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恨海》中的现代性

吴趼人是晚清小说界的巨子，其小说创作不仅产量丰厚，更是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恨海》是吴趼人写情类小说的开篇之作，建立在“庚子事变”的时代背景下，描写了当时年轻人情感世界的同时，描摹了一幅晚清政治、社会生活画卷。本文从《恨海》文本出发，结合时代背景，着重分析小说文本中的人物进而延伸到小说主题及小说创作本身，三个层面层层递进，探究《恨海》中的现代性，进而描摹作家的创作意图及其超越时代的思想面貌。

一、绪论

吴趼人生于1866年，卒于辛亥革命爆发的前一年1910年，在其短短四十余年的生命历程中，可以说他目睹了清朝的整体衰败过程。同时，吴趼人的先辈大都有过在朝为官的经历，其曾祖父曾经当过湖南的巡抚及湖广总督，他的祖父也出任过工部员外郎。之后家族的仕途之路逐渐没落，其父亲只担任了小小的浙江候补巡检，但这样的出生背景也使其能够切真目睹了晚清的官员阶层及富人阶层的社会政治生活，再加上家道中落，困苦的少年到青年的经历，都加深了吴趼人对于穷苦人民生活的体验与理解。可以说，少年时期的四海漂泊与先辈的为官经历，让吴趼人拥有了超出常人的敏锐感知，对于世态炎凉与人情冷暖都有着属于自己的一套判断体系。拥有这样的人生经历，并且面对着晚清政权的内外风雨交加、摇摇欲坠，以及国家山河破碎、战乱纷飞，整体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下，吴趼人的小说中体现出现代性既是时代的必然性体现，也是作家融入时代同时超越时代的天才创作的整体显现。

在此基础上，吴趼人在小说中自我观点的抒发，也为研究其小说现代性提供了合理的思路，并具有了一定的阐释合理性。吴趼人本人生性刚烈，狂放不羁，不愿与权贵相交，这种性格其实与他对于情与伦理道德的复杂关系的理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吴趼人看来，正是“情”才支撑起了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体系，在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其反复阐释着一种正是当代人鲜廉寡耻、不怕难为情才导致社会道德伦理沦丧的现状，而正是因其多愁善感，有大部分人不所有的“情”，才能不趋于权贵，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无独有偶，在小说《恨海》中，吴趼人特意强调了自己对于“情”的独特理解，而这也体现了吴趼人对于传统小说中情爱主题的超越。

我说那与生俱来的情，是说先天种在心里，将来长大，没有一处用不着这个情字，但看他如何施展罢了——对于君国施展起来便是忠，对于父母施展起来便是孝，对于子女施展起来便是慈，对于朋友施展起来便是义。可见忠孝大节，无不是从情字出来的。至于那儿女之情，只可叫做痴。更有那不必用情，不应用情，他却浪用其情的，那个只可叫做魔。

在作者的自批中，更是直接认为“《红楼》《西厢》一齐抹尽”，不难看出，单就“情”论而言，《恨海》便拥有相较于传统小说对情爱主题的超越性，在此之外，《恨海》所体现出来的现代性，更是可以从小说中的人物、主题、创作本身进行综合讨论。

二、现代性的人物

《恨海》中出现了多个人物，而在这些占据小说篇幅或多或少的人物身上，均不同程度体现了《恨海》的现代性特征。张棣华作为小说中占据篇幅最多的女主人公，似乎一直是传统女性，是遭受封建道德压抑的代表。纵然吴趼人自己有着对“情”的独特理解，但吴趼人的“情”理论面对封建礼教系统下的传统价值观与道德基准，并不能完全体现出超越性，这是因其本人无法超脱封建社会传统的忠孝慈义伦理体系，从而使其“情”理论带有局限性。同样，从张棣华贯穿整部小说的行为来看，她也确实是被压迫的传统女性的代表。

“鹤亭自从搬开之后，棣华便不读书，只跟着白氏学做女红，慢慢地便把读过的《女诫》、《女孝经》都丢荒了，只记得个大意，把词句都忘了。”这一段文字可以说是张棣华女性命运遭受传统封建道德压迫的集中体现。第一，理所当然地便接受了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安心于自己的命运。第二，按照古代的习俗，丢掉了文字学习的可能，回归到“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状态。第三，更为可悲的是，就算是之前所学习的，也是充满压迫意味的《女诫》和《女孝经》。

王棣华同时也展示矛盾性的一面，这种矛盾也正是表现其现代性同时可以辐射《恨海》全书的集中体现。在张伯和和王棣华母女逃出京都的过程中，一方面王棣华囿于传统观念，处处掣肘，与此同时，王棣华的内心是早已认定张伯和是自己的丈夫，隐晦地表现出其实自己是想于张伯和共处一室的。可以说，在王棣华身上，既能体现出传统礼教、儒家思想下的女性受到的压迫，也展现了女性自我本身对于平权的渴望，以及对于追求爱情欲望的渴求。

《恨海》中的车夫看似是以负面形象存在于小说的进程中，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贪财无义的马车夫，却代表着晚清的“理性”形象。原本土生土长的马车夫，却在特殊时代的社会环境下，诞生出了与接受过外国文化的上流社会人士一般的形式观念与道德准则。小说中的马车夫，一方面对着路费坐地起价，另一方面对自己的命运有着清醒的认知。

“伯和叫套车，忽然两个车夫之中，有一个说：‘不去了！……大师兄便不怕枪炮，咱们可不行。我不能为了赚几两银子，去陪你们做炮灰。’”马车夫虽然对大师兄的神功充满着迷信与误解，但对于自身的认知却是十分清晰，他知道自身是为了赚几两银子的劳动人民，而不是拥有神兵神火的大师兄。另一位车夫则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越是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越是要维护自身利益，于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坐地起价。马车夫可以说是吴趼人刻意塑造的丑角，但其实却是时代的代表，他们既代表着统治阶级碾压下的穷苦人民为了生活市侩逐利的一面，也体现着在时代浪潮下对传统道德观念的解构。只有这样品性的车夫才能够存活下去，而这正是马车夫身上的现代性体现。

与之相对应的旅店老者的出场，更是在体现了人民虽置身于狂风暴雨中，但也不乏当代的理性精神。小说第二回：“老者摇头道：‘这是一班小孩子瞎闹，怕不闹出个大乱子出来？”对于现代的理性的人来说，战争无论正义与否，给民众带来的只有破坏与打击，这既是老者身上体现的现代性，更是吴趼人借老者之口所要抒发的观点。

三、现代性的主题与创作

如果说《恨海》中有许多体现着现代性的人物，那么回到小说本身，其主题与创作形式也表现出现代性特质。

其一，关于《恨海》小说的主题，体现了吴趼人小说中具有传统的一面和现代的一面。首先，《恨海》开宗明义，就预示着其在主题上的创新。在传统的涉及情爱的小说中，所叙所要表现的情往往都是男欢女爱、醉生梦死的男女之情，至于父女母子、君王人臣乃至兄弟袍泽之情，往往会以孝、忠、义等词语具象化。而在《恨海》中，吴趼人虽然以“情”为主题，却摆脱了传统情爱小说的束缚，不仅仅在定义上解构了“情”，更是在具体的叙述中将“情”在不同语境下的具体表现进行抽象统一，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情观”。在写“情”这一主题上，吴趼人更是根据自己对于“情”的独特理解，丰富了主人公的形象。

在吴趼人看来，张伯和与王棣华的情早已不是单纯的男女私情。因为时代社会背景的缘故，他们之间的“情”早已不再是男女之间的儿女私情，而是面对国破家亡时对自身“情”的使用与变形，这种对“情”的变形并将个人情感置于整体社会中的创作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二人的悲剧命运。如果说小说中具有正面形象的王棣华与张伯和代表着“孝女节妇与孝子义夫典型”，那么作者这种以“情”企图“改良社会风气，拯救世道人心”的尝试的必然失败，既是一种主题的创新，更是理性与自我意愿的矛盾产生的现代性体现。

其二，《恨海》中的大量心理描写，挣脱了传统小说的束缚，并且在语言技巧方面体现出革新的一面。相较于对小说人物内心的关注，我国的传统小说更注重白描，并且擅长使用大量细节描写来塑造人物，更是通过对主要人物相关的外在形象特点来刻画人物特点，如孙悟空的尖嘴猴腮、林黛玉的蹙眉、关公的红脸与长髯。《恨海》在小说创作中，尤其是对王棣华的塑造，运用了大量的心理描写，通过这种心理描写，结合前文对于王棣华人物现代性的分析，王棣华的人物形象变得更加立体与丰满，其人物的矛盾性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小说中，对于王棣华在盖了伯和被子后的心理描写，更是将其人物的矛盾性以及其所代表的传统女性表现了出来。她既被旧秩序传统道德约束，但同时自身的女性意识觉醒，渴望爱情，直面内心欲望。

这一夜，棣华盖了伯和的被褥，突然间又犯起了情痴，……只想着今后如何和他相敬如宾，恩爱有加。她想起在村店的伯和如此温柔体贴，两人又共同经历了磨难，奢望着今后得到他的温存。

除却心理描写之外，《恨海》的语言也体现着现代性的一面。晚清时期，面对西方传教士宣传思想的外在压力，以及新闻稿件报道时事的需求，长期从事报刊媒体工作的吴趼人在《恨海》的创作中大胆创新，使用了相当多的白话文技巧，将劳动人民的日常语言运用到了小说创作的过程中。作家对于通俗文字的使用，更是时代变革下文学发展的一种体现，一种现代性的变革蕴藏在小说的语言

之中。

其三，《恨海》中的叙事方式，体现了小说的现代性变革。在小说的叙事视角上，中国的传统小说叙事往往是全知全能的视角，如《水浒传》《西游记》中的叙事视角，往往使读者能够在阅读单一故事线条的同时观察到其余叙事进程的发展。而在《恨海》中，王棣华与张伯和在被毛子兵冲散之后，两条叙事线就完全分开，从开端之后再也没有重合，直至最后的悲剧结尾，二人见面才汇合在一起。除此之外，《恨海》的叙事摒弃了传统小说叙事对于人物点评的过程，一步步走向堕落的张伯和，代表着忠贞美好的王棣华，“守身如玉”的张仲蔼，沦为妓女的王娟娟，不同于《红楼梦》中对各个主要人物的判词预示，或者《水浒传》通过穿插在文本中的诗词对人物进行整体评判，《恨海》对人物的道德评判几乎没有，虽然也不乏文本中的“批语”式评论，但总体上来说全书议论性的文字极少，用笔极为克制。

四、结语

总的来说，《恨海》从来都不是一部止于“情”的演绎与书写的小说，其创作背景的复杂以及时代背景的特质赋予了其广阔的解读空间，现代性在其文本上的体现，除却人物的塑造与小说主题与创作本身外，还有许多方面有待挖掘探究。作者的特殊经历及其对于时代的洞察，使得《恨海》在表现时代特征的同时，体现出一定的现代性特质。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