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杨石先

立传

现代以来，大学校长数以千计，但像南开大学老校长杨石先（1897-1985）这样深刻地影响了一所重要大学的历史、塑造了这所大学整体性格的校长，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屈指可数，实在罕见。用《杨石先传》（韩石山著，山西教育出版社2023年9月版。下引该书，只注页码。）作者的话说，是杨石先当校长的三十年间，才让南开真正成为一所享誉中外的著名大学。不仅如此，杨石先爱国奉献、“持志守节”，追求卓越而又涵养内敛，中西汇通、具有广阔的国际学术视野而又低调务实，这些都深刻地影响了南开大学几代学子；甚至杨校长本人的“内向、含蓄、蕴藉”的性格，也塑造了南开学子的整体性格特征。

所以，杨石先老校长对于南开大学的意义、对于中国高等教育史的意义，是十分重要的。聂荣臻元帅曾这样评价杨石先：“这里记载着著名化学家、教育家杨石先同志光荣奋斗的一生。杨石老堪为学者楷模、人之师表。”1984年，周培源称杨石先为“青年学子的良师益友，科教事业的时代先驱，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知识分子的学习楷模”（见杨光伟编著《杨石先传》，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9月版）。南开大学前校长龚克把杨石先誉为“伟大的爱国者、科学家、教育家”（《杨石先文选》序，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此书为刘景泉任总主编的“南开大学校史丛书”中的一种）。新版《杨石先传》作者则对杨石先有个最新的总体评价，包括四个方面：德泽广布的教育家，南开永远的老校长，会通中西的磊落君子，现代化学的一代宗师。——概括一句话，杨石先是“现当代中国大学教育的一个奇才，也可说是一个伟人”。——这比此前人们对杨石先的评价更全面、更深刻、更到位，同时也更符合实际，为我们重新勾勒了杨石先先生的整体形象和历史定位。重读杨石先，不仅是指阅读山西教育出版社这个新版《杨石先传》，也包括重温杨石先先生的生平和学术贡献，重新学习杨先生的崇高人格和道德风范。

杨石先的人生，说简单也简单，用新版杨传作者的话说，简单到一个字尽可概括，这便是一个“学”字：

将这个“学”字，定为处所，可以说，除了童稚时期在母亲怀里吃奶、在家中庭院嬉戏，他的一生都是在学校度过的。小学中学，是国内的学校；外国读了大学又读硕博，仍是在学校；回国后参加工作，在南开大学，在西南联大，还是在学校。西南联大，名分上是另一所学校，实则包含了南开大学。一辈子教书，就在一个学校，中国高等教育史上，这样的教授绝不会很多。（P1-2）

如果把这个“学”字拆分开来，析为“上学”和“教学”，那么，杨石先也是一辈子没有离开“学”，1923年从美国回来以前，是上学时期；以后直到去世，是教学时期。“这样的人生，也实在太简单了，说是简单到乏味，都不能说用错了词语。”“换一个角度，说丰富，也真够丰富的。这丰富，不是一个现代社会的人所能想象的。”作者先挑着列了五条：

一是身世的显赫，二是学业的优异，三是修养的完善，四是品行的端正，五是兴趣的广博而高雅。光这五条，差不多可以说就是个完人了。这些优异之处，呈现在杨先生身上，是那样的和谐自然，没有一点儿“装”或者“撑”的感觉。（P2）

不过，作为一个大科学家、教育家，我们至少还要再加一条，那就是杨石先先生人生之丰富，更在于他一生为国家、民族所做的重要贡献，这贡献体现在多方面，而且意义重大，这也是他值得我们后人铭记，值得像韩石山先生这样的大文人花费很多心力撰写这部传记的最主要理由。芸芸众生，何止亿万，真正值得后人立传的，能有多少？但老校长杨石先值得。

生平与贡献

杨石先祖籍安徽怀宁，1897年1月28日（清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出生于浙江杭州市，名绍曾，号石先。杨先生自叙，他出生于一个“中等官僚家庭”，“祖父在浙江做官多年，历任嘉兴府知府、宁绍台道等职”。按新版杨传的考证，能做这样的官，“当是进士”。所以说，这已经是旧社会中一个典型的士大夫家庭了。据邢公畹回忆，杨石先曾亲口对邢先生讲，清末池州杨仁山是杨石先的先辈。研究佛学的，都知道有个吕徵先生，我们现在谈到吕先生，已是佛学研究的第一流大学者，可是他却是杨仁山的徒孙，“原来这位杨仁山先生是清朝末年最有名望的佛学家，属法相宗。杨仁山的弟子是欧阳竟无，欧阳的弟子是吕徵”（邢公畹：《忘年之交其淡如水》，《杨石先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2016年第二次印刷，P99-100）。而杨石先的曾祖，“在清朝做过四川学台、国子监学官、翰林院学士”（王文俊：《杨石先光辉的一生》，《杨石先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2016年第二次印刷，P21），“这可比同辈的杨仁山荣耀多了”（韩石山语，P13-14）。

杨石先自述，6岁以前，“母亲带我和弟弟随祖父住在杭州”。那时的中国积贫积弱，“民生凋敝，外侮日亟”。杨石先小学毕业后，先后在南开学校和清华学校读书，据杨石先自己说，他在青少年时代就形成了“教育和科学救国”的看法。（《我的自传》，1959年）杨石先在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留学，在康奈尔大学读农科，后转学应用化学。1923年回国，到南开大学任教，与南开大学结下终生之缘，一直到他1985年逝世，除了1929年和1945年两度赴美国访学的几年，几乎都是在南开大学工作，前后长达60年。在抗战的艰苦岁月，杨石先在西南联大担负重要领导工作。1938年，任西南联大理学院化学系系主任、南开大学理学院院长；1941年，曾暂代西南联大教务长；1942年3月，南开大学聘任委员会成立，杨石先为召集人，南开大学校务由黄钰生、杨石先、陈序经三位先生总负责；1943年3月，西南联大常委会决议，在校常委梅贻琦、蒋梦麟赴重庆离校期间，所有常务委员会主席职务，请杨石先暂代，梅贻琦所兼教务长职务亦由杨石先兼代。杨石先与郑天挺先生一样，都是为西南联大作出特殊的杰出贡献的学者。抗战胜利复校后，杨石先于1945年9月赴美国访问（任印地安纳大学访问教授兼研究员），1947年被推选为美国“化学荣誉学会”会员，年底回国。1948年7月受聘为南开大学教务长。天津解放前夕，杨石先拒绝国民政府“离津南飞”的要求，“把南开大学完整地带进了新中国”。1949年5月，任南开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1957年4月，任南开大学校长。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杨石先以80岁高龄热情地投身现代化建设，直到生命最后一息。杨石先“不仅作为在南开大学任职最长并带领学校经历两大历史转折的校长，为南开大学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而且作为中国科技事业的脊梁，为中国科技特别是新中国化学科学的发展作出了奠基性的重大贡献。他以崇高的人格、求真的学风、朴实的作风和创新的工作，为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树立了光辉的典范”（龚克：《杨石先文选》序，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杨石先也以自己一生的工作，实践并实现了他青年时“教育和科学救国”的志向。

杨石先作为研究化学的杰出科学家，他对南开的贡献，首先就表现在他自己的科研成就和对南开化学学科的规划发展上。他是我国有机农药研究的先驱。20世纪50年代初，他就开始植物刺激剂方面的合成和生测科研。后来，又从事杀菌剂、杀虫剂、除草剂等品种的研究，取得过多项成果。他的农药研究基地虽在南开，但杨石先所肩负的工作和所起的作用却是全国性的。杨石先在农药科研上的学术成就，集中地表现在化学结构与毒性、生理活性的关系上，以及对这一关系的系统认识和规律总结，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农药研究和农药生产的进展。我国农药研究该如何搞，杨石先有一整套理论和设想。60年代，他主张创仿结合、普筛品种、高效低毒。70年代，他又提出低残留。70年代末、80代初，他主张向超高效和无公害的仿生化方面进展，在80年代初他就多方联系，派遣助手去美国学习，这也是美国农业部接待的第一位中国访问学者。在农药科研的基础上，杨石先于20世纪50年代就开展有机化学中的新分支——元素有机化学的科研工作。他是我国元素有机化学的开拓人。他这方面的学术成就突出地表现在有机磷化学上。

更难能可贵的是，杨石先作为一个的科学家，深知国情，能从国家需要的大局出发，调整布局科研方向，为国家服务。王积涛回忆说：

他在30余年前创建了全国第一个大学研究所，他亲切地召见高振衡、陈天池、何炳林、陈茹玉和我，共同商讨成立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他在这以前已经开展了农药的研究，像当年他致力于药物化学研究一样的热情。他说当前农业的生产是国家的重点，如何推动农业向高产方向前进，农药是很关键的，不成立专门的研究所，师生的研究力量不能集中（王积涛：《纪念杨石先老师百岁诞辰》，《杨石先纪念文集》，P88）。

也就是说，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国家的经济建设大业，他放弃了自己从事多年的药物化学研究，集中化学系师生的力量，创办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致力农药化学的研究，且获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果。（P348-349）

由自己的药物化学研究，转向建立元素所开展农药化学研究，再到指导学生转向更有前景的金属有机化学研究，“这是一个化学家的光辉历程，也是一个化学家高尚品质的体现”。在这诸多领域，“他是优秀的开拓者，也是卓越的奠基者”。（P349）

因为杨石先在科学研究和科学组织规划方面的杰出成就，他长期担任中国化学会理事长（1956-1982年，1982年后任名誉会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学部委员和化学组组长，“更显赫的是，他还是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综合组的组长”（P255）。

作为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有着高远的科学发展战略眼光。杨石先认为，办一所高水平的知名大学，必须有较齐全的学术水平高的学科；而要建设这样的学科，无论新老，都必须有几位站在学科前沿的学术带头人。所以，远在抗战以及抗战胜利后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期间，杨石先就有计划地着手为南开的化学、物理、生物等学科培养学术带头人，他一方面派他的学生赴美留学，学成后回校；一方面延聘国外留学生来校任教，其中以化学系成效最大，比如何炳林、陈茹玉。院系调整后，杨石先继续抓紧这方面的工作，陆续聘请了一批学有专长的教授。“杨老还特别重视科学研究，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后南开的科研工作完全是在杨老的规划、组织、推动下开展起来的。”（范恩滂《一代宗师》，《杨石先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P125）1980年，中国科学院评选学部委员，南开大学化学系竟有五人当选，分别是高振衡（生于1911）、申泮文（生于1916）、何炳林（生于1918）、陈荣悌（生于1919）、陈茹玉（生于1919）。

杨石先因为与南开大学渊源深厚、对南开大学贡献巨大，所以，作为一位历史人物，他与南开大学的关系，在后人关于他的历史叙述和历史定位中的分量之重，就如严范孙、张伯苓二位先生与南开大学的关系对于他们二位一样，都是第一重要的。1949年之前的南开大学，规模不大，但质量高，影响大，对此，陈平原曾有过一段论述。1999年，南开80年校庆前后，出了一批书，其中一本《思想者的产业——张伯苓与南开新私学传统》（华银投资工作室著，海南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编写者都是南开学者。2000年4月2日，是严范孙先生诞辰140周年，4月5日，是张伯苓先生诞辰124周年。为纪念这两位伟大先驱，南开历史系要召开一个学术会议。我记得会是4月2日开的。会前三天，刘泽华先生亲自打来电话，让我请陈平原先生。在这前后，陈先生应我的邀约，也表示愿意写一篇关于南开的文章，这就是他参会之后写成，经我手发表于《中华读书报》2000年4月12日的《阅读南开》，此文后来又收入陈先生的多种文集。陈先生在文中说：“作为中国最著名的私立大学，‘南开之路’非同寻常”，“如果说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有什么‘奇迹’的话，那么，很可能不是国立大学北大、清华的‘得天独厚’，也不是教会大学燕大、辅仁的‘养尊处优’，而是私立学校南开的迅速崛起”。这是一位非南开出身的、对中国高等教育有深入研究的学者对南开的看法，对我们不无启发。当年的老南开，偏重理科、工科和商科，南开最初有文科，而无文学系。文学院以政治、经济两系为主，以历史、哲学、教育心理三系为副。很长一个时期，南开文学院仅有政治学系、英文学系和教育哲学系。可我们再看看20世纪80年代的南开大学，已然是文理科并重的综合性“重点大学”，其中化学、生物、数学等理科在全国都是领先，物理也很强，特别是光学这一块。文科，文史哲都强，历史系尤胜。在北中国，上世纪80年代说起大学，北大、清华之后，就是南开，这是没有什么争议的。能有这样的成绩，这固然有复杂的历史原因，也是众多师生多年共同努力的结果，但这30多年的发展，毕竟恰恰是在杨石先任校长的这个时期，他作为一校之长，其历史贡献当然也是第一重要的。韩著《杨石先传》给杨石先的定位是一位“大教育家”（P237），而不仅仅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这个定位是非常恰当的。“南开这所大学，在老校长张伯苓手里，是往大里摊；到了杨石先这个新校长手里，只能是往高里蹿。”1963年，由杨石先主导建成的主楼，就是南开大学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往高精尖发展的象征，“这座11层高的主楼，就是往高里蹿的标志”（P2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