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文献整理与研究的重要成果和突破

2023年伊始，《全辽金元笔记》第一辑即由大象出版社隆重推出，是一件可喜可贺之事。《全辽金元笔记》是南开大学文学院查洪德教授主持的202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的最终成果，也是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重点出版项目，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此前，大象出版社已成功策划出版了《全宋笔记》共计十辑102册，出版后在学术界获得良好反响。《全辽金元笔记》的出版，一方面为大象出版社的大型笔记丛书增添了新项目；另一方面为国内外学术界开展辽金元历史、文化、文学等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又一套高质量的基础文献成果。距离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仅仅两年时间，查洪德教授的学术团队即推出如此重量级成果，在同类课题中也是不多见的。尽管目前仅出版了这套大型笔记丛书的第一辑，但其规模与分量已看见。作为较早获读此书的读者，我粗略翻阅了第一辑十册43种笔记，越发感到这套笔记丛书出版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全辽金元笔记》的文献价值

存世的大多数古代笔记都具有较高的历史文献价值，这一点早被学术界公认。而《全辽金元笔记》的文献价值更显突出，整理的难度相对来说也更大，也是众所周知的。这是因为，与相邻的唐宋时期及其此后的明清时期相比，辽金元作为由非汉族统治的一段特殊历史时期，加上文献佚失的严重，其典籍的存世情况和复杂程度都与其他时期呈现着明显的不同，学术研究状况也不够成熟，不但一般人对这一时期的文献比较陌生，就是普通的文史工作者，也远不如对其他历史时期那样熟悉。正因为如此，这套大型笔记的整理编撰才非常必要和及时。举一个例子，该辑第六册收入的《敬斋古今黈》一书，是元代一部重要学术笔记，其价值不亚于王应麟的《困学纪闻》等。但就是这样一部书，一直没有一个好的点校本，此前也只有中华书局出版过一个断句整理版，问题也不少。正如此书《点校说明》指出的，前人即有将“黈”（意为“增益”）误作“難”的。而今人则更多地将其误写作《敬斋古今注》。不但一般的论文、书籍中常出现这样的错误，就是一些名家著作竟然也出现类似错误，如刘学锴先生《唐诗选注评鉴》刘禹锡《石头城》笺评等，便出现过这样的错误，这至少说明目前绝大多数人对于辽金元笔记文献是陌生的，当然更谈不上深入研究了。像《敬斋古今黈》这样重要的笔记著作尚如此，更遑论其他笔记了。

笔记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这一点是获得文史界诸多学者公认的。在内容方面，它往往有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补史作用，对笔记下功夫整理，对推进这一时期历史、文化、文学等的研究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举例来说，收入第一册的可恭所撰《宋俘记》，是一部篇幅不大的笔记作品，在《全辽金元笔记》中也仅占11页。但这部笔记对于了解“靖康之难”后流落入金的“宫眷”等的情况和遭遇，却是难得的第一手资料，因而也被收入宋代確庵、耐庵编撰的《靖康稗史》中。与此相类的还有见于《全辽金元笔记》第一辑第一册的《南征录汇》《青宫译语》《南迁录》等著作。以往，很多人也笼统地将这些著作视为“宋代笔记”，而忽视了其作者和立场都是金朝方面的。比如《宋俘记》详记被俘宋代宫人数目约两万人，其记载之翔实，对于后人了解靖康之难的真实状况无疑有着重要价值。

笔记本身可以视为一种重要的文学著述体裁，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全辽金元笔记》的出版，为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学提供了很多新的宝贵资料。比如收入第三册的《辽东行部志》，金人王寂撰。王寂于明昌元年（1190）任提刑司官，按察狱讼，巡视辽东州县和一些猛安谋克村寨。他记录下沿途地理沿革、人物历史、风土民情、古迹文物，寄兴写景等，整部笔记文笔相当好，有诗有文，这些诗文也为今本王寂《拙轩集》所不收，可以说既是宝贵的历史文献，也是重要的文学文献。

再如收入第二册的金代王朋寿编著的《增广分门类林杂说》，是古代一部重要汇编型笔记，同时兼有类书性质，从形态看，与明清之际张岱所编《夜航船》类似，但就史料价值而言，无疑是高于《夜航船》的，这是因为收入《增广分门类林杂说》的很多原始文献都失传了。如卷十二《神仙门下》篇所记黄鹤楼传说，即不见于任何其他文献，略云：

江夏幸氏酤酒为业，一道人饮酒经年不付酒资。一日，用橘皮于酒肆墙上画鹤一只，酒客击节放歌，黄鹤则和拍而舞。众人争来酒肆饮酒观鹤，幸氏大获其利。数年后，道人复来，吹笛袅袅有声，黄鹤即破壁而出。道人跨鹤仙去，幸氏乃以所赚之资建楼纪念，即黄鹤楼。

《夜航船》近年来出版过很多点校本，颇为流行，而较其早数百年，同样具有很高文献价值的《增广分门类林杂说》却泯没无闻，不但一般人不知，就是一些专门的文史工具书都未见此书踪影，《全辽金元笔记》乃首次将此书整理出版。

《全辽金元笔记》还收入了这一时期若干诗话、文话著作，这一点很可能引起学术界的争议，或者认为《全辽金元笔记》对“笔记”的界定失于宽泛。其实，《全辽金元笔记》收入若干诗话、文话著作是有其理据的。一方面因为就著作体制来说，笔记与诗话、文话本来就难以截然分开，不少笔记著作本身就载有诗文评，有些还非常重要，影响很大；就著作形态而言，笔记与诗话文话并无本质区别，因而将诗话、文话视为广义的“笔记”是完全合理的；另一方面，考虑到辽金元时期文献本来较少的实际情况，对于一些重要诗话、文话予以收录，也是完全合理的。当然，到了明清时期，一方面笔记数量巨大，一方面诗话、文话的数量也巨大，适当分开编撰也是合理的选择。但这样做并非完全出于学理方面的考量，而是基于不同历史时期文献数量的实际状况而定。若以文献形态而言，实际上将诗话、文话归入笔记反而是更加合理的。

笔记还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应该承认，辽金元时期是我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总体上延续了唐宋以来“三教合一”的局面而又有新的拓展。以往学术界对这一时期的思想史研究起步较晚，时至今日仍存在大量研究空白点，一些最基本的文献典籍也尚未整理。仅从收入第一辑的若干思想类文献看，可以说集中展现这一时期儒佛道三教思想和关系，如《清和真人北游语录》《屏山李先生鸣道集说》《孔氏祖庭广记》等，对于学者开展有关项目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文献基础。

特别值得一说的是，收入第四册的金朝孔元措所撰记录历代崇儒事例的《孔氏祖庭广记》一书对于研究金朝崇儒状况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这部书立论上固然以金为“正统”，但也能客观对待一切历史文献，如卷三收录宋代君臣崇儒之诏令、事迹等，卷十一收录宋代所立宣王庙等碑文十余篇，并不因“敌国”而存偏见，这一点充分证明：在崇儒的文化背景下，政治状态的敌对实际上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和解的，而且也正说明中华民族是如何在长期的历史碰撞中实现多民族文化融合这样一个大问题。

编撰体例的守正与创新

一般来说，古籍整理著作以文献搜集的客观全面、整理的严谨准确为首务，在方法上更多的是守正而非创新。但纵观这部《全辽金元笔记》，在保证编校质量的前提下，在若干体例上也体现着某种程度上的创新，或者说，很好地体现了守正与创新的辩证关系。

首先在著录方面，除前举《宋俘录》《南征录汇》《青宫译语》《南迁录》等著作外，第一辑第七册至第九册，还收入周密《齐东野语》《癸辛杂识》等多部笔记，第十册则收录了王应麟的《困学纪闻》这部著名笔记。这些笔记在传统观念中，一般是被归入“宋代笔记”的，且大象出版社的《全宋笔记》也都收录了这些笔记。初看，会给人“重复收录”甚至“争夺资源”的感觉。但认真阅读这些笔记的“点校说明”，便会认识到，《全辽金元笔记》将周密、王应麟的笔记收入，绝非“意气之争”，完全是根据“学理依据”来认识和处理的。诚然，周密和王应麟习惯上被视为“宋人”，其作品也被视为“宋代笔记”，但这种“习惯认识”是否准确、正确却是另外一回事，事实上，这也正是本文开端所说学术界长期以来对于辽金元时期不够重视的一种结果。由于周密数部笔记的情况类似，这里仅以第七册《齐东野语》的《点校说明》为例，谈一谈我对《全辽金元笔记》收入周密、王应麟笔记著作的理解。

首先，《点校说明》考证了《齐东野语》成书于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此时，元朝已建立20年，从成书年代看，这部书视为元朝笔记显然更为合适。这里涉及一个很重要的学术问题：对于历史上那些一生跨越两个朝代的人物，到底如何归属？无疑，我们面对的主要是作品，所以以作品的写作年代或成书年代作为根据是一种更加合理的思路。这是因为所谓“人”是以“文”传的，如果没有作品存世，不但其人身世难以确知，其思想之趣向亦无从推测。确定以作品而非笼统地以“人”为中心来确定文学史的分期，无疑更具有合理性。正像很多学者认同的，宋代堪称中国历史上的文化高峰期，创造了辉煌的宋文化。但不能因此忽视与其同时或稍后的辽金元等时期，历史的复杂性和延续性是不容忽视和割裂的。周密、王应麟两人入元后生活长达30年之久，占据其人生的一半左右，更重要的是，经历沧桑巨变，其思想成熟和潜心著述，都是在入元之后。这部《全辽金元笔记》的编辑出版，对于扭转以往那种不合理的局面无疑可以发挥一定作用。

至于《癸辛杂识》一书，其《点校说明》所引清人钱大昕《十驾斋养心录·癸辛杂识》条，对此书的写作时间也早已作出精详考辨，谓“宋亡之岁，公瑾仅四十有五，而书中载大德改元事，其年岁在丁酉，是六十六岁尚无恙也。”显然，这些作品都是周密入元后于晚年所作，视为元代笔记显然是更为合情合理的。

值得一说的是，《全辽金元笔记》沿用《全宋笔记》以及众多古籍文献整理著作的惯例，对收入的每一种书都写有详尽的“点校说明”。对作者、版本流传、整理情况以及主要内容等，作出非常详尽的介绍。由于辽金元文献研究成果偏少，某些文献更是从来无人问津，“点校说明”的撰写并不容易，而是具有相当大的学术研究性质。将整套丛书的“点校说明”抽取出来，汇集成册，可以说就是一部很好的辽金元笔记文献的研究专著。

诚然，《全宋笔记》已收录《齐东野语》《困学纪闻》等笔记，那么新编的《全辽金元笔记》再收入这些笔记，是否有重复之嫌？如何能够在已有整理本的前提下尽可能出新，便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在版式上，《全辽金元笔记》延续了《全宋笔记》在每页天头出校记的体例，一目了然，便利读者阅读查看，同时使得版面疏朗有致，读起来赏心悦目。此外，在校记和附录方面，《全辽金元笔记》较之《全宋笔记》应该说有了长足的进步。这里先说附录。在笔记正文之后，收集整理与笔记作者、版本、评价等相关的资料，形成规模较为完整的附录，无疑可以为研究者进一步研读笔记提供便利。《全宋笔记》已经这样做了，《全辽金元笔记》则在其基础上有进一步的推进。

以《全宋笔记》与《全辽金元笔记》收录的周密笔记为例，首先是尽可能采用不同的底本，比如《齐东野语》，《全宋笔记》以津逮丛书本为底本，《全辽金元笔记》则以祖本最古且较为完备之夏敬观校本为底本。其次，从附录看，《全宋笔记》本《齐东野语》的附录仅有毛（晋）跋、胡（文璧）序、盛（杲）序三篇。《全辽金元笔记》的这部笔记除了收录上述三篇外，更增加了戴（表元）序、牟（巘）序、丁（丙）跋、夏（敬观）跋等多种文献，总数达到十七篇之多，是《全宋笔记》的数倍，在文献完备方面显然更胜一筹。可以认为，《全宋笔记》和《全辽金元笔记》对跨朝代的某些笔记“两存之”的处理方式是相当高明的，同为大象出版社策划出版的两种点校本先后面世，相信可以从不同层面和角度为研究者提供更多可资参考的文献。

在校勘方面，《全辽金元笔记》更有其独特之处。客观上说，由于历史上即不被重视，很多辽金元笔记版本并不丰富，有些甚至是“孤本”，校对时很难完全采用一般的对校法，而只能采用他校或者理校，这样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这套丛书的编校难度。为此，《全辽金元笔记》的主编查洪德先生与各册的点校整理者付出了巨大努力，从而贡献出这套编辑质量上乘的大型笔记丛书。从校记看，整理者参考了大量相关文献，体现出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有些著名笔记，虽经过反复整理，校点本甚至校注本有多种，但有的错误一直沿袭。以周密《齐东野语》卷十“混成集”则为例，有一段引用率很高的文献，原文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