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局下中东地区新发展：特征、挑战及前景

【关键词】中东地区  新发展  战略自主  和解潮

近年来，国际格局加速演变，中东国家战略自主能力增强，发展优先成为地区国家的共识，中东国家间的“和解潮”由弱变强；中东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出现新变化，成为“全球南方”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百年变局下，完善全球治理、解决全球和地区挑战的新理念和新方案不断涌现，特别是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理念及其实践，有助于推动中东地区走出安全困境和发展困境，塑造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新中东”。

中东地区发展的新特征

中东地区发展的新变化，主要体现在中东国家将发展作为最优先事务、地区国家间的缓和态势明显、国家战略自主明显提升等方面。

一、国家层面奉行发展优先

反思阿拉伯剧变的消极影响，把握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展大势，聚焦民生和治理问题，是中东国家奉行发展优先战略的关键所在。一是阿拉伯剧变非但没有解决地区国家长期面临的发展赤字、安全赤字和治理赤字问题，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地区国家的安全困境和发展困局。地区传统安全形势持续恶化，呈现出激烈的阵营化、对抗化、冲突化特征，极端主义、粮食安全、气候灾害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愈演愈烈。同时，引发阿拉伯剧变的经济和社会因素仍然存在，甚至变得更加严重。二是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的到来，中东国家迫切需要搭上新科技革命的“便车”。中东国家的精英和民众意识到，人类社会逐渐从信息化时代迈向智能化时代，必将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组织形态和生活方式等带来深刻冲击，如果不能赶上此次新工业革命的浪潮，国家将很难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三是中东国家民众愈发关注经济民生和治理绩效问题，而非抽象的民主和人权问题。《阿拉伯舆情指数2022》指出，60%的阿拉伯民众认为，本国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与经济相关的问题，包括失业率高企、高物价、恶劣的经济条件和贫困等。根据民调机构“阿拉伯晴雨表”2022年发布的报告，在9个被调查的阿拉伯国家中，有7个国家超过50%的民众认为“（西式）民主制度下的国家经济成就更差”。[1]

解决发展问题、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成为中东地区统治精英和普通民众的广泛共识，各国均将推进经济社会发展视为解决国内问题、提升地区和国际影响力的突破口，纷纷推出中长期发展规划，如《土耳其2023愿景》《埃及2030愿景》《沙特2030愿景》等。[2]此外，各国还提出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展战略，如土耳其的“2023工业和技术战略”、埃及的“人工智能国家战略”、阿联酋的“工业4.0战略”等。

二、地区层面推动和解缓和

自2019年开始，由阿拉伯剧变引发的地区阵营敌对出现缓和迹象，特别是2023年3月沙特与伊朗实现和解更加引人关注。阿拉伯剧变之后，中东地区势力主要有三大阵营：以伊朗为核心的什叶派阵营，土耳其领导的亲穆兄会阵营，沙特、阿联酋、以色列等组成的反伊朗、反穆兄会阵营，各方激烈博弈、反复较量、剑拔弩张。2019年7月，伊朗与阿联酋两国官员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会面，讨论海洋安全事宜，标志着地区阵营对抗有所缓解。从2021年起，中东地区大国之间的缓和明显加速。一方面，亲穆兄会阵营与反穆兄会阵营实现和解。2021年1月5日， 卡塔尔埃米尔赴沙特出席第41届海合会领导人峰会。2021年11月和2022年6月，阿联酋时任王储扎耶德和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分别应邀访问土耳其；2022年上半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先后访问阿联酋和沙特。此外，土耳其与以色列和埃及关系也明显改善。另一方面，伊朗领导的阵营与沙特领导的反伊朗阵营加速和解。2022年，科威特、阿联酋先后同伊朗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沙特与伊朗从2021年4月开始接触谈判，并通过中国的斡旋于2023年3月发表联合宣言，同意恢复外交关系。9月5日，沙伊两国互派大使，两国复交完成最后一环。与此同时，沙伊和解还推动叙利亚重返阿盟，成为中东和解潮不断持续的重要标志。

中东“和解潮”主要是地区国家基于安全和经济评估之后的理性选择。在安全方面，地区大国持续的军事冲突和对抗不仅难以实现其政治目标及战略收益，而且使安全状况日益恶化或外交日益孤立。沙特、阿联酋安全状况堪忧，境内屡遭无人机和导弹袭击，而伊朗、土耳其在地区事务上看似咄咄逼人，其实两国面临的地区环境日益敌对和孤立。[3]在经济方面，中东大国介入地区冲突严重耗费财政资源，并带来一系列经济、社会和政治负面影响。土耳其经济持续下滑，伊朗爆发大规模民众抗议运动，对当局政治稳定形成严峻考验。沙特和阿联酋处在经济多元化转型的关键时期，大量的安全支出限制了本应用于经济转型的资金投入。因此，地区国家纷纷选择寻求和解，以便为发展创造和平环境。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美国在中东战略收缩以及在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下降，美国与地区盟友关系的裂痕增大。与此相反，中国长期劝谈促和并在沙伊和解中充当“担保人”，这成为中东地区国家寻求和解的重要外部推动因素。

三、全球层面提升战略自主

当今世界，后冷战格局加速演变，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趋向衰落，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东升西降”趋势明显，传统域外大国干预中东事务的意愿和能力逐渐下降，中东国家具有更大的战略自主空间。中东国家的政治精英普遍认为，目前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例如，沙特投资大臣法利赫在接受采访时称“多极全球秩序已经出现”。此外，以乌克兰危机为标志的“全球大国竞争”抬升了中东国家在全球的地位，[4]中东地区成为替代俄罗斯油气资源的重要选项。全球性大国对于中东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争夺明显上升，中东国家的战略回旋余地显著增加。由此，中东国家意识到自己具有比以往更多的战略选择和自主性。

中东国家的战略自主增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东国家拥有越来越多与全球性大国讨价还价的能力。传统上，中东国家战略自主有限，往往选择追随域外大国的政策。近年来，中东国家不再完全唯美国马首是瞻，这在乌克兰危机中表现明显。美国的传统盟友沙特不顾美国的反对，数次领导“欧佩克+”减产原油，而美国的另一盟友土耳其也在北约扩员问题上屡屡与美国唱反调。在俄罗斯与伊朗关系上，昔日伊朗在政治、外交、经济和军事上有求于俄罗斯更多，而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对伊朗需求增大，俄伊关系变得更加平等。二是中东国家日益奉行多元平衡的外交战略。历史上，中东国家往往选择完全与某一域外大国结盟和绑定。近年来，中东国家积极与多个政治力量发展关系，这在美国的传统盟友身上表现尤其明显。例如，沙特仍重视与美国的安全和战略关系，同时提升了与俄罗斯的军事关系和欧盟的战略联系，并与中国、印度等国积极发展能源、经济和战略合作。此外，中东国家试图改变西方主导的国际治理体系，积极加入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多边组织。2023年7月，伊朗正式加入上海合作组织；2023年8月，金砖国家宣布吸纳6个新成员国，其中包括沙特、埃及、伊朗、阿联酋4个中东国家，这些事例反映了中东国家正在积极参与塑造国际体系的努力，成为“全球南方”的重要力量。

中东地区发展面临的挑战

当前，中东地区发展迎来历史性转机，但在经济、外交、安全等方面也面临一系列问题和挑战。

一、经济结构性问题突出

阿拉伯剧变以来，中东多数国家面临的人口膨胀、不平等加剧、中产阶级萎缩、失业率高企、腐败问题猖獗、社会保障水平低、经济活力不足等问题依旧严重，并阻碍着中东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一方面，多数非油气资源富集国面临愈发沉重的财政压力。2019年以来，由于长期的经济结构性缺陷，加之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和全球信贷市场紧缩等一系列外部重大负面冲击，不少中东国家深陷经济困境。例如，突尼斯、埃及、黎巴嫩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尤其是债务危机，从2010年到2020年，三国的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从40%、70%、130%上升到85%、95%和180%。[5]另一方面，中东的油气富集国面临经济多元化转型压力。目前，在全球多国采取的碳中和战略驱动下，全球能源转型加速展开，海湾阿拉伯国家代表的中东能源富集国的油气资源红利正在逐渐减弱。这些国家虽然提出了经济多元化战略，但是整体进展效果有限。以沙特为例，与2016年相比，沙特油气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40.5%降至37.3%，但这主要归因于沙特石油减产和国际油价下跌导致的，沙特经济对油气资源的依赖程度仍然很高。

此外，中东国家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仍扮演追赶者的角色，与先发者存在着巨大的能力差距，多数中东国家并没有很好地适应第四次工业革命，整体上处在落后位置。在人工智能领域，阿拉伯世界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都在最低水平之列；在电子政务领域，阿拉伯国家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网络建设领域，阿拉伯国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在电子商务领域，阿拉伯国家虽然在新冠疫情期间发展迅速，但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大体相当。[6]

二、外部干预仍然持续

相对于全球性大国，中东国家处于权力弱势地位。中东国家与全球性大国的权力不平衡导致中东国家对于全球性大国的干预缺乏足够反制能力。冷战结束至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霸权地位达到顶峰。近年来，美国在中东影响力虽有衰减，但仍竭力维护在中东的霸权，并对中东地区的发展产生诸多消极影响。一方面，美国大力打压地区的反美势力，破坏相关国家的发展和稳定。美国频频对中东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如伊朗、叙利亚、胡塞武装等发动经济制裁，不仅阻碍地区国家发展，而且带来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过去10年，由于美国主导国际社会施加制裁，伊朗损失了约4500亿美元的石油收入。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虽然不再轻易在中东开展大规模直接军事干预，但频频进行“代理人战争”、无人机战争、雇佣军战争等间接军事干预，美国多次对伊拉克、叙利亚的亲伊朗武装力量发动无人机袭击，加剧地区紧张，破坏地区稳定，阻碍地区和平。

另一方面，美国在中东推动大国战略竞争，阻挠地区国家与其他域外大国正常合作。美国向传统盟友施压，极力破坏他们与俄罗斯和中国进行军事、科技和经济领域的合作。此外，美国大力拉拢盟友在中东建立排他性小多边机制，削弱中俄伊（朗）的影响力。[7]2022年3月，美国与以色列、阿联酋、巴林、摩洛哥和埃及的外长在以色列举行内盖夫峰会，决定六国定期举行“内盖夫论坛”，并组建地区安全、能源、旅游、卫生、教育、食品和水安全工作组。同年7月，美国携以色列、阿联酋和印度举行首脑会议，组建“I2U2四方机制”，加强在水资源、能源、交通、空间、卫生和粮食安全等领域合作。在2023年9月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美国携盟友提出“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IMEC）计划，旨在加强相关国家的基础设施、能源、数据、贸易等领域合作，其打压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意图十分明显。美国在中东推动排他性小多边主义的行径，是以多边之名行霸权之实的伪多边主义，不利于中东地区的正常合作，也不符合中东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三、多重安全风险叠加

目前，中东地区安全状况虽有所好转，但结构性安全问题并未解决。在发展优先、战略自主、地区国家关系缓和的大背景下，中东地区安全形势有所改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民众抗议对政权安全的威胁下降、战乱国家地面战场形势基本稳定、地区阵营对抗有所缓解。然而，中东地区由于长期受制于外部干预、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矛盾复杂、安全合作机制和战略互信缺失，其面临的结构性安全问题并未发生根本性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