钟，还特别“独许书画院出职人佩鱼”。佩鱼就是一种鱼形的袋子，本是一种装饰物，在唐代，五品以上官员才能佩戴。宋代时一般赐予上朝的文武百官、中央和地方够级别的官员以及皇帝的近臣，而武官、内侍等均不配发。画院的画家们能够享受如此待遇，也是十分难得的。此外，赵佶还打破了宋初以来朝廷技艺人员不得为官的传统（个别情况除外），任命了不少画家出任正式官员。

南宋高宗时期，画院画家的地位更是直线上升。出任官员的画家数量更多，级别也更高，有的甚至做到了工部侍郎。更为特别的是，很多画家都得到了皇帝特别赐予的“金带”，所谓“金带”是朝廷四品以上官员才能享受的政治待遇。

四

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宋徽宗为了培养高水平的绘画人才，在“太学”之内兴办了“画学”，以科举考试的方法选拔学生。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南迁后的高宗、孝宗时期（公元1127—1189年）。“画学”的兴办，较之公元1590年左右意大利人创办的波伦亚学院——人们称之为世界上最早的美术学院，早了四百九十多年。

根据《宋史·徽宗本纪》和《宋会要辑稿》的记载：“画学”设立之初由国子监管理，并设有专门的官员如博士、学正、学录、学谕、学直等。其中博士大多由精通书画的士大夫官员担任，如礼部员外郎米芾以及兵部侍郎米友仁父子都曾兼任过“画学”博士（院长）一职。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以后，朝廷对“画学”进行了体制改革，国子监不再管理“画学”，改由翰林图画院负责。

“画学”的入学考试十分严格，有点类似于现在的美术高考。除了绘画专业技能之外，还要进行文化考试。专业课以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分科，文化课则有《说文》《尔雅》《方言》《释名》等。

同“太学”的其他科目一样，考生考试合格后方能进入“画学”深造。整个流程从试卷封印、评卷、拟录取名单、复审、注册，直至张榜公布，都很规范、严谨。入学以后，学员的学习、生活费用则完全由官方承担。

“画学”的专业考试形式则很有意思，考题都是古人的诗句，如“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乱山藏古寺”“万绿丛中一点红”等，要求应试者在创作时不仅要贴题，还要有诗一般的意境，做到画中有诗。其中某一次考题，据说出自宋徽宗本人踏春时的灵感，题目为“踏花归去马蹄香”。夺冠的作品非常巧妙，画面上仅画了一匹奔跑的骏马和数只蝴蝶在马蹄后面飞舞追逐，便将考题的意境表达得淋漓尽致了。

通过这样的考试方式，进入“画学”的学生不仅有良好的文化修养，还有很强的艺术创造力。譬如流芳万世的《千里江山图》的作者王希孟，就是在“画学”学习以后，再由宋徽宗赵佶亲自指导后出现的杰出青年画家。

五

大宋的皇帝们一直都非常注重画院人才的选拔，采取多种形式吸收画家进入“翰林图画院”，凡是技艺高超的画家不论出身，都在招收之列，一些民间高手因此也相继进入画院。

传奇并非只属于仗剑走江湖的侠客，同样也属于艺术家，对于李唐、萧照师徒来说就是如此。

李唐（公元1066—1150年）河阳三城 （今河南孟州）人。诗文书画门门精通，天赋极高。他先是以卖画为生，徽宗政和年间（公元1114年）参加画院殿试，以优异成绩被画院录取。“靖康之变”后，宋徽宗父子、皇室、朝廷大臣，甚至包括歌伎、工匠、厨师、倡优等10余万人被当作战利品押往金国，李唐也没能幸免。在北上的途中，他趁金人不备，冒死而逃。一路磕磕绊绊，受尽磨难，当行至太行山下时，不料却被一伙强盗拦住了去路。强盗们打开他的行囊，不见任何财物，只有笔墨颜料以及几幅画作。正当李唐绝望之际，哪知峰回路转，强盗中突然闪出一人，伏地便拜，顿时把李唐搞得不知所措，愣在当场。

此人自称是业余书画爱好者，名叫萧照，宫廷大画家李唐的名声对他来说如雷贯耳，更是他崇拜的超级偶像。名家就在眼前，岂能就此放过，当场就要拜李唐为师。李唐惹不起也躲不起，无奈之下，只好收下这位强盗徒弟。于是师徒二人告别山寨，南下临安（今浙江杭州）。

经过长途跋涉，一路艰辛，两人终于到了临安。可是身处乱世，举目无亲，为了生存，李唐只好重拾旧业，又在大街上摆起了地摊。宋高宗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正在街头卖画的李唐被宋高宗的舅父韦渊偶然遇见，时来运转，李唐这才回到画院任待诏，后来授成忠郎，赐金带。浪子回头的萧照跟着师傅努力学画，一段时间后画艺大进，不久也被招入画院，补迪功郎，赐金带。一个拦路打劫的强盗改邪归正，蜕变成为一个杰出的画家，从此踏入艺术的殿堂。萧照的华丽转身，既展现了绘画艺术的特殊魅力，也反映了画院不论出身、唯才是举的用人态度。

翻阅着陈旧泛黄的史料，回望两宋时期的国家画院的发展历程，我们深深感受到了它的绚烂与辉煌。中国古代画院从五代时期的滥觞，到两宋时期的繁荣兴盛，既是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必然，也有上层统治者高度重视的因素。良好的创作环境，优厚的政治、生活待遇，画家们能够心无旁骛地进行艺术创作，从而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画家和绘画艺术的经典之作，在中国美术史上写下了极为华丽的一章。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