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梦》与一个叫蒋光慈的人

蒋光慈原名蒋宣恒，1901年生于安徽金寨。1921年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中国班学习。1924年回国，在上海大学社会系任教，后与阿英等人组织革命文学团体太阳社，1931年病逝。出版有《新梦》《哀中国》《短裤党》《丽莎的哀怨》等诗文集。《新梦》是蒋光慈第一本诗集，1925年1月由上海书店出版，署名蒋光赤。《新梦》原书32开，扉页题字“这本小小的诗集贡献于东方的革命青年 光赤”，书前有高语罕所作《〈新梦〉诗集序》与作者自序。诗集共分“红笑”“新梦”“我的心灵”“昨夜里梦入天国”“劳动的武士”5辑，收入诗作42首，其中包括译诗6首。据诗人自序称“这一本小册子是我留俄三年（1921-1924）中的诗集”，“完全没有插入一首去国前的作品”。1925年5月24日《文学周报》第174期上载诗集《新梦》广告，其中写道：

这是作者留俄京莫斯科时所作的诗。这是一个东方革命青年在世界革命中心因所见所闻而起的精神活动的余痕。从这本诗集，我们可以看见赤俄的新生活对于一个渴望自由的灵魂有怎样的影响。我们可以间接的感受着俄国无产阶级的伟大的气魄，热烈的情绪，与无畏的精神。定价三角。发行所上海西门上海书店。

钱杏邨在《中国新兴文学论》中对《新梦》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它是“中国的最先的一部革命的诗集”，并将《新梦》的产生比作“一颗爆裂弹”。钱杏邨认为《新梦》“带来了不少的关于‘世界革命’的消息”“惊醒了许多左倾的青年，把他们从沉梦中拖了转来”，并“告诉我们，只有‘世界革命’是我们的唯一的出路！”不同于钱杏邨的评价，蒲风在《五四到现在的中国诗坛鸟瞰》一文中肯定《新梦》之于革命文学的意义后，直言蒋光慈“初期的诗歌，只是一种‘世界革命’‘十月革命’的讴歌，呐喊多于描写。后来，影响到整个诗坛，他是应当担负一部分责任的”。而朱自清在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卷时也未收录蒋光慈的任何一首诗作。蒋光慈是较早留学莫斯科的一位新诗习作者，《新梦》中收录的作于1923年12月的《莫斯科吟》一诗也是目前所见较早直接歌颂十月革命的新诗。正如诗集扉页的题字“这本小小的诗集贡献于东方的革命青年”一样，蒋光慈的确曾以自己的异国生活体验为国内的读者们带来了某种“革命先声”。但对于蒋光慈及其诗作的评价却似乎总是囿于此，蒋光慈写作中展现的更多面向不断被动受到评论界窄化，而蒋光慈本人也在有意识地引导、窄化对自己诗歌作品的评价。如果回到《新梦》这一起点，可以发现对于蒋光慈及其作品的评价还有一些可探讨的空间。

高语罕1924年6月22日所作《〈新梦〉诗集序》可能是目前所见最早对此诗集进行论述的评介文章，后来评论家们对《新梦》乃至蒋光慈诗歌的评价也基本未超出高文中总结的观点。高语罕在序言中高度评价《新梦》并罗列了七条自己劝蒋光慈发表《新梦》的理由，同时也婉转表达了对蒋光慈诗歌艺术水平方面的意见。高语罕讲：

至于他的艺术水平如何，我不愿意讨论；我觉得一个人的作品，能用他的思想、情感，引起人的同情，使读者感发兴起，这便是高尚的艺术。

写下这句后，高语罕还是忍不住以《梦中的疑境》一诗为例，分析蒋光慈诗歌创作中有待打磨推敲的创作问题，并以他自己十分嫌恶的泰戈尔的诗歌举例，认为虽然泰戈尔的政见主张令他十分反感，但泰戈尔的诗歌创作水平与意象处理能力是值得蒋光慈进行借鉴参照的。

蒋光慈创作中的程式化歌颂与粗粝成分是许多评论家都曾指出过的，但高语罕在序言中总结蒋光慈诗作“高歌革命”的特点却在后来不断被评论界强化，甚至蒋光慈本人也在自觉向着“高歌革命”的方向靠拢，掩盖了其创作原点展现的更为丰富的生活体验。当然“高歌革命”是《新梦》中不容忽视的关键词，但显然这个关键词并不像批评家与蒋光慈本人声称的那样强烈、纯粹。《新梦》中有着一位青年人离乡去国对故土深深的思恋：

本不愿思家，

但是思家的情绪不能已！

莫斯科初夏方热的时候，

家乡的风景应当如何呢？

（《接到第一封家信之后》）

也有卧病之时脆弱心理的浮现：

当我病的时候，

倘若我有一个心爱的她

来到床前温存存地问一声：

“我爱！你的病好了一点么？”

我的病一定要即刻减轻了十分！

（《病魔》）

更有寻求甜蜜理想爱侣的希望：

当我疲倦于革命的歌吟时，

我要饮温情的绿酒，

我爱！你替我斟注啊！

（《与一个理想的她》）

有对归国挚友的殷切嘱托：

你今归去，我立看着你飞过乌拉山，

经过贝加尔湖，跳过满洲里，

跑入那闷沉沉的群众中，

高呼无产阶级革命

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万岁！

（《送玄庐归国》）

此外，还有几首《小诗》中对瞬间内心幽微感受的记录。

而蒋光慈在《新梦》初版中的一些诗篇章节设计也值得细细揣摩。开篇第一首《红笑》描述自己赴莫斯科途中的心绪像一位青年前去会见自己的情人：

那不是莫斯科么？

多少年梦见的情人！

我快要同你怀抱哩！

而《新梦》最末一首《与安娜》则完全是以向情人道别的口吻，讲述自己对一段未能说出口的恋情的遗憾。“劳动的武士”一辑中第一首就是《与一个理想的她》，描绘诗人理想中的爱侣。《新梦》1925年1月出版后，很快于同年5月再版，次年12月由新青年社印行横排本三版。后来蒋光慈又将《新梦》《哀中国》合订为一册，改题为《战鼓》，1929年6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印行。在修订《新梦》第三版与《战鼓》时，蒋光慈均对诗作进行了删改，有意识地强化自己“高歌革命”的标签，自觉将一些比较私密的心绪表述隐藏起来。比如写作高歌“十月革命”的《莫斯科吟》当天，蒋光慈还曾写下一首《小诗》记录瞬间的心绪：

她有这般的美丽，

她有这般的娇好！

当她笑吟吟地立在雪中时，

倘若你走她面前不留心一点儿，

她就要化成一朵鲜艳的玫瑰花

战巍巍地在雪中开着了。

但蒋光慈在修订《新梦》第三版与《战鼓》时均将此诗删去。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病魔》一诗，该诗由三日写就的三节组成，总题为《病魔》，记录诗人病中痛恨自己因疾病耽误工作，渴望窗外春景与爱侣抚慰的心绪。但在收入《战鼓》中时，作者对该诗做了大量删改，删去后两节，仅保留描绘自己痛恨疾病渴望尽快重新投入工作中的一节。基于此，再来回看蒋光慈本人的表述显然是值得怀疑的：“我知道我的诗同我自己本身一样，太政治化了，太社会化了。但这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不是我的错过，这是我的时代的错过！倘若我不生在这个暴风雨的时代，那么或者我也可以写出几首美丽曼妙的，就如同花香鸟语的抒情诗来。”（《哭诉·后记》，上海春野书店1928年3月版）

而早在《新梦》正式出版前，其中的一些篇章就曾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进行刊载，回看最初对于《新梦》部分篇章的选载推介过程也是很有意思的。1924年11月8日《觉悟》目录页有署名泽民的《诗二首》，而正文页刊载出来的实为蒋光慈《梦中的疑境》和《听鞑靼女儿唱歌》，诗前附署名泽民的评论短文，现照录如下。

从今天起，我们按日发表光赤兄（蒋光慈）的诗。这是光赤兄在莫斯科三年中所作的，回国以来，整理一过，将交给上海书店出版，我们特地向他讨来，择取几首，先在此发表。

革命以来的俄国，关于他的政治经济方面的事情，我们时常听见说起；关于文学美术方面的新发展，我们听见的就很少了；至于劳农俄国的新精神，新的心灵生活是怎样，我们虽然都渴想晓得一点，可是更无从接触。《莫斯科》中间，有的是译自俄国的新诗人的，有的是光赤兄自作的；从这两者中间，我们至少也可以揽受得这新的世界，新的时代的发端中精神怒潮的一瞥！泽民

泽民即茅盾的弟弟沈泽民，茅盾在《创作生涯的开始》一文中曾回忆：

太阳社的钱杏村（邨）我不认识，但蒋光慈是相当熟的，是上海大学的同事，他还与泽民一起组织过文学团体。（1981年4月3日《人民日报》第5版）

沈泽民的这则推介短文为《新梦》提供了几则非常关键的信息。

首先，根据沈泽民的介绍可以窥见一些《新梦》的出版过程。收入《新梦》中的诗作基本上是按照时间先后顺序罗列的，最后一首诗《与安娜》篇末注明日期是7月6日，该诗大意是诗人即将离开莫斯科归国之际写给一位爱慕的姑娘的情诗，所以写作时间当为1924年7月6日。而《新梦》中的部分诗篇第一次在《觉悟》上刊载的时间是1924年11月8日，沈泽民介绍“这是光赤兄在莫斯科三年中所作的，回国以来，整理一过，将交给上海书店出版”。沈泽民的话证明最晚在1924年11月，《新梦》就已基本整理完毕并确定好出版社，次年1月即出版，从《新梦》中最末一篇《与安娜》写成到该诗集的集结出版仅仅过了6个月左右，编印效率还是非常高的。

其次，沈泽民在推介时丝毫未提及《新梦》这一书名。按照常理介绍诗集特别是已确定好出版社即将排印的诗集，不提及书名实属奇怪，所以很可能在最终确定标题为《新梦》之前该诗集曾经有过改名。而且沈泽民在介绍时专门提到“《莫斯科》中间，有的是译自俄国的新诗人的，有的是光赤兄自作的”。据统计，1924年11月到12月间，《觉悟》上一共选载了日后收入诗集《新梦》中的六首诗，分别是《梦中的疑境》《听鞑靼女儿唱歌》《太平洋中的恶相》《复活节》《我的心灵》《昨夜里梦入天国》，而这六首诗均非译作。显然，沈泽民介绍中提及的《莫斯科》可能并非此次选载的这两首诗作的总题，而是此时可能尚且暂定名为《莫斯科》的诗集《新梦》。

再次，梳理《觉悟》上选载《新梦》中部分诗作的过程也很有意思。1924年11月8日《觉悟》首次推介《新梦》中的诗作时，目录页署名甚至未出现蒋光慈的名字，而是将《梦中的疑境》与《听鞑靼女儿唱歌》两首诗题为《诗二首》，署名泽民。而正文页的署名可能也是编者错误，沈泽民文章中一直讲的是“光赤兄”编者却在《莫斯科》后署名“赤光”。一次可能是失误，但到了11月9日第二次选载蒋光慈诗歌时，《觉悟》的目录页甚至仅出现标题《诗二首》，未注明作者；正文页亦用无署名形式推出《太平洋中的恶相》及《复活节》两首诗作。到了1924年11月24日选载《我的心灵》与12月24日选载《昨夜里梦入天国》时才在目录页署名“光赤”，而直到登载《昨夜里梦入天国》时，目录页才出现完整的诗名；之前选载时不仅作者署名错误或缺失，连诗名都仅以《诗二首》《诗一首》简单概括。

1925年1月《新梦》出版后很快再版，次年12月又推出三版，蒋光慈本人表示读者反应热烈：“《新梦》出世后，作者接了许多不相识的革命青年的来信，对于作者甚加以鼓励和赞誉。”销售情况也很可观：“《新梦》初再版久已销售净尽”。（《〈新梦〉三版改版自序》）但郁达夫在《光慈的晚年》一文中却提供了一条与蒋光慈本人对此表述完全不同的线索：

在一九二七年的前后，革命文学普罗文学，还没有现在那么的流行，因而光赤的作风，大为一般人所不满。他出了那两册书后，文坛上竟一点儿影响也没有，和我谈起，他老是满肚皮的不平。

对于《战鼓》一书的出版过程，郁达夫也回忆道：

在1927年里我替他介绍给北新的一册诗集《战鼓》，一直捱到了1929年方才出版。

凡此种种可能都说明1927年前后国内对于蒋光慈其人及其诗作的阅读评价可能并不像蒋光慈本人表述的那样反响热烈。

最后，沈泽民在《觉悟》上第一次推介《新梦》中诗作时的选诗标准也很值得玩味。按照常理对一位诗人、一本新书的推介，第一次选载的诗篇更有引起读者关注与阅读兴趣的重要意义，沈泽民在介绍中也讲道：

革命以来的俄国，关于他的政治经济方面的事情，我们时常听见说起；关于文学美术方面的新发展，我们听见的就很少了；至于劳农俄国的新精神，新的心灵生活是怎样，我们虽然都渴想晓得一点，可是更无从接触。《莫斯科》中间，有的是译自俄国的新诗人的，有的是光赤兄自作的；从这两者中间，我们至少也可以揽受得这新的世界，新的时代的发端中精神怒潮的一瞥！

如是介绍之后选载的两首诗却是《梦中的疑境》与《听鞑靼女儿唱歌》。细读后发现，这两首诗比之《新梦》中其他诗作来说，既未做到凸显革命元素甚至未凸显莫斯科这一地理坐标，怎能谈得上沈泽民在介绍中宣称的“揽受得这新的世界，新的时代的发端中精神怒潮的一瞥”。但比之《新梦》中其他空洞、概念化高歌革命的诗歌，可能在沈泽民看来这两首诗在抒情内涵和表达内心情思的方面是更能打动他的。其实比之那些空洞高歌革命的诗篇来讲，蒋光慈在《新梦》中描绘的“革命的爱情，爱情的革命”（高语罕语），可能才是更能感召青年人令他们心向往之的浪漫主义情怀。

（作者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