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文的创生》：学术创新与当代启迪

《国文的创生》是北京大学陆胤教授新近出版的一部力作，副题是“清季文学教育与知识演变”。这里的“文学教育”是广义的，并非今天专指的文学阅读教学，而是涵盖古代教育中识字、习字、属对、训诂、音韵、修辞、语法、文学史等诸多内容。这本书放在我的案头已近一年，每次翻阅都有新的收获。

通古今之变的学术追求

国文，亦即清末文学教育，是该书研究对象，而国文是如何被“创生”出来的，则是全书探讨的核心问题。从这样的选题里，可以窥见作者通古今之变的学术追求。

从甲午战争爆发到1904年癸卯学制颁布，再到1911年清帝逊位，前后共17年时间。这段时间是新式国文教育从萌芽、酝酿到正式颁布，最终成为一种全国性学制的时期，也是全书笔墨聚焦的时代。如果把国文的创生比成婴儿的诞生，这个婴儿不是本国文化和政治制度自然顺产出来的，而是在外力作用下催生出来的。正如书中揭示的，为什么文字难易、教法新旧等问题提上政治精英的议事日程，为什么国文一开始就重视功利实用主义，被看成“科学之津梁”，面向大众普及？凡此种种，归根结底是为强民富国、抵御外侮。这种催产，导致其创生过程紧迫而仓促，在学术界和舆论场上充满矛盾、龃龉甚至截然对立的认识，在落实过程中也伴随着文教传统的抵制和教学现场的错位。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最难，不仅是纸面上的学术思辨，还要在复杂情境中落实到教学现场，故只能在多方博弈中求得暂时的平衡，而平衡的结果，往往又与学理上的“理想状态”相去甚远。就当时而言，趋新者以西学视角否定中国文字，反对传统经学和八股制艺等教学内容，排斥对审美素养至关重要的纯文学教育。站在挽救国族危亡的立场，这种“颠覆式”的自我否定自有其合理性和可被理解的高尚动机，但从教育本身的发展规律上看，操切的改革必将遭到各种有形或无形的抵制，也会造成大量历史问题留待后人解决。在趋新之士异常活跃的时代，守旧者也大有人在，祖宗成法不能变，维系师道尊严的饭碗不能丢。上至主张保守国粹的朝辅重臣，下至乡绅、塾师等基层知识分子，在观念与行动上对文教更新形成了一股强有力的牵制力量。夹在新旧两派之间的还有“第三种人”， 他们有深厚的传统教育根底，也有睁眼看世界的时代自觉，能辩证对待古与今、中与西的优劣得失，试图以务实态度推进教育改革。这些人士在学制章程的起草、教科书的编写和指导教学实践方面，对或激进、或保守的主张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纠偏，终使国文这个“新生儿”容或羸弱，但毕竟一种整全的体貌、带着跃动的脉搏诞生于世且成长至今。

陆胤选择“清季十七年”这一国文创生时刻——也是后续一个个“平行时空”的历史原点作为研究的历史区间，以传统文章学、经史学、蒙学研究为底子，广泛搜集清末学制章程制定者、学术精英、民间塾师、教材编写者、受教育人士、外国传教士以及东洋学者的第一手材料，回瞰一百二三十年之前，“国文”这个新学制下的新科目是如何在激烈的政治变革和多种文化思潮的冲击下从旧传统中破茧而出的。

学界很多前辈同仁所著“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或“教科书史”，大多用所处时代的教育学术语陈说历史问题，章节目次也往往按时间顺序剪裁排布。这种对史实的后设性概括，特点是简明有序、观点突出，适合作为高校相关专业的教科书。不足之处或许是以宏大叙事和静态铺陈消解了历史细节之间的冲突和脉络，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事物何以生成的复杂真相。从选题和研究途径上说，《国文的创生》属于交叉学科视角下动态、立体的教育史研究。作者秉持通古今之变、探知识演进的学术追求，在高站位和大视野的统御下深耕一隅。这样的立意，使该书有别于其他很多专著，也使其在佳作云集的语文教育史研究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成一家之言的内容框架

通古今之变，就要建构一套阐述国文创生机制的概念体系和论述框架。作者从台湾学者苏云峰先生处得到启发，将其概括的近代世界教育演变特征——“世俗化”“普及化”和“工技化”加以改造，提出：“清季新式文学教育创生的背景，是一整套教学理念和文教制度的转换。其变化趋势可按制度化、专科化、普及化三个维度来呈现。”

所谓“制度化”，指清政府用国家力量推行全国性新学制，这是历代中央政府没有做过的体制建设。新学制虽不只国文一科，但“今日环球万国学堂，皆最重国文一门”。正因如此，考察国文的创生必先从制度化入手，而国文的制度化又是新学制最复杂和最典型的学科个案。所谓“专科化”，即专设一门，覆盖全程，每个学段“定时、定书、定事、定法”——这里实指课程设置与学科知识的建构。一门学问，凡能专门设科而有别于其他科目，必有自己的学程和教程，两者又是根据学科特定的性质、功能、内容和评价方式而定。清季文学教育已粗具专科样貌，而从“文学教育”到“国文”的蜕变，则有赖于专科化的推动。所谓“普及化”，指面向全体国民，使之无高低贵贱皆有求学之路与进学之阶。从“壬寅学制”到“癸卯学制”，清政府设置了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中等学堂、高等学堂、大学堂等各式学校，这些仍属于制度化范畴，在受教育者一方来说，还远没达到普及的程度。因此作者强调，国文肇始阶段“只有一个普及化的设定”，受师资力量、士民观念、教学方法等因素的影响，其“效果实不容高估”。也正因如此，该书真正关注的“普及化”，并不是效果层面应然与实然的描述与比较，而是普及化进程中应然与实然之间何以抵牾又如何调适的内在动因。

制度化、专科化、普及化作为国文创生的论述维度，彼此之间有多向度的关联，而不是单纯的并列关系。用今天的话来说，“制度化”包含着“专科化”的课程理念和“普及化”的育人目标，而“普及化”的效果又与“制度化”的设定是否科学和“专业化”的程度是否精细紧密相关。这样一来，三者共同构成了一套了内隐的、纵横交错的框架，将全书八章绾结为一，这是此书之所以为专著而非文集的根本所在。

依据这一框架，前三章在民族存亡、文化危机的背景下考察国文的制度化，当然也关涉其他两个方面。第一章探索新式文学教育的思想起源，着重讨论甲午之变以后政界和学界的两个热点话题：文字难易与教法新旧。作为制度化的思想起源，这两个问题的提出是从普及国民教育的角度立意的，普及是目的，思想论争是过程和手段。第二章讨论学制酝酿期的新蒙学读本，将其作为新学制的先声。中国历代语文教育改革每从教材编修做起，新蒙学读本在知识内容上拓宽了蒙学边界，也演化出一种介于雅言和白话之间的文体“浅易文言”，作者认为这是中、西、东三种文体视野交错的产物，颇有见地。在这一章里，新蒙学读本的出现对新学制的酝酿到了积极作用，而对读本本身的讨论也涉及专科化问题。第三章以“壬寅学制”“癸卯学制”的定章为重点，着重探讨“中国文辞”是如何在危急时势下升格为一门学科的。作者综合多方材料，描画了“官方自上而下推进国文课程本土化、国家化的意图”。

中间两章关注文章学的古今转换，侧重国文的专科化。第四章专论“文法”（语法、修辞和文章作法等）。“专科化”何以先谈文法？语文课程的关键内容是阅读和写作，这两者又紧密相连：写作需要从典范文本中学习文法，学来的文法要在语文实践中转换为学生自己的创作经验。此章对文法问题的古今传承、中西互鉴讨论得颇为深入。例如，作者认为中国传统词章学不是“无法”，而是无“定法”，即重在阅读过程中的模仿与写作实践中的自悟（自然进功）。在清末新学制之下，要借鉴“彼法”（西洋文法）用于我国，就要改“无定法”为“有定法”。作者从《马氏文通》等语法书的内容与传播入手，探讨了中高等学堂如何取法拉丁语言和日本的语法、修辞用以改良国文文法的观念与做法，反思了忽视汉语言文字特点和传统教育经验的“强改”和“强变”。第五章讨论中等、高等学堂国文教科书的体例和旨趣，从“古文选本”到“文学讲义”，勾勒出说理、叙事、抒情等文类系统的形成过程，突出了新学制诞生前后古文分类体系的“艰难调适”对于语文教育的深远影响（作者所谓“脉延”）。总的来说，这两章关注学科知识和教材系统，前者涉及国文课程学段安排，后者也谈及文章读法和作法，基本涵盖了专科化的必备内容。但国文的专科化或许还涉及另一课题——考试评价，或者说与“教”“学”相连的“考”的专科化，也是构成普通教育阶段专门学科的要件。清末各种“学堂章程”，对考评学生知识掌握情况以及读写能力有大致的要求，但实际执行情况如何，从科举考试到新式学堂的考核又经历了怎样的调适？这类问题偏重于教育学和测量学，或与作者倾向“文学”的研究旨趣不甚相合，故未专章论述。

后三章侧重对“普及化”的考察，由此引出新旧交替之际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第六章题为“文教制度与诗教习俗”。不管为日常表达还是科举应试，古代语文教育都有自己的普及方式和传承习俗。在新学制设计中，诗歌课程列在“修身科”，教化功能被强调而美育和语言学习功能被忽视；诗歌课程也有自己的教材，但重吟诵而不重理解与创作：总的来说，还是被边缘化了。作者敏锐地发现，基层诗教并未按照这些章程的约束发展，童蒙诗课在民间得以延续，直到清朝灭亡，古诗词辗转重归语文课程，成为语文学习的重要载体。第七章以尺牍课程与教本为中心。新式教育出于功利主义考量而重视尺牍文，但重视的只是其实用功能。在传统伦常秩序和文化礼俗并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尺牍文的实用功能须依托“虚文套路”来实现，这是中国尺牍文与欧美等国所谓“信息类文本”的重要差异。作者同样敏锐地发现，国文创生之初在实践层面就遇到了这个“悖论式”问题，时人如何探索一种“折中”方案，成为作者探究的焦点。第八章谈教法改革。中国师塾、家塾自有一套教学程序，虽然有时因教师个人原因“只念不讲”或“敷衍了事”，但从原理上讲，合乎节奏的“声读”、严肃端正的姿态和全神贯注的投入，带有意义领悟或养性修身的功能，不能一概否定。西洋传教士和东瀛学者自外来视角观察，只见喧嚣而不知内涵，趋新之士又以悟性、记性之别予以二元对立式的批评，“讲授”遂取代“记诵”，朗朗书声也逐渐消失于课堂。对文教更新中教学法的这些“硬着陆”现象，作者字里行间透露着忧思。

以上仅从读者角度对全书框架和章节内容略做梳理，这样的“管窥”或许有助于初读者感知全书的内容与结构，但肯定无法呈现这本洋洋40余万字作品的全貌。整体来说，全书体大思精、文瞻事详、颇多创见，特别是框架结构自成一格，在体例构想上具有很强的创新性。

察当代得失的历史镜鉴

在“后记”中，作者详叙了创作缘起和写作过程。令人感触很深的是，作者是把这项研究当成一次“抗压测试”，或者说“真正考验研究者持续工作的能力和定力”的挑战来完成的。从这些真诚的讲述中，我们能看到一位青年学者投身学术的坚毅和自觉；同时也可以发现，作为研究近代文学和学术思想史出身的学者，当他采取一种“眼光向下”的取向介入语文教育时，对研究成果的价值定位与专门的语文研究者有着明显的不同。

当前，我国高校把语文教育研究归属于一级学科“教育学”之下，名曰“学科课程与教学论”方向。课程方面，主要关注学科内部的纵向序列和学科之间的横向关系，包括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结构、课程评价等研究维度；教学方面，则以教师、教材、学生三者的互动关系为中心，涵盖文本分析、学习理论、教学方法和学习评价等不同研究领域。由于教育总是为特定意识形态和生产力水平之下的社会服务的，语文教育又关乎全体国民、关乎大邦文化，在实践场域总是问题最多、挑战最大，所以语文教育研究者不管讨论课程与教学中哪些课题，总会对现实问题予以关注：要么直接从实际问题出发，为问题解决提供新理念、新思路、新方法；要么虽然从学术问题出发，但在价值论层面也会对现实问题作出直接或间接的回应——即便做教育史研究，也常常直截了当地讲出历史对当下的启迪。梁启超对“学术”一词做过这样的解释：“学”即“科学”，“科学也者，以研索事物原因结果之关系为职志者也”；而“术”，则是“利用科学上所发明之原理原则以施之于实际者也”。照这种理解，语文研究者往往“学”“术”并重，有时为解决实际问题考虑，甚至“术”重于“学”。而《国文的创生》志在于“学”，作者站在高校学者的立场，从一开始就将此项研究定位在“纯学术”领域，以揭示清季文教转型的影响因素和因果逻辑为使命，故其制度化、专科化、普及化下辖各章，均未直接谈及所论内容对当代语文教育有何价值，限于出版时限等客观原因，作者也未及撰写一篇“结语”，把清季十七年与新世纪语文教育的现实整体勾连。章士诚说文章忌讳“八面求圆”，就作者本人的选择来看，有“舍”有“得”，不失为理智之举。但对读者而言，“学者做派”并不意味该书对当代语文教育没有启示，或者说应该作为象牙塔里的“小众读物”被束之高阁。假如我们对语文教育的现实情况有所关注，在阅读过程中又能有意识地寻求反思，自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弥合“学”与“术”的疏离，发现其察鉴当代得失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