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视角下《秘本三国志》的少容形象探析

三国题材历史小说作为以封建社会男性为主流的军事斗争小说，虽也不乏女性形象，但数量或质量均无法与男性形象相提并论。由于封建时代背景下畸形的女性观和作者的局限性，该类型题材小说往往难以摆脱父权话语模式。女性在小说中的存在价值被极度贬低，其存在往往只是为了推动剧情发展，她们大多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只能沦为男人的附属品和权力斗争的牺牲品。《秘本三国志》作为改编的现代三国历史小说，突破传统，不仅用众多笔墨创造了少容、景妹等女性形象，更是首次让少容这一角色卷入了自古都是男人舞台的三国政治风云中，体现了作者超越时代的先进女性观。黑格尔曾指出：“我们所要求的，是要能看出异中之同，或同中之异”。《秘本三国志》以少容这一女性宗教领袖为纽带，将魏、蜀、吴三国波澜壮阔的史卷串联起来。这在历代三国题材小说中堪称独创，也为传统小说文本中的女性主义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本文将以女性主义视角为切入口，对少容这一颠覆封建父权社会传统的女性人物的形象进行探讨。

一、少容的主体化身份表述

对于《秘本三国志》的绝对女性主角“五斗米教”的教主、张衡之妻少容，《后汉书》记载“沛人张鲁，母有姿色”，《三国·志蜀书》中记载“张鲁之母始以鬼道，又有少容”。少容是“年轻貌美”的意思，对此陈舜臣作了以下说明：“在中国的史书中登场的女性，都记为某人之女、某人之妻，姓名不详的情况比比皆是。因此‘少容’也是笔者给起的名字。”

而在大多数史料记载和《三国演义》相关小说中，除了对蔡文姬的人物形象、家世背景、生平有确凿详细的记载以外，大多数女性都是被冠以“李氏”“张姬”“××妻”这样语焉不详含糊其词的姓名或客体化的身份表述，作为演义或情节需要的一个无足轻重的工具，或被隐匿或失声。“似乎只要涉及历史、政治很自然就没有女性的天地，站在历史舞台推动历史车轮往前移动的都是男性，女性连姓名都没有提出的必要。”尤其是在《三国志》这样以男性题材为中心的作品中，题材的特殊性使作者不可能离开中心事件的叙述去单独表现某个女性的性格和命运，注定不可能给予女性太多的笔墨，这在当时的封建社会历史环境中也是十分正常的。作品中的女性大部分是作为男性的陪衬而出现的，也是为了满足作者的情感以及小说主题的需要，即使像是貂蝉这样在历史事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的女性角色，在完成所谓的“使命”后，对其结局的描述也是含糊其词。

对于古代传统小说将女性工具化、隐匿化的普遍现象，陈舜臣不禁发出了感叹。他认为，《三国演义》因为其中诸多异能奇才之士的描写而增色不少，但却未将张鲁之母纳入其中，这或许是故事作者失之偏颇之处。寥寥数语，已经显示出作者陈舜臣作为一个男性作者的进步理念。他一反传统三国题材历史小说家对于女性角色的蔑视、漠视或者无视，给予女性角色不依附于男权政治的主体化身份表述，将女性作为一个“本体”而非“他者”平等看待。

女性群体形象概念化、类型化，被滤去个性，仅留存一个单薄而又苍白的躯壳，在史书中或被迫隐匿或悄然失声。这一缺憾有历史题材的先天局限性，更是创作主体的审美意识被封建等级伦理秩序束缚的历史投影。而在《秘本三国》中，少容作为“五斗米教”的宗教精神领袖，罕见地作为绝对主角将读者带入故事情节、推动事件进展，被作者在小说中用相当多的笔墨着重刻画，贯穿整部作品，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有别于其他历史小说中貂蝉、西施等女性角色通过容貌性别优势来达成目的，少容始终保持着个人的独立性，从未期待让所谓的强势一方男性角色来替自己完成使命。就女性主义视角而言，单就赋予少容主体化身份表述这一点已十分难能可贵，这让《秘本三国志》这部作品达到了其他同类题材作品无法企及的高度。

二、具有独立意志，摆脱“第二性”身份

在男性视角的作品中，无论纯情玉女、贞烈女子、恶毒夫人还是贤妻良母，无论是鬼魂、恶魔、天使、还是仙女，都是以男性为本位出发，对女性采取简单的二元对立的“女巫化”“天使化”所虚构出来的意象与真实的女性形象相差甚远，是男权占绝对主导社会下的产物，亦是父权制度的判决之声。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一个女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所谓的女性形象是由整个漫长的男权文化而形成，是整个封建时代男性化文明的产物。

罗贯中《三国演义》中涉及的人物虽多，但女性人物极少。他笔下的女性如同依附在男人身上隐匿的“影子”，结局大多悲惨痛苦。被称为“百万人的文学”的吉川英治改编的在日本家喻户晓的《三国志》，相较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已在对女性的描写上作了很大改动。吉川英治《三国志》增补的女性人物有两个，刘备老母与张飞雇主县主鸿氏女芙蓉。刘备之母多次出场，正如刘母对刘备所说，自己是在代张飞之父说话，与其说她是慈母，倒更像是“严父”。此时因最具男权思想的刘备父亲角色的缺席，刘母成了封建男权思想的化生。而文中四次出场的白芙蓉，“在作品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主人公（刘备）的恋爱对象，是与主人公的高贵身份相匹配的美丽异性，与作者抒情需要相适应的落难小姐，至于她的思想、她的性格等，既不为情节的发展所需要，作者便也不作介绍”。文章对白芙蓉外貌的描写运用了借物象喻女性外貌的方法。“时近黄昏，天渐昏黑，池泉畔的白色芙蓉花随风摇曳着，似在叹息又似在啜泣。”孟悦、戴锦华在其著作《浮出历史地表》中对这种方法做了解释：“当女性外观被物化为芙蓉、弱柳或软玉、春葱、金莲之美时，其可摘之采之、攀之折之、弃之把玩之的意味隐然可见。”

无论如何，吉川英治的《三国志》使历史小说中的“男人的世界”开始有了女性的身影，有了更丰富的色彩。在吉川英治《三国志》中，女人不再隐匿。然而无论是刘备之母还是白芙蓉，作品中的女性仍是作为“他者”，是映衬各路英雄男儿史诗的“镜像”，并未进入真正三国风云。

《秘本三国志》中以少容为首的女性形象的超凡美貌，让一众英雄好汉为之感慨。单从这一点来说，的确符合古典作品中一贯的“白雪公主”式的男性视角的审美需求。但如果少容仅仅是容貌过人，那么她将泯灭在历史小说不计其数的美丽女性之中。如同吉川英治《三国志》中的白芙蓉一样，“进入了父权操纵的审美，希望少女能够成为那样一种永远美丽的艺术的对象”。这些女性角色无论包裹着多么华丽的外衣，她们的本质仍然是“完全没有了自我，成为一件客体，一件被展览和渴望的对象，是父权制度之下的大理石的‘杰作’，富于装饰性的、端庄稳重的伽拉忒亚，对这样一个形象，无论哪个统治者都是愿意金屋藏娇的”。

但作家对少容的刻画一反传统女性的扁平刻画，全然挣脱了历史小说一贯对女性形象刻画时的桎梏，从“幕后”真正意义上走入“台前”。至此，历史记传类中一个全新的女性形象跃然纸上——她和各路男性英雄人物一样，成为三国鼎立的推动力量，书写着只属于她的壮美篇章。作为一个政治家，她注重现实，为了让“五斗米教”生存下去，她积极行动，通过教徒及部下积极搜集情报，掌握实时政治动向。她胸怀统一天下的大志，积极参与和策划消灭董卓反动势力，游说曹操，拉拢了30万青州黄巾军，有了统一中原的实力，同时保住了黄巾军众多将士的性命，还协助孙策巩固其在东南的势力，和诸葛亮共谋对策、推动了刘备在巴蜀的发展。几乎三国中所有的重要历史活动都和少容的参与密不可分。

在陈舜臣的《秘本三国志》中，少容作为绝对主角，是一个充满生命力、具有独立人格魅力和精神的女性，颠覆了以往历史作品以男性为作品绝对主角的传统模式。这一点在所有三国题材历史小说中都是极为罕见的。

三、少容的精神追求和人道主义思想

作者在文中多次提到少容想建立“精神的王国”，而刘备、曹操则是要建立“世俗的王国”，做世俗世界的英雄。有别于其他英雄男儿穷尽一生追逐功名利禄与世俗的成功，少容心之所向，是通向内在精神境界的栖息之所。对少容来说，保全“五斗米教”只是一种手段，她更加重视的是希望“五斗米教”成为民众的精神寄托，保护百姓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免受生理和心理的双重苦难。

对于诸侯割据的连年战乱，少容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这场战争实在太过残酷。”“我并不否认武力。在这样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里，首先需要用强大的武力统一才行。然而正因为武力是要用来统一天下的，用在复仇之上也就太浪费了。”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少容既能胸怀天下，高瞻远瞩，认识到在天下四分五裂之际，运用军事手段一统中国的必要性，又对战争的残酷性有着清醒的认识，竭力避免伤害人民。她兼具兵家之谋略与儒家之仁德，闪烁着人道主义的光辉，超越了小说中任何一位男性英雄人物。甚至可以说，在她的面前，曹操、诸葛亮、刘备、孙权等人物都变成了配角。

少容作为“五斗米教”的最高宗教领袖，是作品中的绝对主角。为了保护“五斗米教”教众的生命和乱世黎民百姓的安危，更为了建立心中那个理想的精神王国，她穷尽一生之力东奔西走，为了找到真正能给天下带来和平的英雄四处游说。在人物精神层面上，她已远远超脱于小说中纷争相斗的其他人物，成为承载着作者对和平安宁的美好愿景和人道主义价值标准的存在。陈舜臣试图通过虚构的少容这一女性角色，建立和谐理想、世界大同的社会，是对自己内心美好向往的表达，也是向着自己心中的精神栖息处——“桃花源”的一次朝圣

之旅。

四、结语

比起曹操、刘备、孙权、袁绍等所谓的英雄，作者显然对少容这位美丽的女子情有独钟，对其寄予了更大的希望。他将自己对战争的感悟以及对精神世界的无限追求有意识地寄托在了这样一位虚构的女性人物身上。这可以说是其历史小说的全新突破，达到了任何三国题材作品中都难以企及的高度。作者将自己的美好愿景托付在少容这个女性身上，丰满的刻画与立体的描写使该人物形象在众多三国题材历史小说的女性形象中脱颖而出，前所未有地表达了自身对现代女性在精神、人格和地位上的希望和要求。整部小说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社会和文化中的男性中心主义、突破父权社会观念的局限，而且对诠释女性主义起到了非常积极的建构作用，为女性主义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是陈舜臣先进女性观的体现。

（天津商业大学宝德学院）

作者简介：余浩（1989—），女，江苏扬州人，硕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