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三言二拍”与《闽都别记》中的女性复仇

复仇是中外文学史上一个经久不衰的文学主题，有学者认为复仇是“人类多民族久远留存的重要民俗事项、文化心态与文学主题”，而在以女性为主体的复仇中，在以冤魂复仇这样超自然形式的复仇之外，以智复仇与以技复仇两种方式同样值得注意。

一、以智复仇

在明清文学作品中，女性复仇的对象几乎都是男性，而要对拥有社会话语权甚至是政治话语权的男性实施复仇，则需要有顽强的意志和相当的谋略。例如《警世通言》中《万秀娘仇报山亭儿》一节，万秀娘的父亲万员外撞见家中的茶博士陶铁僧偷钱将其辞退，陶铁僧怀恨在心，集结了强盗苗忠等人抢劫万员外家，在此过程中陶铁僧被认出，于是干脆杀害了万秀娘的哥哥万小员外以及随从周吉，万秀娘得以逃脱是因为苗忠贪图万秀娘美色。将万秀娘掳走后，为缓解内部矛盾又将之卖掉，后来万秀娘遇尹宗搭救，在回家途中又误入了强盗苗忠同伙焦吉的庄园，尹宗不敌二人，被杀。“你情知道我又不识这个大汉姓甚名谁，又不知道他是何等样人，不问事由，背着我去，恰好走到这里。我便认得这里是焦吉庄上，故意叫他行这路，特地来寻你。”万秀娘因此番言论保住了性命。之后又借邻居合哥收山亭儿的机会，万秀娘向合哥传递消息，最后得以报仇。

尽管在万秀娘复仇的过程中有诸多的运气因素和别的男性（如尹宗、合哥）相助，但最后复仇成功，与她本人的智慧是分不开的。第一次面临生命危机时，以甜言蜜语委曲求全保全了自己性命，之后套出仇人苗忠的姓名，再到之后尹宗被杀后的保全性命，以及借“山亭儿”之机传递消息，都是她智计的结果。她面临的境遇无一不是敌强我弱，尽管从全文来看，万秀娘的“智慧”并没有一场出彩，在被苗忠卖掉之后，甚至有过轻生的行为，但在亲人被害、自身同样无法得以保全之时，仍旧能够冷静思考与处理，已经足够难得。而且，在万秀娘这一复仇故事中，形象出彩的人物不只万秀娘，底层“侠士”尹宗、接收消息的合哥、最后出场救人的官员衙役等，都是万秀娘复仇之路上必不可少的人物。尹宗遇到万秀娘的原因是想要“偷些个物事”卖了之后奉养自己母亲；合哥尽心为万秀娘传递消息，或许也有万员外的三千贯赏钱的因素在……这些人也许并不是完美的人物性格，但也更贴合实际，市井之间的情与义、义与利都在小说中得到了体现。即便是女性的复仇，其中的过程也并不是单一而孤独的，对大众人物的描写和刻画更体现了明清小说创作中的市井特征。

“二拍”中《李公佐巧解梦中言，谢小娥智擒船上盗》一则，则更加细致地描写了主人公谢小娥的复仇。谢小娥的父亲和丈夫被申兰、申春二强盗杀害，谢小娥跳水才得以保住了性命，在得救之后，谢小娥的父夫以谜语托梦的方式告知了谢小娥杀害他们的仇人姓名，谢小娥又辗转数年得以破解谜语，之后化名谢保女扮男装到仇人申兰家做事，蛰伏许久之后，终于将仇人一网打尽，告慰了亲人亡灵。在报仇之后，谢小娥拒绝了众人为她安排的道路，遁入空门做了尼姑。或许是以宗教的方式来抚慰主人公报仇之后的精神空虚，又或许是写作者世俗观念的加持，塑造了谢小娥这一有勇有谋的女性形象，但其故事的最终导向却值得深思。

在“二拍”中，有一则《酒下酒赵尼媪迷花，机中机贾秀才报怨》的故事，其中的重要角色巫娘子与她的丈夫贾秀才的人物形象都很有特色，与传统小说主人公的“完美人格”不同，这则故事是很典型的“诬陷复仇”。女主人公巫娘子的丈夫贾秀才坐馆读书，很少回家，纨绔子弟卜良抓住了这一空子，意图勾搭巫娘子，与观音庵赵尼姑谋划，趁巫娘子到庵中念经求子时将其迷昏，迷奸了她。贾秀才知道之后为妻子出谋划策，让其假意引诱卜良，卜良轻薄巫娘子时被咬断了舌头；之后贾秀才又到尼姑庵杀了赵尼姑师徒，并将卜良的舌头留在了现场，官府断案时寻到了卜良的舌头，而卜良因口不能言无法替自己申辩被打死。

这种“有仇报仇”的处理方式显然更符合普罗大众的审美。这则故事中的复仇主力实际上并不是巫娘子本人，而是丈夫贾秀才，从出主意取得纨绔子弟卜良的舌头，到杀掉赵尼姑师徒并将舌头留在案发现场，这样的处理方式比起常规的复仇，对主人公的生活而言影响更小，也避免了复仇之后的一系列社会麻烦。通过这则故事可以看到，理学中“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贞操观念在明代市井文学至少在“三言二拍”中并没有十分受重视。当贾秀才得知巫娘子被卜良行不轨之事后，他们之间相互的反应是“那巫娘子见贾秀才干事决断，贾秀才见巫娘子立志坚贞，越相敬重”。

这种生命观与贞操观之间的取舍在《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对王三巧出轨之后蒋兴哥对自己也同样有所反思。王婆劝解三巧时说：“莫说你丈夫还有回心转意的日子，便真个休了，恁般容貌，怕没人要你？”在《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中，对于男女主角之间的感情，书中的评价是“爱女爱子，情在理中。一雌一雄，变出意外。移干柴近烈火，无怪其燃；以美玉配明珠，适获其偶”。可见这种摒弃世俗传统贞操观的新的价值观念更能为市井民众所接受，相比其他文学作品，如《水浒传》中林冲见到妻子后的第一句话“不曾被这厮玷污了？”之后妻子自缢而死，潘巧云在与人通奸之后遭石秀与杨雄杀害，在“三言二拍”中，对个人生命价值的追求明显高于贞操观的遵守，也是人们普遍更能接受的一种观念。

二、以技复仇

除了以智复仇，以技复仇同样是明清小说中女性复仇的重要方式。相较于以智复仇，以技复仇更像是一种以暴制暴，这类复仇故事中的女性用自身手段完成复仇，这种强调力量性的复仇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同样表现了人们对自由的向往和传统侠义情怀的追求。

这类以技复仇故事中，比较著名的有“二拍”中《程元玉店肆代偿钱，十一娘云岗纵谭侠》一则，韦十一娘的复仇便是纯粹的以武技复仇。故事中以程元玉的一系列经历为主线，在遇到韦十一娘之后，以程元玉的视角写十一娘的剑术高超，文中韦十一娘的第一次复仇是在她被丈夫抛弃，被伯子调戏并准备玷污时，十一娘提了床头的剑刺伤他逃走了，这是十一娘的第一次复仇。在此之后，十一娘来到了道观投奔道姑，道姑教她法术，在她通过试炼之后将术法尽数传给她便云游了。在故事的末尾，十一娘还有一次复仇，这次的复仇对象是蜀中的某官员，因这官员“诡谲好名，专一暗地坑人夺人”，是以程元玉猜测是“青霞所说做的公事”，程元玉并未说破此事，最后也没有再与十一娘见过。

《程元玉店肆代偿钱，十一娘云岗纵谭侠》中十一娘的两次复仇，一次是为己，一次则是为人。在孤立无援，只凭一腔孤勇刺伤前来调戏自己的人时，是她没有学法术的时候；后来十一娘学了一身本领，剑术超群，鲜有敌手之时，却不再为自己复仇，而是杀掉了蜀中一“坑人夺人”的官吏。这其实或多或少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中对“侠”的定义，“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力量越大，肩负的责任也就越大。在我国的侠义小说中，拥有这种特质的极大部分都是男性，将十一娘一个女性形象赋予这种独特的侠义精神，这种现象的书写体现了当时已经有了跳出女性原有活动空间、投身社会世情的意识。

在《闽都别记》中，同样有一则女性以技复仇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一个名叫柳七娘的女子与丈夫到广州，却被地方豪强满谦觊觎。满谦想要得到七娘，便杀了她的丈夫李飞龙，七娘得知真相后为夫报仇，故事的最后，“将满谦抄家一二十万金，赏给一千与柳七娘，奖其召雷报冤之奇，其余归库”。满谦加害李飞龙所使的手段是白莲教术法牛角旋风，而柳七娘为夫报仇的方式同样充满着传奇色彩：她上刀梯召唤了天雷，满谦等人在天雷威压之下交代了自己的罪行，最后满谦等人被判了凌迟，满府被抄家。

这则故事中，柳七娘的复仇是为夫报仇，尽管这则故事中结仇与复仇的方式都充满着非现实的色彩，但这样的书写方式也让柳七娘这一女性形象更加鲜活。她采取的方式其实并不只是单一的靠自己的武技来复仇，同样运用到了自己的智慧。在“杯弓蛇影”事件时，柳七娘临危不惧，思索着事件的经过与疏漏，最终成功解开谜团；在满谦谋杀了她的丈夫并想方设法占有她时，她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就与之交底并拒绝，而是运用自己的智慧与满谦虚与委蛇，拖延时间，等到时机成熟之时，再运用自己的本领将凶手的丑恶嘴脸暴露于人前。与之前的复仇故事中或多或少对男性形象的加深，《闽都别记》中柳七娘这一部分，并没有刻意加强对其他义士或清官等男性形象的描写，而是将笔墨着重在刻画柳七娘这一女性形象身上，这种描写方法进一步打破了“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的固有认知。

三、两种复仇模式下的社会反思

在前文所述的故事中可以看到，“三言二拍”中的故事，尤其在以智复仇的故事中，男性形象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万秀娘的复仇成功需要侠士尹宗的帮助与开导，需要邻居合哥传递消息，更加需要官府的清廉办案。谢小娥复仇之后，有众多男子慕名前来求娶，但谢小娥自己认为行走江湖多年女贞不再，毅然拒绝，遁入了空门。谢小娥的这一举动，究竟是自己的贞洁观念占据上风，使得她跳出原有桎梏加入社会行动之后又再次跳回，还是在男性作家的笔下，被道德化和节烈化的社会风俗使得他笔下的人物有了这样的转变。在巫娘子的故事中，巫娘子的复仇需要丈夫贾秀才出谋划策并实施，尽管二人对已发生的事情并无芥蒂，且二人更加相互敬重，但在大环境的影响之下，小说的作者很难逃脱一种“男性中心”下的对女性观念的桎梏。在以技复仇故事中，这种社会环境的依赖与监督有所减轻，韦十一娘的剑术与柳七娘的本领使她们已经超出了平凡女子的范畴，她们的复仇往往更加直白，也更加无所畏惧。

在以女性为中心的复仇行动中，她们同样需要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道德力量和社会舆论的支持。比起“三言二拍”中男性力量对女性复仇的重要影响因素，《闽都别记》中这种影响因素则显得更小一些。在《闽都别记》的世界意识构架中，以陈靖姑为首的女性形象在福建地区是众人崇拜的女神，在书中更是将她的身世与观音菩萨进行了联系，书中的其他女性角色在作者笔下也同样会与神性相关联。这样的一种意识构建在写作风格上使得它与“三言二拍”有所差别。《闽都别记》中的女性形象构建与女性复仇书写在不同程度上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男性力量进行了弱化，书中的女性崇拜的意识是十分明显的，这种崇拜不一定只体现在复仇这一单一的人物行为中，但是能够通过复仇对这一写作意识进行探究。

关于“三言二拍”与《闽都别记》写作风格差异的形成，或许有多方面的原因。“三言二拍”的写作者是浙江、苏州这一经济文化各方面都相对富饶的地区，深受各方政治文化与儒家文化的洗礼；而闽都地区相对而言地理位置距离中央王朝较远，民风民俗的形成也更具特色，有自己的风俗文化。这或许是二者风格差异的原因之一。

复仇本身是一种非理性行为，复仇这一文学主题也在中外文化长河中呈现出多元的结构，中国古代的复仇故事，呈现明显的正邪的对立。女性复仇作为复仇大主题下的重要分类，同样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对女性复仇这一主题的探究和分类，能够更好地探析理清文学文本的脉络。

（北方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基金项目：2022年北方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女性复仇主题在古代文学史中的嬗变”（YCX2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