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西方民粹主义主要表现、诱因及趋势

【关键词】民粹主义  西方政党政治  极化政治  民主制度

近年来，民粹主义在西方特别是欧美国家强势兴起，它修正传统发展路径，与民族主义深度合流，对传统政治力量左右夹击，扮演“反对旧政治的新生力量”，借助现代信息传播方式和动员手段，在西方政治选举中时常催生“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民粹主义力量从边缘地带进入多国政坛核心圈，一时间成为西方国家政治生态演进的最大变量，大有重塑西方多国政党格局及政治走向之势。

当前民粹主义强势兴起的主要表现

民粹主义弱化了共识政治，助推极化政治，加大政治上的不确定性。从传统意义上看，民粹政治是一种“分裂政治”“异化政治”“投机政治”，是对传统主流政治的干扰、反叛乃至颠覆。在美国，两党共识政治不断弱化，极化政治日益蔓延和深化。两党政治分歧与对立以前较多集中于经济社会政策的辩论和制定，而今则扩大到政治、外交领域，包括对大选结果的争议。对于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结果，不仅当事人特朗普在拜登执政两年后仍强烈质疑，就连共和党内一些大佬也替之“鸣冤叫屈”，坚定支持特朗普的数千万选民也觉得大选结果不公。在欧洲，一些国家的中左与中右两大传统政党长期延续的共识政治不断弱化，如意大利民主党与力量党对2016年宪法公投案持不同态度，英国保守党与工党在“脱欧”谈判中立场对立。在另一些西方国家，民粹政党介入、民粹势力搅动，导致政权不稳定性增大，政府选举、组建和运作深受影响，共识政治在欧洲一些大国难以为继已成为一种新常态，这种政治生态导致西方多国政策不确定性增加、可预见性下降。

一是民粹主义加剧社会隔阂，加深社会分化，易引发社会动荡。伴随政治共识下降，社会包容度减弱，族群和阶层矛盾激化，排外、仇富、恨穆（斯林）心态明显，不同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群体对立加剧，社会思潮整体趋向保守和孤立，社会形势趋于动荡。近年来，美国社会“熔炉”作用失灵更加严重，助长了身份政治和排外情绪。70%的共和党选民支持特朗普政府时期激进的移民政策和边境安全政策，65%的美国白人认为应阻止大规模移民，保持基督教文化传统，遏制伊斯兰教的“威胁”。在欧洲，围绕难民移民的辩论成为撕裂德国社会的导火索，时任德国外长马斯等政要甚至遭到极右翼势力的死亡恐吓。素有和谐社会“模范生”称号的北欧国家，当前也由于民粹势力的煽动，群体分化分裂趋于明显，社会出现动荡。

二是民粹主义致使西方多国内外政策趋于保守和内顾。受“美国优先”思想驱动，特朗普执政时深度调整美国内外政策，大力推进“再工业化”，在税收等政策上对制造业回归给予优惠；明显收紧移民政策，尤其严控所谓中低端移民，拨款数十亿美元在美墨边境修建“边境墙”；卸减国际义务与责任，大搞“退群废约”，单方面退出一系列国际组织和多边条约。在特朗普“美国优先”示范效应和本国民粹政党的强大压力下，欧洲多国中右执政党甚至部分中左执政党也趋于内顾，转向“本国优先”，如瑞典社民党少数派政府、芬兰中间党联合政府分别减少对外援助，收紧移民政策，限制移民人数。近年来，新冠疫情和局部冲突也助推了民粹主义的发展，逆全球化与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相互叠加，欧美国家政府纷纷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排外主义甚至孤立主义。

三是民粹政党主流化，传统主流政党民粹化，深刻影响西方国家的政治生态与治理理念。当前西方民粹主义发展演进不是一种单向过程，而是一种双向互动过程，民粹政党与传统主流政党在博弈中彼此渗透，在较量中相互影响。西方多国民族主义激进化与民粹主义大众化，带来了传统主流政党的民粹化和民粹政党的主流化，两者的界限渐趋模糊。在美国，主要体现在民主、共和两党内部民粹思想与本党传统政策主张的博弈和交融。在共和党内，特朗普的一系列民粹主张目前仍占据主导地位，他也部分吸收了茶党运动的政策主张，将之与共和党极右翼保守主义理念糅合到一起，“特朗普主义”已经深刻影响该党走向。在民主党内，以桑德斯等为代表的左翼民粹主义的思想主张，相继在希拉里、拜登的竞选纲领及后者的执政政策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反映。在欧洲，民粹政党同传统主流政党激烈交锋，也在悄然交融。多国传统主流政党部分吸纳本国民粹政党在移民、安全等方面的政策主张，如法国共和党近年来主张暂停接收移民。民粹政党为赢得更多普通民众支持也进行政策回调，注重吸收主流政党政策理念的“合理内核”，尤其是稳定、平衡的经济社会政策主张。民粹政党上台后倒逼传统主流政党进行内部调整，民粹政党的部分理念跻身为主流价值认同，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和政治思潮，欧洲核心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模糊化。

四是民粹主义影响舆论走向和话语体系设置。在现实政治博弈中，民粹政党比传统政党更精通“赢得支持的策略”，[1]更能聚焦社会矛盾、直击民众最关心的问题，并推向全社会展开辩论，从而争取更多的民众。西方许多民粹政党及政客充分利用信息时代各种传播方式，注重线上线下相结合，精心设置话题，引导社会舆论。特朗普针对美国国力相对衰弱、民众生活水平下降的社会现实，打出“美国优先”口号，产生相当大的渲染力和蛊惑力。瑞典民主党针对当前社会价值观冲突，强调种族和文化差别，反对多元文化主义，主张严格管控移民，恢复单一民族，强化瑞典公民身份认同，强调瑞典语学习和使用，上述政策主张得到较大共鸣。

五是民粹主义在国际上持续冲击全球化、一体化和多边机制。西方此轮民粹势力强势兴起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影响。民粹势力驱使本国社会思潮和内外政策内顾保守，直接影响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发展进程，阻碍全球自由贸易向广覆盖、宽领域、高标准方向发展，助推逆全球化势头，导致全球贸易放缓和跨境投资减少。全球直接投资（FDI）在2016—2020年大多为负增长，2017年、2018年和2020年分别下滑22%、13.4%、35%，[2]进一步制约了全球价值链调整和国际分工的深入发展。欧洲一体化和其他区域一体化进程明显受阻，许多重大改革难以推进、重要协定难以及时签署，联合国、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协调各国发展、推动全球治理的能力减弱。

民粹主义强势兴起的多重诱因

民粹主义能在西方多国兴起，有着深刻的客观背景和复杂的主观原因，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日益加剧。冷战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西方许多国家内部贫富差距日益拉大。近20多年来，欧洲多国贫困化趋势凸显。欧盟统计局2020年数据显示，欧盟国家平均贫困率为21.9%，2400万人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特别是意大利，包括200万个家庭的570万人处于绝对贫困状态。[3]在美国，近年来最富和最穷家庭收入差距创下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新高。根据美联储最新发布的美国财富分布情况，截至2023年第一季度，最富有的1%群体在美国国家总财富中占比为31.3%，财富金字塔底端的50%群体只占2.45%。[4]西方有学者因此评论：“标榜‘民有、民治、民享’的美国，日益蜕变为属于1%的人、被1%的人统治、为1%的人服务的美国。”不平等加剧致使西方社会总需求疲软，贫富差距加大导致族群分化，中产阶级的安全感下降，弱势群体的获得感锐减、被剥夺感强烈，仇富心态凸显，社会群体性事件频发，为各国左右翼民粹势力做大创造了条件。

二是代议制民主体制固有弊端持续发酵。一方面，西方代议制民主体制日渐背离其初衷，表达民意流于形式，权力制衡弱化甚至扭曲，激烈的党争导致议事与行政效率大大下降，甚至运转失灵。近10多年来，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为了自身利益，在国家许多重大问题上尖锐对峙，在国会屡屡上演“否决政治”。克林顿、奥巴马、特朗普当政期间，财政预算上的僵持导致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关门停摆，拜登政府也陷入这一僵局。在欧洲，激烈的党争使比利时、荷兰等多国政府组阁时间一再延长。同时，西方多国在执政方式上日益走所谓“技术路线”，官僚习气滋长，日渐脱离民众，引发越来越多的民众不满。西方代议制政体在畸形演进中日益走入“政治正确”误区，官僚政客们将有关种族、宗教、性别等社会议题政治化，在政策和言论上保持所谓“政治正确”，惯于做冠冕堂皇的表态，对多数民众的实际关切和诉求充耳不闻。在美国，为了对抗政治正确，白人至上主义者鼓噪宗教、民族、种族和文化差异，进行社会政治动员，给当政者出难题。在欧洲，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矛盾复杂且关系紧张，为保“政治正确”，大多数政客要么缄默不语，要么态度暧昧。右翼民粹政党借机煽动宗教对立，借以博取基督教群体的好感和支持。西方民主政治生态“病变”，致使不少民众对代议制民主体制反感和不满，并将此发泄到传统政党、议会和政治精英阶层身上。各类民粹政党利用本国民众对代议制民主制度的质疑和反感，找准机会乘虚而入，扮演“变革者”角色，获得相当部分选民的信任和支持。

三是经济全球化负面效应推波助澜。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为追求高额利润，发达国家加速将诸多中低端产业特别是制造业迁往发展中国家，导致自身部分产业空心化。据统计，近40多年来，美国、英国制造业转移分别导致本国近900万和600多万工作岗位消失，仅2001—2014年，美国制造业企业减少7万多家。[5]西方大量蓝领工人成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失意者”，成了民粹势力的坚定支持力量。事实上，西方国家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但其分配政策严重偏向少数精英阶层，发展红利为极少数富人占有，数字鸿沟急剧拉大。在美国，国民收入更多地流向了处于塔顶的极少数人，前1%富豪的收入占全社会总收入之比从20世纪70年代的10%升至2021年的19.1%，而后50%群体的同期收入从20%下降至2021年的13.8%。[6]西方多国虚拟经济膨胀，实体经济萎缩，普通劳动者越来越难找到称心体面的工作，社会财富迅猛增长而许多中下层劳动者收入停滞。这些结构性问题在当前体制下不仅难以得到实质性解决，反而更加突出，不少民众只好寄希望于民粹政党的空洞允诺。

四是难民移民潮催生尖锐社会问题。当前，很多西方国家成为难民移民的主要流入地。大量难民和非法移民涌入，增加了这些国家的财政负担，拉低了民众福利水平、减少了就业机会，还带来诸多社会问题，如治安恶化、文化和宗教冲突加剧，甚至在多国引发种族骚乱或流血事件。西方多国民众对移民特别是非法移民不满情绪急剧上升，为排外、仇外的民粹势力兴起提供了土壤。例如，在对移民一度较为宽容的澳大利亚，民众近来对多元文化和移民政策的质疑也逐渐增多。正如西方学者所讲，伴随全球化的脚步，“民粹主义的幽灵在全世界游荡”。[7]

五是民粹政党针对新形势进行自我调整。有些民粹政党不断修正自身定位并重塑自身形象。随着选举实力逐步壮大，希腊左联党从最初的激进左翼民粹主义政党转变成为一个“建设性的反对党”，继而提出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有效的左翼执政党”。[8]21世纪以来，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新掌门人勒庞有意识地同其父老勒庞所创建的民粹政党区别开来，2018年6月改党名为“国民联盟”，推进本党“去妖魔化”进程，改变其长期以来的反犹、反欧洲一体化等形象，致力于向相对温和的主流政党转型。新成立的民粹政党，如意大利兄弟党和五星运动、西班牙“我们能”党也在有意淡化反传统、反建制形象，撕掉法西斯主义标签，弱化民粹主义色彩，把自己包装、打造成现代民主政党。有些民粹政党不断进行立场与政策调整，从极端、偏激向相对温和、理性过渡。部分欧洲民粹政党在参与政治博弈过程中，逐步淡化其极端排外、反欧立场，以期跻身政坛中心。法国“国民联盟”、意大利联盟党等表示尊重和捍卫欧洲共同的文明价值观。多数疑欧民粹政党放弃废除或取消欧元、脱离欧盟等极端主张，提出要“从内部改革欧盟”、建设“欧洲自由与主权国家联盟”、扩大在欧洲议会中的影响力等诉求；在移民政策上，不少党部分吸纳了传统中右翼政党的相关政策要义，不再简单粗暴地提出阻止一切外来移民或驱赶所有非法移民。这种渐进式改良使不少民众感到民粹政党在改弦更张，开始在政坛和社会生活中接受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