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心动魄”：古诗十九首中的爱情诗论略
作者： 戴建业
爱欲是人类最强烈的生命冲动之一。
因此，古今中外文学的主题类型中，要数爱欲主题最受作者青睐，也要数爱欲主题最让人神魂颠倒，因而也最为历久弥新。
讲六朝诗歌，我们得从《古诗十九首》讲起，因为它们是魏晋诗歌的滥觞；而讲《古诗十九首》，我们首讲其中的爱情诗歌，因为这些情诗最能拨动我们的心弦。
《古诗十九首》中有很多作品表现爱欲主题，那一首首炽热的情诗，或是对爱欲的大胆肯定，或者对爱的强烈渴求，或是对爱的热情呼唤——
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
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
此前，谁敢放肆地高喊“荡涤放情志”？谁敢坦承自己“空床难独守”？
一千多年后的今天，它们读来照样“惊心动魄”！
爱的渴求
在聊《古诗十九首》的情诗之前，先和大家侃侃《古诗十九首》。
说起《古诗十九首》，我自己也是一头雾水。
它作于何时？起于何事？因何而作？何人所作？
这一连串的问题，也许鬼知道，反正我不知道。要是听到你问这些鬼问题，九泉之下的屈原肯定会马上坐起，奋笔疾书他的《天问》续篇。
不过，这并没有影响人们对它的喜爱，更没有影响大家对它的赞誉。
人世现有的最好形容词，差不多都堆到了《古诗十九首》身上。
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说：“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你们听懂了没有？这意思是说，《古诗十九首》是五言诗的珠穆朗玛峰。顺便交代一下，刘勰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文学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最宏伟最系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著作。他的话古今都极有分量，他对很多作者和作品的评价可谓一锤定音。
南朝梁代另一位著名诗论家锺嵘，对《古诗十九首》同样是击节称赞，并把它列入《诗品》中的上品：“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不过就是十九首诗歌，竟然让他“惊心动魄”，而且首首诗都“一字千金”！ 我的个天！
更为推崇的是明代胡应麟，可能觉得“惊心动魄”还赞得不到位，他认为《古诗十九首》“真可以泣鬼神，动天地”！（《诗薮》）
对《古诗十九首》研究的历史，俨然就是赞美大比赛的历史，评价一个比一个高，调门一个比一个响。王世贞说《古诗十九首》“是千古五言之祖”（《弇州山人四部稿》），话音刚落，陆时雍马上接过话头说，它们“谓之风余，谓之诗母”（《古诗镜》）。
看了陆时雍的评论才知道，五言古诗原来都是《古诗十九首》生出来的！
作于何时
既然知道《古诗十九首》是五言古诗的“诗母”，那谁又是《古诗十九首》的“诗母”呢？《古诗十九首》让人心醉，人们自然会固执地问：它作于何时？又作于何人？为此争吵了一千多年，可能还要一直吵下去，至今没有确切的答案，可能永远也找不到确切答案。
《古诗十九首》产生的年代及其作者，在南朝时就是一本糊涂账。徐陵编《玉台新咏》时将其中九首算在枚乘名下，而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则说：“又《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锺嵘在《诗品》中却说“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枚乘活跃于西汉早期，傅毅属东汉初期，曹植和王粲又属曹魏。徐陵、刘勰和锺嵘同为梁人，对作者归属和作品年代，三人虽然没有同台吵架，但完全是各说各话，而且他们也是道听途说，“或”“旧疑”云云，显然他们自己也拿不定主意。后来七嘴八舌就更多了，有的说是张衡，有的说是蔡邕。其实，西晋陆机就不知道这些诗的作者，把自己的仿作称为“拟古”，梁昭明太子编《昭明文选》，在诗题下注得明明白白：“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
《古诗十九首》诗题纯属偶然，刚好这些诗歌都没有标题，刚好是前代传下来的“古诗”，又刚好收录在《文选》中的只十九首，所以人们就随意把它们称为“古诗十九首”，久而久之这叫法就成了标题。往雅处说，就像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或柴可夫斯基第七号交响乐，往俗处说，就像农村叫大郎八郎三妹一样，有多少个就叫多少，数字完全是凑巧。
既然“不知作者”，为什么冒出来那么多说法呢？越是人人都没有证据，越是人人都有胆量，反正每种说法都死无对证，因而每种说法都无对错之分，即使胡说也不会使自己名誉受损，更不会引起任何纠纷，于是，人手一把号，各吹各的调。
不过，虽然不能指定它们作于何人，也不能考出它们成于何年，但我们可以根据诗歌内容、风格和情调，大致推断它们产生于哪个历史阶段。也就是说，依据诗里诗外的“蛛丝马迹”，来复原或接近事情的真相。一直觉得自己有点福尔摩斯的本事，今天借助前人的研究成果，我正好来小试牛刀——
由于西汉避讳极严，不避君讳属于重罪，东汉则不必讳西汉皇帝。西汉第二位皇帝刘盈，《古诗十九首》中有“盈盈楼上女”“馨香盈怀袖”，可见，这些诗歌大部分或全部不是西汉的作品。
《古诗十九首》第一首说道：
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
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
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
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
西汉建都于长安，洛阳不可能如此壮丽繁华，董卓之乱后“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那时洛阳已没有“双阙百余尺”的巍峨宫殿，显然《古诗十九首》不会写于建安时期，更不会在建安之后。
东汉前期班固《咏史》诗质木僵硬，中期以后五言诗才渐趋成熟，从诗风诗艺的角度看，《古诗十九首》这种“动天地，泣鬼神”的杰作，到东汉后期才可能出现。
《古诗十九首》中“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那对死的恐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那对生的依恋，“良无磐石固，虚名复何益”那对功名的舍弃，“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那对爱情的珍视，“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那对爱欲的肯定，还有“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那及时行乐，在在都指向了人的自觉。《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二者在时间上先后相接，在价值取向与情感体验上又一脉相承，前者比后者可能早几十年或十几年，绝大多数诗歌作于汉灵帝与汉献帝之间。
它们并非写于一人，也非写于一地，又非写于一时。
《古诗十九首》作于哪个时期，我觉得基本可以结案了 。
作于何人
《古诗十九首》是何人所作？
即使福尔摩斯再世，他也不敢来接这个案子。就算“上穷碧落下黄泉”，也不可能找出半点线索。其实，最正确的提问应该是：像《古诗十九首》这样的名垂千古的经典，作者为什么不留下自己的大名呢？难道东汉后期的诗人不希望名垂千古吗？
真是咄咄怪事！
一点也不奇怪。
敦煌词大多不也都是无名氏的作品吗？
古代把人分为贵贱，也把文体分为雅俗。
西晋挚虞《文章流别论》说：“古诗率以四言为体……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我来给挚虞做一次翻译吧：古诗都应该以四言为正宗。四言诗才算是雅音之韵。其他的各种体式的诗歌，比如说五言诗，虽然可以写得委婉曲折，看起来明艳照人，听起来悦耳动听，但那都是一些不入流的诗体，这就像歌妓生得再娇艳，打扮得再时髦，也仍然是一名歌妓，也还是登不了大雅之堂。
一直到刘勰还认为“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文心雕龙·明诗》）。刘勰的意思与挚虞大同小异，作为诗歌正体的四言诗，诗风应以典雅温润为本，而世俗流行的五言诗，只有清新华丽才能招人喜欢。
刘勰还从语言学的角度，阐述了为什么四言高于五言，听听《文心雕龙·章句》是怎么说的：“四字密而不促……至于诗颂大体，以四言为正。”四字就是四言，四言诗就是四字诗。他觉得四字句紧凑但不局促，那些庄重宏大的诗体和颂体，用五言就未免过于轻佻，用四言则十分得体。他还说写五言诗，不过是偶尔的权宜应变之方。写四言诗可以堂堂正正，而写五言好像偷鸡摸狗。
五言诗在六朝人心中的地位，现在大家看明白了吗？四言才算“正体”，而五言只是“流调”。所谓“正体”是说四言是诗的正宗，“流调”是指五言诗不过是上不了台面的流行曲调。挚虞在《文章流别论》说得很明白，五言诗“俳谐倡乐多用之”，唱五言诗的都是一些娼妓舞女。挚虞和刘勰对四言与五言的评价标准一样，四言诗既然是诗歌“正体”，那写四言诗才是走正道，写五言诗即使不是邪门也是旁门。
于是，汉代“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文心雕龙·明诗》）。那时的诗人即使写了五言诗，谁还敢署上自己的大名呀？倒不是他们感觉写得太差，而是觉得五言诗的体式太卑。
因此，在当时一个有头有脸的文人，可能出于好奇偶尔写写五言诗，但爱面子又不敢署名，于是就出现了《古诗十九首》这种佚名的名诗。更准确地说，《古诗十九首》不是佚名，而是匿名。
词也有类似的情况，开始只是民间创作，敦煌词的作者全属佚名，开始也只在民间流传，晚唐五代也只在青楼传唱，填词就是为了给“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欧阳炯《花间集序》）。中唐以后才有诗人拟作，如白居易和刘禹锡等人，开始都是写一些短小的小令：“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晚唐少数失意的诗人才大量填词，如科场失意的温庭筠大写艳词，无非就是破罐子破摔。
当然，东汉后期那些诗人也不可能长后眼睛，当时根本预料不到越是往后，五言诗越是行情看涨，更没有意识到自己笔下的五言诗，是流芳百世的不朽经典，致使自己也错失了流芳百世的良机，可惜！
正因为《古诗十九首》是匿名之作，反正谁也不知道是谁写的，诗人们用不着端着装着，敢在诗中毫无保留地敞露真情，所以这些诗歌“情真、景真、事真、意真”。（宋陈绎《诗谱》）王国维《人间词话》也说，《古诗十九首》中有些情感内容，“可为淫鄙之尤。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诗人匿名使得诗歌垂名，真可谓诗人不幸诗歌幸，可喜！
不知道杰作的作者，我们当然非常遗憾；但要是没有了杰作，那可就是文学史上的灾难。可以不知道世有此人，但绝不可以世无此诗。
“空床难独守”
言归正传，我们接着聊《古诗十九首》中的情诗。
就像进入酒店或商场，开门迎宾的都是清一色的美女一样，一翻开《诗经》，最先迎接我们的就是爱情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是淳朴的小伙子在求爱。
汉乐府中的《陌上桑》家喻户晓，“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不？’罗敷前致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这是心生邪念的使君在求偶。
从《诗经》到汉乐府，爱情都属于永恒的主题。诗人一写情诗就来神，大众一见情诗就来劲。
情诗在哪个时代都十分常见，《古诗十九首》中这首情诗又有什么新鲜之处呢？
上文谈到，《古诗十九首》大多写于汉灵帝和汉献帝之间，也就是建安前十几年或者几十年，时间上是和建安诗紧紧相接。东汉后期，不断的社会动荡，加速了王权的崩溃；而随着王权的迅速崩溃，儒家的价值大厦也随之瓦解，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次“礼崩乐坏”。原先人们遵循的行为规范，转眼便成了束缚人们的锁链；原先大家崇拜的精神偶像，转眼就成了人们嘲讽的对象。批判名教成了一种炫酷，反叛孔丘当然更显派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