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能源供应链重构与中国因应

【关键词】全球能源  供应链  清洁能源  能源危机

国际能源市场发端以来，全球能源供应链周期性断裂重组。能源供应链断裂往往导致能源危机及随之而来的供应链重构，而资源、投资、技术和市场的重构，涉及新增产能投资与供应多样化、节能与能源替代、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地缘政治的合作与竞争等复杂因素。2022年2月爆发的乌克兰危机严重冲击全球能源供应链，欧洲和俄罗斯被迫对其能源供应链进行重构。同时，随着能源转型，清洁能源供应链正取代矿物燃料供应链，成为全球能源供应链重构的主战场。在清洁能源供应链重构过程中，关键矿产成为全球主要大国战略博弈的新领域。

乌克兰危机与全球油气供应链重构

乌克兰危机爆发前，新冠疫情已严重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导致供应水平骤降、需求减少，国际能源供应链也深受影响，全球或地区石油供应链面临“停摆”的风险。全球主要经济体纷纷启动经济振兴计划，推动经济复苏增长，全球能源供给端着力去库存、去产能和降投资。随着疫情缓解和经济复苏，全球交通、运输等行业对能源需求大增，以“欧佩克+”为代表的主要产油国大幅减产和全球需求回升助推全球能源供求平衡缓慢恢复，供应链逐步回归正常。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国际能源供应链发生严重断裂，引发严重的能源危机。危机爆发前，欧洲高度依赖俄罗斯能源供应，欧洲市场是俄罗斯能源出口的主要方向。2021年来自俄罗斯的天然气、石油、液化天然气和煤炭分别占欧洲进口总量的43.5%、27%、19%和46%，同期俄罗斯对欧洲的天然气、石油、液化天然气和煤炭出口分别占其出口总量的52%、75%、25%和25%。[1]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实施能源和金融制裁。2022年3月，美国停止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天然气和煤炭。4月，欧盟启动对俄罗斯能源制裁，决定从8月、12月和2023年3月开始，分别禁止从俄罗斯进口煤炭、原油和石油产品。欧盟与七国集团以及澳大利亚对俄原油和油品实施限价。欧盟禁止从俄进口煤炭，导致欧洲最大的海外煤炭供应归零。2022年12月，欧盟对俄原油制裁开始生效，每天来自俄罗斯的260万桶原油进口暂停。[2]2022年9月，俄罗斯出口到欧盟的天然气减少了85%，对欧洲和全球天然气平衡构成巨大压力。在此背景下，欧盟和俄罗斯开始调整其能源供应链。

一方面，欧盟为应对能源供应危机，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对其能源供应链进行重构。一是重置油气供应链，调整油气供应方向和重点。欧盟大幅增加来自美国和中东国家的能源供应。2022年，欧盟加大对美国和卡塔尔的原油和液化天然气采购力度，来自美国的液化天然气每天达到1.13亿立方米，同比增长141%；来自美国的原油进口每天达到175万桶，与2021年相比增长70%。2022年1—10月，卡塔尔输送到欧洲的液化天然气占其出口量的16%，卡塔尔成为欧洲第二大天然气供应国。同期，美国和卡塔尔供应欧洲的液化天然气为1370亿立方米，同比增长60%。二是增加本土的油气供应。英国、挪威和荷兰加大油气开发和供应力度，2022年挪威对欧出口了1220亿立方米天然气，其中管道天然气1169亿立方米，取代俄罗斯成为欧洲最大的天然气供应国。三是重启煤电、暂缓退核进程、加速可再生能源发展，缓解电力需求紧张和电价飙升的压力。2022年欧盟煤炭消费同比增长21%。欧盟新增光伏装机和风能装机规模比2021年增加三分之一，风能和太阳能发电占总发电量的22%，超过天然气发电比重。四是在需求侧鼓励节能和提高能效，包括自愿减少15%的天然气需求、高峰期的电力消费强制减少5%。五是支持和建设新的基础设施，特别是建设新的液化天然气储存设施，以接收来自非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到2022年9月，欧洲天然气库存水平恢复到90%以上；2022年欧洲天然气需求创纪录地减少550亿立方米，相当于2021年天然气总需求的13%，欧洲重构供应链的政策措施取得明显成效。但是，欧盟能源供应链重构代价高昂，2022年欧盟为进口天然气支付3000亿美元的账单，与前5年的平均数相比，增长3倍。2022年欧盟在建筑、交通、工业上的能源支出超过2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12%。[3]

另一方面，俄罗斯在失去重要的欧洲能源市场后，着力重置东向的亚洲出口市场。一是增加对亚洲国家的石油出口。印度、中国、土耳其等亚洲国家成为俄罗斯油气出口的主要方向。2022年1—10月，俄罗斯出口至亚洲的原油占其出口总量比重从2021年的40%增长至50%。印度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每天达到120万桶，同比增长29%。二是以折扣或低价出售石油。这对一些中东和非洲国家有一定的吸引力，沙特、阿联酋、阿曼等中东国家进口低价俄罗斯石油在国内消费，余出更多本国石油对欧洲出口，实现石油收益的最大化。三是开拓北非新兴国家市场，增加对摩洛哥、突尼斯的成品油出口。2022年，摩洛哥、突尼斯从俄罗斯进口的成品油成倍增长，阿尔及利亚、埃及也扩大来自俄罗斯的成品油进口。四是拓展新的销售渠道，规避制裁风险。在其他国家组建专营俄罗斯石油产品的贸易公司和规避制裁的油运船队，扩大面向南亚、非洲和中东的销售。俄罗斯的能源供应链调整虽取得一定成效，但仍面临众多困难和问题。俄罗斯出口能源的基础设施长期集中于欧洲，面向亚洲市场的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在天然气方面，东向亚洲市场的供应链重置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投资，要扩大来自西伯利亚输气管道的输送能力，必须先投资兴建新的重大基础设施。欧盟和美国广泛限制国际公司对俄罗斯的能源投资，禁止俄罗斯获得西方技术和限制俄罗斯公司通过国际市场进行融资。俄罗斯重置亚洲市场的政策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4]

在全球油气供应链重构过程中，美国、中东产油国和印度成为最大赢家。乌克兰危机以来，美国联合欧洲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增加对欧洲的原油和液化天然气出口，进一步加强对欧洲的能源供应链捆绑，强化欧洲对美能源和安全的战略依赖。印度大幅增加对俄罗斯的低价石油进口，迅速取代欧盟成为俄罗斯最大的海外石油市场。中东产油国从油气供应链断裂引发的全球能源危机中获益丰硕，能源价格的飙涨、出口市场的扩大导致中东产油国的出口收入大幅增长。

与此同时，全球统一油气市场的分裂和阵营化、全球油气贸易流向的改变、俄罗斯作为世界重要供应国的作用严重受限，都加剧全球油气资源的竞争，增加全球市场的脆弱性，为全球能源市场的未来发展埋下更大隐患。目前，全球油气供应链重构虽暂时获得平衡，但远未结束。全球能源危机也没有完全结束，未来的油气供应链重构仍然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全球能源转型与清洁能源供应链重构

清洁能源供应链是指清洁能源开发、输送、存储、消费各环节所涉及的装备制造链条，可分为光伏供应链、风能供应链、匹配电动汽车的电池供应链、电网装备供应链等，各供应链又包括上游关键矿产资源、中游零部件和辅材、下游整装设备三个环节。国际能源署界定的清洁能源供应链更加广泛，包括再生电力（太阳能光伏、陆上和海上风电、集中式太阳能、风能、地热能和生物能）、核能、电网（传输和分配）、电动汽车、电池储存和氢能。《巴黎协定》签署以来，应对气候变化、推动低碳和清洁能源转型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使命和重要责任。全球能源转型正在重构新的国际能源秩序和世界能源版图，引发对清洁能源供应链的争夺。相比油气等矿物燃料的供应链，各国对清洁能源供应链的关切更加凸显，全球清洁能源供应链的重构正在取代油气供应链，成为全球能源供应链重构的主战场。

第一，清洁能源供应链重构的主要驱动因素是能源转型对关键矿产需求的持续、快速和大规模增长。相比矿物燃料驱动的能源体系，清洁能源技术更依赖上游矿产资源，由于其不可或缺的重要性，这些矿产资源被界定为关键矿产资源。从需求侧看，能源转型将驱动全球关键矿产需求在未来持续增长。国际能源署预测，2020—2040年，全球锂、镍、钴的消费将分别增长42倍、33倍和21倍，对稀土、铜、硅的需求相对较少但也将分别增长7倍、3倍和2倍。要实现《巴黎协定》提出的将全球变暖幅度控制在2°C以内的目标，2020—2040年全球需要消费的矿产资源将比目前水平多出4倍。要实现《巴黎协定》2050年净零排放的温控目标（1.5°C），世界需要6倍于现在的矿产资源投入。未来20年内，清洁能源对关键矿产的需求在矿产资源总需求中的增幅持续上升，铜和稀土将超过40%，镍和钴为60%—70%，锂为90%。电动汽车和储能电池已成为锂的最大用户，到2040年将取代不锈钢成为镍的最大用户。能源转型驱动清洁能源技术的大规模发展，使之成为关键矿产资源需求增长的最大市场力量。国际能源署的分析表明，当今全球关键矿产供应和投资计划落后于清洁能源技术发展需要，一些矿产资源如锂和钴近期内可能供应过剩，但未来数年内，锂化学产品、电池级镍和关键稀土元素可能面临供应紧张局面。预计到2030年，清洁能源技术发展对锂、钴以及铜的需求只能有5%和8%得到满足。关键矿产供应链面临市场供求紧张和价格波动的风险，可以预见未来将出现关键矿产资源短缺和价格趋高的局面。[5]

第二，与石油、天然气的全球分布相比，关键矿产资源分布、加工各环节更加集中。一是绝大多数清洁能源技术发展需要的矿产资源集中在少数国家和地区。澳大利亚是全球最大的锂矿生产国（52%），印度尼西亚是最大的镍原料生产国（31%），智利则是世界上最大的铜矿生产国（28%）和第二大锂矿生产国（23%）。2019年刚果（金）生产的钴占全球70%，中国的稀土产量占全球60%。二是关键矿产加工环节的集中度更高。中国提炼了全球35%的镍、50%—70%的锂以及近90%的稀土元素。技术上，中国是全球稀土和硅采矿的主要国家，也是钴、铜、锂、镍、稀土和硅六种关键矿产资源加工、制造和消费的主要国家。[6]少数国家对全球大部分关键矿产资源复杂供应链的控制，以及关键矿产资源在生产、加工、制造和消费领域的高度集中性，表明关键矿产资源具有潜在供应中断、价格波动等风险。三是关键矿产资源的生产周期较长，具有长时滞特征。从采矿到生产，关键矿产资源形成规模生产能力平均需要16年时间。面对迅速增长的需求，未来关键矿产的生产和供应问题引发更大担忧。四是关键矿产资源的品质下降、不断趋严的环境与社会责任审查以及气候风险，也对可靠和可持续的矿产资源供应构成极大挑战。[7]

第三，清洁能源供应链重构还面临能源地缘政治竞争的挑战。出于地缘政治考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脱钩断链”“去风险化”政策，包括加紧对清洁能源供应链的争夺与控制。美国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将清洁能源转型作为能源战略的中心目标，围绕光伏供应链、电动汽车电池供应链，先后在国内实施一系列扶持清洁能源供应链的产业政策。2021年2月，拜登政府签署关于美国供应链的第14017号行政命令，对美国国防、能源等6个行业制造商进口依赖情况进行审查。2022年拜登政府出台《通胀削减法案》，打造一系列政策工具，包括为美国本土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发展提供巨额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