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醒龙：为故乡立品质

刘醒龙常常自谦并非天才型作家，甚至“比较笨拙”，“我仍是一个赶早出门上山砍柴的人”。创作40年来，他对文学始终保持谦卑的姿态，保持对物质自身和精神自身的全维度警惕。

50年前，高中毕业后的刘醒龙进入英山县水利局，当了一名施工员，经常扛着测量花杆到处跑，此后又进入阀门厂成为一名车工，将自己最年轻的十年交给了机器，滚烫的铁屑四处飞溅，不时会烫伤人的肌肤，今天的刘醒龙却幽默地戏称那是一种“烤肉香”，并在不断的回味中越来越相信，那是一种青春的滋味，是自己既往生活中最值得热爱的：

人一动，车床就动起来。间距相同的车床，排成三条线，几十名车工也排成三条线，伴着各种车床上飞速旋转的几十只卡盘，在灯亮的映衬下，所辐射出来的铮亮，连成三条亮晃晃的光带，如同人的心绪与神经，车间里的全部机器与人，显得浑然一体。几乎都是黑乎乎的钢铁毛坯件，只要进入到这亮晃晃的地带，立即变幻出各种光泽。有的变成乳白，有的变成银亮，蜕变出来的黄色，也能轻而易举地分出菊黄与橙黄来……

刘醒龙的这段文字写于30年前。离开工厂十年后，他将之前不知如何处理或不忍心触碰的工厂生活和生命体验熔铸在长篇小说《生命是劳动与仁慈》中。“十年工厂车间的生活，对产品质量的一丝不苟的要求，让我养成了对人对事一点也不敢马虎的态度。”刘醒龙说，一颗种子需要埋藏在沃土里，等待时机生根发芽，经过春夏秋冬季节的考验，才能开花结果。写作亦如此。灵感要放在心里一点点焐热，经过漫长的时光滋养，方可有所收获。

先锋意识

“人的童年就像一只新买回来的米缸，我热爱那些米粒大小的人和事、感觉与情愫，是他们使我童年的空米缸一点点充实长大。”少年时期生活过的地方，对作家的影响是深远的。刘醒龙也自称“我的全部情感来自乡村”。童年是作家记忆的宝库，童年和乡村生活的记忆给予刘醒龙的是“老农民的后代”的情感认同，乡土带给他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仁慈。另一方面，因为父亲是区委书记、区长，刘醒龙并不完全是蒙昧无知的乡村男孩。或许这种矛盾潜藏着作家写作的两个秘密，即对乡村的情感认同，以及身份疏离产生的叙事张力。

从小学四年级时开始，他就开始与小说打交道了，若算上听爷爷挖古时间更早。爷爷口中的《封神榜》《水浒传》和各种民间故事是他文学创作的最初的养分，爷爷的故事具有亲历性，人物是有形象的，内容是有着某种喻世规劝意味的，而形式上也是有命运感的。童年记忆中最早、最完整的那个落水鬼的故事就是刘醒龙文学的起源。记忆中的爷爷不仅幻化成刘醒龙笔下反复出现的老人形象，也在创作内容上对他影响深远。1984年，刘醒龙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96年，刘醒龙小说处女作的责任编辑苗振在给他的小说集《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刘醒龙卷》作序时说：

已经是12年前的事情。那时，作为安徽省惟一的一家纯文学月刊《安徽文学》还在办着，我是这家刊物的小说编辑。一天，我从自由来稿中发现一篇题《黑蝴蝶，黑蝴蝶……》的小说。这篇小说，可以笼统地归类于知青题材，当时这类题材的小说很多，但这一篇写得很出色。它深沉、蕴藉，小说中的人物及其活动的背景，几乎真切到可能触摸的程度，然而这不一切又像与我们隔一层大山里的浓雾。雾气氤氲飘荡，把我们的父亲引入诗画的氛围，又让我们不自觉地走入人生奥秘的探寻。这种探寻，终究是不会有结果的，却灌一腔无法排遣的忧郁，似乎我们胸中也有一雾气氤氲。我惊叹作者的写实功力，也惊叹作者的艺术手段。我被这篇小说深深地感动了，这篇小说的作者叫刘醒龙。一个陌生的名字……

刘醒龙早期的写作被评论家称作是湖北地区的第一个现代派所谓先锋意识的作家。第一部中短篇小说集《异香——大别山之谜系列》集纳了他20世纪80年代写作的主要成果，打上了本土情怀和先锋姿态的烙印。

写得虽然顺手，但刘醒龙并不满意。当时他还在县里，省里有人下去讲课，讲了一首小诗。诗很平白，简单明了，但意味深厚。正是这首题为《一碗油盐饭》的小诗改变了刘醒龙的写作风格，他想，真正的好作品应该像这首诗，不论是普通的老百姓还是文学家都会喜欢，而且会传世。

发表于《青年文学》1992年第一期的中篇小说《村支书》，配发了著名文学评论家冯牧先生的评论文章，也成为席卷上世纪90年代的“新现实主义”潮流的发端。1992年第5期的中篇小说《凤凰琴》，给刘醒龙带来广泛声誉。小说发表后很快被改编为影视剧，不仅使乡村民办教师群体受到关注，对当时全国两百万乡村民办教师转正工作更是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乡村民办教师的处境和待遇，因为《凤凰琴》而得到国家政策上的调整和改善，刘醒龙是有功之臣。这自然也是一部优秀文学作品所应有的社会价值。

上世纪90年代，刘醒龙陆续完成了《凤凰琴》《分享艰难》《挑担茶叶上北京》等中篇小说，这些作品以其坚固的现实质地，堪称刘醒龙创作“井喷时期”的代表作。除发表30余部中篇小说之外，刘醒龙还完成了《威风凛凛》《至爱无情》《生命是劳动与仁慈》《寂寞歌唱》《爱到永远》《往事温柔》等多部长篇小说的写作，主人公大多是底层人物或弱势群体，充分展示了刘醒龙根植于大地、面向着现实的本土情怀和平民本色。

史诗情结

曾经当过车工的刘醒龙喜欢拿车间的事情作比：厚重或精巧，就像年轻时当车工所使用过的车床，一台是普通的，另一台是加长到三米的。刘醒龙更喜欢操纵后者，加工那些巨大的、异型的金属零件。只要磨好车刀，想好切削方法，随后的过程会轻松舒展许多。反过来，在普通车床上，一个班要加工十几根细小的不锈钢螺杆，从头到尾紧张得连和漂亮的女工友说句闲话的时间都没有。小说的书写，一如此中道理。

2014年初时，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刘醒龙长篇小说系列，从中能足够清晰地看到他文学生命力的律动。一个作家如果一辈子只能写一类作品，要么是对自身写作才华的浪费，要么是才华有限。好的作品必须提供多种阅读的可能。每次写作，都向自己写作所能达到的深度与高度发起挑战，这让刘醒龙体会到写作的魅力。

耗时六年的《圣天门口》是一次别具有文学意义上的书写。作为现实题材长篇巨著，小说从上个世纪初写到60年代末，描写了鄂东一个叫天门口的小镇，雪家和杭家两个家族的遭遇，是一群小人物的大命运史，反映了国运与个人命运的变迁。作品以史诗的品格改变了传统“史诗”的叙事方式，出版后被评论家称为“汉民族史诗”，也正是自《圣天门口》，刘醒龙开始了所谓“宏大叙事”，对历史秘密的揭示以及对历史书写多样化的探索在文坛独树一帜。

遗憾的是，这部颇具影响力的作品以一票之差落选第七届茅盾文学奖。2011年，在中篇小说《凤凰琴》基础上续写的长篇小说《天行者》，终于使刘醒龙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他以内敛克制的态度，精确地书写复杂纠结的生活，同时，他的人物从来不曾被沉重的生活压倒，人性在艰难困窘中的升华，如平凡日子里诗意的琴音和笛声，见证着良知和道义在人心中的运行。现实性、命运感和对人类精神灿烂星空的确信，使《天行者》的意蕴凝重而旷远。

《中国教育报》在评出的史铁生、白先勇、刘醒龙，欧阳中石、任远志、侯一民、叶朗、李学勤、华应龙、王延海等“2011年度十大文化人物”的推荐词中说：

刘醒龙不再是普通的乡土文学作家，他书写的《天行者》，可以说是一部原乡神话，一部教育史诗，更是一部让我们观照、剖析乃至拷问自己灵魂的精神哲学。诗意、史韵、哲理在字里行间交汇激荡。他的沉痛而深邃的思索与踽踽独行于蓝天之下的那些乡村教师乃至所有农夫的劳作并无二致，都深深扎根于寂寞而孤独的旷野。那里，那所界岭小学，仿佛就是一座人生的戏台，围绕着对于乡村民办教师而言堪称生死攸关的角色变迁——转正，卑微与高贵、脆弱与坚韧、苦行与诗意、平凡与超越、荒诞与圣洁、荒芜与丰饶、野蛮与文明、愚昧与睿智、沉沦与救赎、萎靡与活力、欲望与理性、生存与毁灭……几乎人类精神的所有悲剧性冲突都在这里…

写小说妙不可言

创作40年，刘醒龙有一点很坚定——无论何种功利，都是小说的天敌：

我的书写，第一目的还是为了小说的妙不可言。试想一下，除了小说，还有哪种形式的书写能够如此地在汉民族心灵史中汪洋纵情！第二种因素，也有其不可否认的存在，那只是小说的副作用和副产品，不得刻意为之，否则，就会回到从前的老路，辜负了真正人文传统总是栖身民间的意义。所以我要强调一下以前说过的一种意思，所谓史诗，只能是指点通向民族心灵史的探幽之路。

刘醒龙用“妙不可言”形容小说写作。且不说小说本身的妙不可言，关键是它带给刘醒龙太多的意想不到，对世事的发现，对人的发现，对自己的发现。

2014年，刘醒龙出版《蟠虺》，估计书名之生涩，读者十有八九要去翻一下字典。正是这一次写作，使刘醒龙对自己有了新的认识。因为在此之前，他曾以为无论体力、年岁还是兴趣，都到了快要“金盆洗手”的时候了，而《蟠虺》的写成，令他对小说写作有了全新的兴趣，甚至在脱稿后的习惯性疲劳恢复期内，就有了新的写作灵感与冲动。

《蟠虺》的基本情节是一件堪称国宝的青铜重器曾侯乙尊盘丢失的重大文物案件及其侦破过程。故事由20年前楚学院副院长郝嘉跳楼自尽、前途无量的青年教授郝文章莫名被捕等两个案件入手，逐渐将真相指向一件春秋战国时代的青铜重器——曾侯乙尊盘，更由此引出了一系列曲折神秘的事件。

“很高兴文学的活力在我这里还没有枯萎。”刘醒龙说，《蟠虺》成为自己偏爱的一部作品。选择“蟠虺”两个很生僻的字作为长篇小说的名称，自有刘醒龙的用意在：“蟠虺”是国之重器“曾侯乙尊盘”上的饰物，小说围绕着这一重器在当今的遭遇展开。一件古老的器物，正因为是国之重器，权重者就想据为己有，护佑自己飞黄腾达；而谋利者，则不择手段，变本加厉。于是，围绕着对“曾侯乙尊盘”的争夺，就上演了一出多方势力参与、各种利益纠缠的闹剧：

我相信喜欢我的作品的读者会更喜欢《蟠虺》，至少他们能从这部作品中发现，那个叫刘醒龙的家伙，还能写出令人觉得耳目一新的东西，而不是拾自己牙慧，没完没了地重复可怜的三板斧。

刘醒龙说，将考古界自身都没有结论的重大悬疑贯穿始终，是小说的魅力所在。小说的使命之一便是为思想与技术都不能解决的困顿引领一条情怀之路。

探究天下文人的魂灵

对于小说家而言，最容易的是守着自己熟悉的一亩三分地不断地写下去，但是对于小说家而言最了不起、最有味道的则是不断在新的领域进行发现。

以青铜重器为写作对象，是刘醒龙20年前起的念头，当年的考古和文物，几乎进不了社会上的话语体系。文学创作讲究的是沉淀积累。2004年左右，刘醒龙关注到曾侯乙尊盘，2014年才写成《蟠虺》。2014年开始构思《听漏》，2024年才写成出版，并再次引发足以媲美《蟠虺》的热议。

写作就是这样，种子一旦开始发芽，就会自己生长，都会长成内心想要长成的模样。在《听漏》，不少人物都超出原来的设计，硬是走出一条属于他们自己的人生之路。刘醒龙很惊讶，但他也明白，这说明《听漏》中铺垫了足够的沃土，供给他们独立自由地生长。

小说在成长、文学在成长、社会在进步、时代在发展，一位作家作为一位写作者也需要不断发展不断进步，才能对自己有新的发现和认知，这种新的认知和认识会使自己的生活写作变得有趣，刘醒龙在写《听漏》的时候就认识到趣味。青铜重器承载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题材厚重神秘，但是刘醒龙的写作并不沉重，相反，有很多知识性趣味性。

我们看到的青铜重器只是一个物，但是在考古人眼中却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蟠虺》出版后，湖北省博物馆方勤馆长曾邀请刘醒龙到枣阳一处考古发掘现场，正赶上一只青铜鼎出土，是楚鼎的主人用于日常烹饪的器皿。这是刘醒龙第一次亲眼看见残留在楚鼎上的3000年前的人间烟火，头一回感觉到威严的青铜重器也可以无比亲和：

在历史面前，最能体现王者之气的青铜重器非鼎簋莫属。在辉煌的朝代，青铜鼎簋会让这种辉煌更加灿烂。在衰竭的王朝，青铜鼎簋会将这种衰竭衬托得更加残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