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技术文明对中古文艺的影响

整个魏晋南北朝政权更迭，人心险恶，篡弑愈演愈烈，民生多艰。黎庶无疑直承恶果，即便高居上位如世家大族者亦多蒙厄运。至于士人呢，其瞳孔里也尽是阴霾恐怖的世界和隐秘曲藏的伤情，所谓“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说得极是。何晏、嵇康、二陆、张华、潘岳等等，皆不得善存天年。是以，这时期的文治武功、典章制度往往较少令人称道之处。远逊于周、汉、唐、明这些宇内一统的时代。当然，时至今日，关于这段历史时期的研究，在领域、方法、成果、人员、媒介等各方面早已今非昔比。毕竟战乱不息、哀怨载道的社会未必一无是处，华夷民族在消长互进中抒写了可歌可泣的关于个人和民族的崛起奋斗史，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

农业经济政策和技术改进的刺激影响

从曹魏建政开始，北方政权劝课农桑不绝于史，要旨基本上都是提倡精耕细作，可以说，提倡精耕细作是彼时劝课农桑的核心。精耕细作的方式使有限的土地资源与众多人口的生存需求之间的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循此大原则大方式，魏晋时期的农业技术有所发展，比如人字耙和无齿耙开始出现，形成“耕-耙-磨”结合的耕作技术，加强旱地防旱的技术；北魏时又积累了一整套针对不同季节的“耕-耙-磨”经验，且有园艺式种植方法的出现。在此背景下，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应运而生，反过来推进当时农业生产。书中关于五谷、瓜蔬、果木之栽培，牲畜家禽鱼类之养殖，酱醋羹葅、饼饭饴糖之制作，以及煮胶、造墨方法等，均富有亲身经验的论述。

试想，没有一定的农业技术带动经济发展作为支撑，魏晋风度与酒之关系就没有那么耦合无间了，须知酿酒需要耗用大量粮食，社会饮酒总量的大小直接影响国计民生。曹操为防军队断炊之虞，出于经济学的考虑，曾下禁酒令，优先保证军队粮草供给。陶渊明深得饮酒雅趣，当他想种更多的高粱以便酿造更多的酒，可是其妻坚持多种水稻，渊明“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高粱），五十亩种秔（水稻）”（《宋书·隐逸·陶潜传》）。酒文化兴盛，掀起频繁的饮馔活动，随之推动士人阶层的社交式文艺创作氛围。陶渊明的饮酒诗，竹林七贤风范的酒媒介呈现，金谷园和兰亭雅集的酒刺激因素，都离不开物质文明发展的强力支撑。

江东孙吴政权经过孙坚父子三人的苦心经营，加上程普、张昭、周瑜、鲁肃、诸葛瑾等英才会聚，地利、人和兼备，制服山越，西攻黄祖，孙刘联盟赤壁败魏，又取得战略要地荆州，终于确立和稳定了孙吴雄峙江表的局势，称帝虽晚于曹魏和蜀汉，割据江东却为时最长。相比北方战乱纷繁情景，孙吴所辖东南地区的局势较为稳定，经济状况好于北方。黄武年间（222-229年），“陆逊以所在少谷，表令诸将，增广田亩”。孙权采纳陆逊建议，大规模屯田，劝课农业。大批北人避乱南下，既补足大量劳动力，又广播中原生产经验技术，东南地区的经济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左思《吴都赋》描写：

其四野则畛畷无数，膏腴兼倍。原隰殊品，窊隆异等。象耕鸟耘，此之自与。穱秀菰穗，于是乎在。煮海为盐，采山铸钱。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绵。

此中虽是文学笔法，其农业经济阜盛也约略可观。同时，孙吴的世袭领兵制和赐田复客制，促进了南方大土地私有制的发展，也为世家豪族势力的发展确立了基础，推动了南方世族门阀势力的形成。此期东南地区的工商业也可圈可点，如葛布、麻布之柔软精致使之成为名产，所谓“蕉葛升越，弱于罗纨”（《吴都赋》）即可为证。东吴的江河湖海密布，造船业绩自是不凡，“弘舸连舳，巨舰接舻，飞云盖海，制非常模，叠华楼而岛跱，时仿佛于方壶”（《吴都赋》）；“大者二十余丈，高去水三二丈，望之如阁道，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万震《南州异物志》）。盐业、陶艺、酿酒、制茶较前同样有很大发展。此外，孙吴地区商业之活跃也甚于中原，不仅长江两岸商贸发达，且与曹魏和蜀汉间的商旅往来密集，《吴都赋》对此也有细致描述，南北互市这种商业情况客观上促进了各族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同时，地处东南的孙吴还进一步发展了与海外诸国的商贸交往。史料记载说：“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经过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所谓记传，有康泰的《扶南土俗》《吴时外国传》、朱应《扶南异物志》（《南史·海南诸国传序》）海外交通之国如此之多，非前代可比肩，为此后的中外海上交往创造了历史基础。

此后东晋和南朝立足割据，亦得益于江东地区的平稳开发和繁荣。司马炎于265年代魏建立西晋，又于280年灭吴，东吴辖内郡、州、县悉数纳入晋国版图，并迎来近十年的“太康”繁华治世，可惜很快发生八王内乱，引发北方无休无止的战乱；此后，北方战乱远甚于南方。晋室偏安江南后，北方粮食作物也随之南迁，南方农作物品种日益丰富（谢灵运《山居赋》记载了秫麻麦粟菽等）。同时，岭南、巴蜀、长江中游两湖、下游浙东等地区继续发展，渐渐形成新的经济中心。《宋书》卷54《孔季恭传》云：

江南之为国盛矣……民户繁育，将曩时一矣。地广野丰，民竞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土地，亩值一金，酃都之间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会稽、宣城、毗陵、吴郡、余杭、东阳等地，更是殷盛，“良畴美柘，畦畎相望，连宇高甍，阡陌如绣”（《陈书·宣帝纪》）。故“自晋氏渡江，三吴最为富庶，贡赋商旅，皆出其地”也就顺理成章。战乱固然破坏经济生活，却也刺激统治阶层想方设法发展生产，以备战时之虞，安抚辖内民心。劝课农桑、设置侨州郡和开放山林川泽在东晋南朝之时是常有的政策，这些政策是起到积极作用的。如建武元年（317年）放弛山泽之禁，允许人民自由樵采渔猎或垦辟拓荒，南方封山固泽据为私产之风兴盛，至刘宋大明年间（457-464年）占山法颁布，更是完全开放。尽管此为社会现实和自然环境所迫，但终究促进了南方经济的纵深开发和广度延展。唯其如此，方有世家大族为主创力的文化兴盛，方有田园山水诗群之崛起的文艺阜盛景况。

采矿技术扩展了文艺题材的表现范围

尽管乱离纷纭，魏晋六朝士族们的奢华生活却足堪令后人咂舌瞠目。石崇与王恺斗富、太傅何曾日费万钱犹叹无菜下箸、王济家的天价烤乳猪、荀勖看菜辨柴的功夫，这些当时历史环境中士族豪强集团的代表人物，无不印证奢侈是这个阶层的普遍特点。不过，从士族豪强的侈忲无度也可以看出当时的科技发展水平。何曾家里的食品蒸饼之所以被视作汰侈难见之物，在于其发酵技术只为少数人掌握；到了北魏的时候，崔浩《食经》详细讲述了饼酵制作方法，发酵技术已经很成熟，蒸饼再也不是士族权贵变态展示品了。饮食内容的改变，往往意味着文化习俗的改变。

人们对煤炭、石油、天然气的认识、开采和利用均获较大进步。煤炭开采量比以往增大，且运用于冶铁业中；石油已被人们用作润滑剂和燃料，应用于生产和军事中；天然气广泛使用在日常生活及煮盐业。某种技术的发展，又往往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例如煤炭开采拉动了石墨的生产和应用。《陆士龙文集》卷八载西晋文学家陆云《与兄平原君书》云：

一日上三台，曹公藏石墨数十万片，云烧此，消复可用，然（燃）烟中人不知，兄颇见之不？今送二螺。

此“石墨”即煤，东晋陆翙《邺中记》解释说“北则冰井台，有屋一百四十间，上有冰室，室有数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石墨可书，又热之，虽尽，又谓之石炭”。石墨可书，则在书写原料方面是一大改观，直接波及书画艺术的演进。元末明初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九发现：

上古无墨，竹挺点漆而书。中古方以石磨汁，或云是延安石液。至魏晋时，始有墨丸。乃漆烟松煤，夹和为之。所以晋人多用凹心砚者，欲磨墨贮沈耳。

有了墨的推广使用，则有砚台的推广使用，据王渔洋《池北偶谈》，“孙承泽曾藏谢氏道韫一砚，有铭曰‘丝红清石，墨光洪璧，资我文翰，玉砅坚质’”。元代陆友着《墨史》三卷，介绍历代精于制墨技术者，自曹魏的韦诞起，晋代张金，刘宋时代张永，至赵宋周伯止，共一百九十人，墨之典故，广搜博采，颇为博瞻，盖知东晋时制砚技术已较高，使用越来越普遍。

石油和天然气在此期也得到进一步开掘利用，士族豪强之争奇斗胜，以拥有稀缺资源为底气。《魏书》卷一〇二《西域传·龟兹》条载云：“其国西北大山中，有如膏者流出成川，行数里入地，状如醍醐，甚臭。”《北史》卷九十七《西域传·龟兹》条所载完全相同。张华《博物志》称“酒泉延寿县南山出泉水，大如筥，注地为沟，水有肥如肉汁，取着器中，始黄后黑，如凝膏，然极明，与膏无异。膏车及水碓缸，甚佳，彼方人谓之石漆”。可见当时已把石漆当作了润滑剂涂在车和水碓的轴承上，用作照明更是常见；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在谈到了高奴县和延寿县皆有“水肥可燃”的现象后说，“水肥亦所在有之，非止高奴县洧水也”，到了北魏时期，石油已是众所周知之物。魏晋时期关于天然气的描述也不少，人们对其奇异特性常赞叹不已。西晋左思《蜀都赋》云：“金马骋光而绝景，碧鸡倏忽而曜仪；火井沉荧于幽泉，高焰飞煽于天垂。”东晋郭璞《盐池赋》说：“饴戎见珍于西邻，火井擅奇乎巴濮，岂若兹池之所产，带神邑之名岳，吸灵润于河汾，总膏液乎浍涑。”这是魏晋博物学家、辞赋家们对天然气燃烧时的瑰丽景观的惊艳描绘，可见科学技术发展更新了魏晋文学的表现元素。

此期的冶金技术虽然总体发展缓慢，但制钢炼铁技术仍有一定发展，制钢工艺主要有灌钢法、炒钢法和百炼钢法。等刘琨《重赠卢谌》有诗云“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撇开文学意蕴的解读而从科技角度来看，铁本来是很脆的，用百炼技术锻造后，可以变柔至缠绕在手指上，表明当时钢铁的柔化技术已然炉火纯青。傅玄《正都赋》云：“苗山之铤，铸以为剑，百辟文身，质美铭鉴。”裴景声《文身刀铭》云：“良金百炼，名工展巧，宝刀既成，穷理尽妙；文繁波回，流光电照。”这些精彩描绘性文字，正是对当时炼钢技术的艺术写照。从铸件上看，除一般生产工具、兵器、日用器外，还有不少大型佛像、人像、铜镜、铜钱、铁钱、大铁镬等，都是这个时候冶炼技术的见证；铸制佛像之风甚盛，则顺应了佛教东传中土的历史进程，“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佛法之兴盛，缺不了铸像技术的推波助澜。《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云，“兴光元年（454年）敕有司于五缎大寺内为太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万五千斤”；天安二年（467年），“又于天宫寺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此期铜镜中，要数鄂城所出孙吴铜镜最为工精，如三角缘鸟兽镜、画纹带神兽镜、四叶八凤佛像镜等，而曹魏铜镜曾东传至日本，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手工业技术文明进步成就了文艺活动的审美新品位

陶瓷技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青瓷、黑瓷、白瓷能够烧制，在胎料、釉料的选择和配制，成形、施釉、筑窑和烧造技术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广布长江流域及东南沿海地区。随着瓷器越来越精美，饮茶成为豪门生活时尚之一，而时尚的亮点在于瓷器茶具的档次。荆州刺史石崇托关系购到在当时价值连城“九兽茶具”，凭此斗得皇室巨富王恺无地自容。然而，针对士族汰侈之风，有识之士主张官场以茶代酒来养廉，如王蒙“茶汤敬客”、陆纳“茶果待客”、桓温“茶果宴客”，可以说中国人喝茶讲究品位始自魏晋，或者说魏晋开始有饮茶文化。瓷器的功能不仅仅在喝茶，那时期还出现瓷制笔筒、砚台、水盂。文人雅士拥有全套瓷器文具，是证明其身份的重要方式；精美瓷器是士族阶层的时尚追求，是标识其高雅品位的重要道具。王羲之临终前交代子女务必辞却朝廷“金紫光禄大夫”的赠官，却不忘用一套名贵瓷器文具来陪葬。这些文化现象的出现，以及瓷器出口成为经济外贸增长点，离不开当时精湛的陶瓷技艺。

纺织技术方面，魏晋南北朝也有重要进展。杨泉《织机赋》等文献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情况，赋云：“取彼椅梓，桢于修枝，名匠聘工，美手利器。心畅体通，肤合理同，规矩尽法”，“足闲踏蹑，手习槛匡；节奏相应，五声激扬”。形象生动地描述了织工和挽花工分工合作的情况。文中对织机材料、安装规格、提花操作都作了细致的描写，辞赋家写得如此细致生动，可以想象当时纺织技艺的普及程度之广。纺织技术与纺车改造发明密切相关，三锭式脚踏纺车是此期纺车技术的重要成就。脚踏纺车约出现于汉，但从各地所出汉画像石看，皆是单绽作业的，今有东晋名画家顾恺之为汉代刘向《列女传·鲁寡陶婴》所作纺丝配图，原图虽已失传，但历代均有《列女传》翻刻本，宋刻本配图描写的便是三锭式脚踏纺车的形象，说明这种纺车在晋代使用已广，纺纱能力大为提高，这为中古贵族的奢华生活提供了技术后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