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识途给我的一封信

去年腊月初三，马识途迎来了他的110岁生日。这位1915年出生的天寿老人以他传奇的人生经历和漫长的创作生涯一时成为岁末年初媒体报道的热点，我在成都的朋友艾莲也在朋友圈上展示马老写给他们社科院文学所同事们的福字。这种热闹的景象让我想起来十几年前我写博士论文时看见过的那些和马老有关的珍贵文献以及我与马老之间曾经有过的一次书信来往。

2004年冬天，我最终把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定在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红色文学，比如那个年代的战争文学或者某部重要的作品如《红岩》。这个研究方向是我的导师程光炜先生在一次课后聊天时告诉我的。在看了一阵子《烈火金刚》《平原作战》之类的战争文学后，我还是确定做《红岩》。那时候北大和人大周末都有卖二手书的地摊书市，我在北大的地摊书市买了好几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版的红色文学，如《红旗谱》《红日》《保卫延安》，当然也有《红岩》。

在看了两三遍《红岩》后，我开始琢磨着找研究资料。我们所说的研究资料，主要是指没有公开出版过的，在图书馆并不能看到的资料。但直到春节前夕，我才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找到和论文有关的第一份资料，是一封沙汀的手稿残稿。程老师看我很着急，甚至无心回家过年，就安慰我说：“没关系，说不定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你就会突然斩获一批资料。”果然，春节过后，一个在出版社工作的大学同学给我介绍了中青社的社长李景岩。我拿着大学同学的介绍信去见李社长，李社长安排我到办公室看资料。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把两三盒厚厚的档案放在我面前的阅览桌上，说：“这些都是《红岩》资料，档案资料可以看也可以抄写，但不能复制。”那时候，我就像是一个挖到了金矿的掘金者，每天早早到那个档案室，用一个破旧的笔记本电脑抄档案。抄了没几天，办公室的人说，他们领导说了，《红岩》档案不能给外人看。后来我听说，有人给社领导说，《红岩》是中青社的畅销书，是看家的宝贝，可不能有什么争议、有什么闪失。不过我当时没有心思了解不让看的原因，只是后悔没有抓紧时间多看点，也懊恼我那个破旧电脑不能录得更快点。

不过事情很快又有了转折。《人民文学》前副总编辑王扶把我介绍给了《红岩》责任编辑张羽的夫人杨桂凤。王扶也是参与过《红岩》编辑出版的工作人员。按照张羽在手稿《红岩思考札记》中的说法是“在《红岩》成长中插手过工作的人物”，属于“过问过，写过信，联系过”的几个人之一。张羽的家就在中青社旁边的家属院。我去的时候，张羽去世时间并不长，他的书房里还放着他生前使用过的氧气瓶。听说我是研究《红岩》的学生，杨桂风老师很高兴。她打开一个书柜下面的两扇木门，说：“这里面都是《红岩》的资料，你都可以看。”

我就开始每天蹲在地上一点一点地看资料。

这些资料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张羽和《红岩》当事者刘德彬等人之间的来往书信以及张羽对众多《红岩》参与者、知情者的访谈记录，这些访谈录，大多数是用钢笔速记的，但也有几盘小型磁带，应该是用一种小型录音机录制的。就是在这些珍贵的文件中，我看到了张羽1980年10月6日晚上在中央党校学员宿舍对马识途的访谈记录。这次访谈一开始，马识途就介绍了他和《红岩》作者罗广斌的关系：

我和罗广斌都是四川忠县人，我的父亲和罗广斌的父亲是好友。在成都我们两家住在同一条街上，斜对门，我家六号，他家七号。罗小时比较听我的话，喊我“五哥”。我因党的工作离开成都到川西洪雅，罗也去那里，不想离开。之后，我去昆明，他仍在成都，时常通信。我有意识地向他谈文学、谈写作，吸引他喜爱读书，追求真理，每封信都有个主题，有个中心，一步一步深化，使他对文艺发生兴趣。（张羽《马识途同志谈罗广斌》，未发表）

除了访谈记录，这些资料中还有一部分是从其他人或单位复制的，其中就有一部分是从中青社的出版档案中复制的。在这些复制件中，我发现了一份马识途当年在《红岩》写作过程中和《红岩》出版后召开的各种讨论会、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整理稿。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份打印稿上，有人用校对符号把刘德彬调到了杨益言前边。这份整理稿共6页，有10个段落，这些段落的标题分别是1.广斌写小说；2.罗广斌描写地下党小说中注意；3.罗广斌写第二条战线《锢禁的世界》；4.广斌写小说（即指《锢禁的世界》——马注）的缺点；5.题目很别扭，还不如改一下，比如叫“炼狱”“第二条战线”；6.广斌写作时注意；7.《红岩》评论（大纲）；8.成都市话剧团演出《红岩》观感；9.北京“人艺”话剧《红岩》观后感；10.对广斌“红岩”稿的意见（一部分）。很明显，这些段落原来都是独立成篇的，是整理人把它们整合在了一起，而这个整理人大概就是马老本人，因为其中还有马老的注释。

虽然只是一些简略的要点，但从这份发言提纲还是可以看出，在罗广斌他们写作《红岩》的过程中，马识途的确是参与最多、出主意也最多的人。根据这份发言提纲，完全可以梳理出来马老当年对《红岩》初稿的意见和建议，我也据此文件写出来论文中的一节“马识途在讨论会上的发言”。

据杨老师说，张羽下功夫搜集这么多《红岩》资料，似乎是打算写一本罗广斌的传记。除了写写罗广斌，另外一个目的是帮助《红岩》的未署名作者刘德彬取得署名权。大多数人都只知道《红岩》的作者是印在书上的罗广斌和杨益言，而实际上，还有一个未署名作者刘德彬。新中国成立前夕，罗广斌、刘德彬和杨益言都曾经在渣滓洞和白公馆这两个国民党的监狱关押过，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又都是团市委的干部。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三个人都是一个工作小组，一起做报告和一起写作，其中就包括《红岩》前身《锢禁的世界》的写作。1957年，中央开展整风运动，号召知识分子帮助党整风，大胆鸣放，揭露党组织中的缺点错误。此时在市总工会工作的刘德彬响应党的号召，主持了教育工会的“鸣放”工作。第二年，刘德彬被定为严重右倾、“犯了工团主义错误”。《红岩》出版时，就把刘德彬暂时排除在了作者队伍之外。但了解《红岩》写作经过的所有当事人包括马老都认为，刘德彬理所当然应该是《红岩》作者之一。这就是为什么马老为这份文件所写按语说到的《红岩》作者是“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而不是“罗广斌、杨益言”，而且后来又把杨益言和刘德彬调换位置，因为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三个人有一个统一的名字“罗、刘、杨”。

刚开始，杨老师和我约定的规矩和中青社档案室的说法差不多，都是可以看可以抄但不可以带出去复制。我还是用那个老旧的破电脑一点点录入。后来，为了节省时间，我干脆住进了中青社设在地下的招待所，吃饭也在中青社的职工食堂。时间长了，不知道是可怜我还是什么原因，杨老师开始允许我把选好的资料带出去复印，这样就大大加快了工作进度。和马老有关的几份文件就是在这时候复制完成的。

在资料搜集差不多的时候，我开始酝酿到四川访谈一些《红岩》写作的参与者、见证者。杨桂凤老师给我介绍了重庆市委党史办的何蜀老师，何蜀老师很支持我的工作，为我罗列了一份在成都和重庆的采访名单。我去四川采访的时候是2005年暑假，最先见到的人是正在成都郊区应龙湾度假的四川省委党史办退休干部杨世元。罗广斌他们写作《红岩》的时候，杨世元正是重庆市文联办公室业务组组长，业务组的职责之一就是联系作家，因而对当年罗广斌他们写作《红岩》前前后后的情形相当熟悉。采访完杨世元，我马不停蹄，又在成都采访到了原四川人民艺术剧院编剧胡元和四川省政协原主席廖伯康，他们都是《红岩》写作的见证者。胡元曾经在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学文学，与刘德彬、杨益言以及杨益言的哥哥杨本泉都是一个文学社“突兀文学社”的社员。1956年罗广斌他们在重庆南温泉写作时，胡元差不多每个周末都过去看他们写稿，也给他们写完的稿子提过不少意见。廖伯康是四川政界名人，罗广斌他们写作的时候，廖正是重庆团市委书记，因此和都曾经都在团市委工作的罗广斌他们三个人是很熟悉的。

马识途肯定是我打算采访的对象，但我现在一点也想不起来在成都和马老联系的具体过程，总之是没能采访到马老，后来就离开成都到重庆继续采访了。

回到北京后，我又继续通过电话和书信补充采访成都、重庆的一些当事人，主要对象就是没能见面的马识途老人。

给马老的信是8月22日写的，内容如下：马老：

您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2003级博士研究生，正在导师指导下进行博士论文写作，我拟定的论文题目是《〈红岩〉与当代文学的生产》。主要意图是以在当代文学生产模式中颇具典型意义的、产生过巨大影响的《红岩》为例，探讨中国当代文学（主要指五六十年代）的国家生产的性质。

我们觉得，与一般文学创作的情形不同，《红岩》的作者在很大程度上是把《红岩》的创作作为一项工作任务来完成的，是在多种组织机构的支持和制约下进行的国家意识形态的生产。

在此，我想向马老请教以下几个问题：

1.解放初期，罗广斌曾与您有过彻夜长谈，您劝他把在狱中的见闻写出来，此后罗广斌逐步开始了写作活动，您认为他的写作动力或动机是什么？

2.在罗广斌他们开始写作后，尤其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约稿之后，重庆市委主要是参加过当年地下斗争的领导干部对这一写作活动大力支持，希望他们能够正面描写当年地下斗争，这其中有什么政治上的考虑吗？

3.您在他们的写作过程中多次进行指导，这从我手头找到的一份您当年的讲话提纲可以看出，您可以介绍一下具体的经过和情形吗？

4.1956年他们写出了第一稿《锢禁的世界》，送沙汀沙老审阅，1958年，重庆市文联把它作为向建国十周年献礼作品报送四川省文联，省文联大多数人认为稿子写得有问题，甚至连修改的基础都成问题，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5.罗广斌他们作为团市委的机关干部进行的写作活动与专业作家和一般群众的写作有什么区别呢？对政治的敏感怎样影响了他们写作的方向？

6.组织机构如省文联、重庆市委、团市委对他们的写作活动有哪些具体的帮助，同时又对他们的写作活动有什么样的控制和制约？

7.《红岩》在60年代被公认为是最革命、最红的小说，您觉得是小说在什么方面的突破和突出的表现，使它获得了这样的殊荣和命名？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我将在几天后和您电话联系，祝您身体健康。

钱振文

2005年8月22日

马老给我的回信内容如下：

我因病只简答如下：

1.我们有过彻夜长谈，要他写狱中斗争，以教育青少年，他写作动机是什么，我不得而知。

2.无可奉告，当时我不在重庆。

3.已经在你看到的文章中说了，再无多话。

4.不知此种说法，当时沙汀和我都热情支持他们修改。

5.（见背面）我无法回答。

6.我只知重庆市委萧泽宽（组织部长）等大力支持，我和沙汀也大力支持，帮助出修改点子，其他情况不了解。

7.我的看法已见我写的评论（见《中国青年》等刊）。

马识途

2005年10月20日

马老的回信是在我给马老的信最后一页的空白处接着写的。我当时以为大概是马老手边正好没有信笺，但现在想来并不是这样的。马老的七条回答是和我的七个问题一一对应的，和我的信放在一起对着看，才能清楚每一条回答的意思是什么。如果不把我的原信返还给我，他回信中的有些话语就可能不知所云。

收到马老的回信，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不过，回信的内容有点简略，仔细看过两遍，高兴之余又觉得不够过瘾，似乎没有满足我的需要。实际上，我在信中的提问内容和提问方法都是很机械的，根据一些似是而非的抽象概念设问并预设了期望得到的答案，这是犯了许多学者做学问时喜欢“立论”的通病。

我提问的第三条所说的“讲话提纲”说的就是在张羽家发现的马老的发言整理稿。我不知道张羽当年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这份文件。前两年，马老的女儿马万梅通过四川省社科院的艾莲和我联系，希望能复制一份马老当年的发言提纲整理稿。我不知道她们是怎么知道我有这份文件的，但我觉得复制一份给马万梅老师，这也算是物归原主，就赶紧复印了一份寄到了成都。

一晃，收到马老的回信已经是19年前的事情了。再次展读马老当年给我的信，我已经不再关心罗广斌他们写作《红岩》的动机到底是什么，也不再关心党组织对他们的写作有过什么帮助，而是格外关注马老在信上所说的“因病”两个字，很想知道19年前马老的身体情况和生活状况。

我通过微信咨询四川省社科院的艾莲：“2005年我读博期间曾经到成都，希望拜访马老，未成。回京后给马老一信，后很高兴收到马老回信，说因为身体有病，只能简单回答几个问题，请问您了解那个时候马老的情况吗？”艾莲回答我说：“这个我不太了解。马老最新的全集应该有答案吧。月底我们搞马识途研究中心新闻发布会，届时可以来访谈访谈。”

（作者系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