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新华书店有关的日子

菡萏，原名崔迎春，中国作协会员。文字散见《文艺报》《作品》《清明》《野草》《天津文学》《散文海外版》《散文》《广州文艺》《四川文学》《西部》《广西文学》《草原》《湖南文学》《山东文学》《莽原》《时代文学》《黄河文学》《朔方》《星火》《山西文学》《安徽文学》《延河》《文学报》《文汇报》几十家文学期刊。常规出版有《菡萏说红楼》《红楼漫谈》《空翅》《养一朵雪花》。获湖北散文十大新锐、首届《散文百家》奖等奖。

一

冬日。雨夜。

与朋友临窗对坐在咖啡馆的白色方桌旁，宽大的玻璃像夜的帷幕。窗外枯叶被缥缈的雨水洗得发亮，霓虹闪耀，偶有车辆驶过。

朋友推给我一本书说道，你现在喜欢写小说，不妨看看。我伸手拿起这本浅咖色调，纸页泛黄，散发着陈旧气息的卷册。封面上方绘了一幅简笔，一匹黑马拉着雪橇，橇上坐了一位包着红头巾的妇人。背景由隐隐约约的尖顶教堂、木屋组成。另有一名执手杖、戴筒帽、穿燕尾服的男子，和一位长蓬蓬裙、高发髻的女子侧影。两只白鹅、几笔象征性的草坪，是典型的俄罗斯风格，应该是大地解冻后的一个静静春日。下方印着《库普林中短篇小说选》，人民出版社出版。装帧典雅朴素，亲切柔软，携带、坐卧看都方便。喜欢这种简易册子，有书卷气，比精装硬壳的合心意。

翻了翻，第57页夹了张“新华书店”的发票，日期为1981年8月8日，金额为0.97元，计划发行组的印章。我笑说，好珍贵，发票比书值钱。朋友燃了一支香烟，瞅了一眼窗外幽深的夜色，怅然道，这张发票在里面躺了近四十年。那时，市面刚出现此类书，计划发行，一书难求。因在“新华书店”工作过，有熟人，故有进入书库的特权。书多半从省城刚到这里，尚没拆封。每每记挂所到出版物，占有喜欢的孤本，感到莫大荣幸。虽购置有限，没多余的钱，架上近万册书，却是那时来的，且介绍同事去买。

朋友讲起有关“新华书店”的人和事。

小城最初的新华书店，坐落在繁华的中山路，毗邻老天宝银楼，面对觉楼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有。红底黄字，凹凸不平的毛体“新华书店”招牌。五米宽门脸，两侧是高大透明的玻璃窗，可谓中山路最漂亮的门面。三层建筑，遗有民国风。厅很大，进去，满壁书架。下方是书柜，取上面的书，得爬梯子。书分科文史，按序排列。像神殿，诸神安坐，不吵不闹，无等级贵贱，各自保持良好教养。

遇上阴雨天，暮沉沉，恍若钟表停摆；艳阳时，金光四射，晃动着无数尘埃。

店中的案台，摆着新到书籍。收银台设在靠门处，两侧有木门。

二楼为办公区。书库在门厅后，上面是职工宿舍。

朋友娓娓道来，咖啡馆的壁炉燃着熊熊火焰。

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从窗前经过，她妈妈打着伞，牵着她柔软的小手。她穿着透明粉色雨衣，剔透的双眼闪着光。一双小脚并不安分，淡蓝套鞋“啪啪啪”踩着石板上的积水。

朋友说，像她这样大时，常趿拉着烂棉鞋在书店台案前徘徊，鼻子刚够台面，可怜巴巴，想伸手偷书却没胆。能带回家的，只是些免费的介绍册。卖了积攒的牙膏皮、废铜烂铁，方购得一两本。继而沉吟道，那些年，那些书不是纸，而是一座座花园和剧场。每个字都是台词，可以在晴朗的午后吟咏，也可以在潇潇雨夜静读。书翻烂了，掉了皮，能背下来。套用一句现在流行的话，新华书店便是“心中的天堂”，也是这个城市唯一能买到书的位置。

二

认识老贺，我已读高三。朋友抿了一口咖啡，对着烟缸，用中指敲了敲烟灰。

那年，地区筹办农业十年成就展，需要大批美工，人员从各方抽调。老贺在新华书店上班，操得一手漂亮的美术字，像他的人，庄重典范，正派热情，且憨厚。人站凳上，举着刷子，三下五除二，一顿抑扬顿挫便完事。看他写字，简直享受，既有韵律美，又有画意感。真功夫！哪像现在的美术字，多半打印出来的。

老贺胖胖的身材，中等个，脸上堆着笑，说话急促结巴，留着小平头，愈发显得粗壮结实。他四十来岁，在工商联工作时，认识家父，所以特待见我。大型展览自然少不了工作室，寒暑假、星期天，我去帮忙，被安排与老贺同住。

一次，他叫我同去早餐，我还没起床。他边掀被子，边呵呵骂道：“懒东西，太阳晒屁股了，还赖床。非得老子喊。”话音未落，却呆住了，里面并没我，而是躺着一个直挺挺的纸筒。他抛开被子，四处巡视。回身发现，我已背着画夹笑盈盈立在门口。清晨的光线，从我身后涌入，把一个狭小居室映得通亮。你、你、你！他结不出话来。我站那儿，看着他，笑而不语。

天不亮，他还在酣睡，我已摸黑起来，去了江边。露珠尚未散去，绒毯般的草地撒满大颗珍珠。江水涌动，温柔地拍打着堤岸，驳船静静停靠。我支好画夹，等待旭日东升。初冬早晨的江面，热气腾腾，整个城市，在“呜呜呜”的汽笛声中琐碎醒来。

自那后，老贺愈发喜欢我，啥事都帮我。

加班发的麻饼，他不吃，偷偷塞进我书包。我红着脸推脱，他默不作声，拍着我的肩。多年后，我依稀记得那些无言的沉默。1959年，临近大饥饿，家里困难，姊妹多，但人活得体面。

水彩画家金家齐是该展总设计人，他工作间有本罗马尼亚画家格里高列斯库的画册，精装外文版，我特想看，老贺借来。画册开了眼，不只苏联《星火》杂志能见到的。坐在幽黄灯下，一幅幅画作甜美朴实。格氏是我喜欢的画家之一，笔下农妇，牧歌式夕阳中行走的牛群，平凡浪漫，磁石般吸引着我。提罐女形象使我懂得了美，当然还有老贺的情意美。

朋友笑声朗朗，仿若时间回到了那个朴素的从前。

“小艾！”他这样唤我，是我的第一位成人朋友。同事中有人欺负我，他立马站出来，大声指责对方。一个年轻人嘲笑我不会骑单车，影响工作。他便教我，撞到人，忙道歉：“你看，你看，怨，怨我！”他指着自己的鼻子，“我是他师，师父，没教好，对不起，对，对不起您喽。”他点头哈腰，连搀带扶，替人家拍打着身上的灰。“您慢走，慢走！”目送他人离开后，他狡黠一笑，拍拍我的肩，挥手道：“走！”。

后来，我上大学，毕业后分到大西北。你知道的，黄土，几十里的黄土、戈壁，有些地方不见人烟，没有一棵草。春天飞沙走石，冬天滴水成冰。我开始想念江南的潮湿，病榻上的母亲，剥莲子、糊火柴盒的弟弟妹妹们，以及江边吱吱呀呀的简易木楼。遂放弃省级工作证，调回小城。

回来后，我有意去拜访老贺，他已从新华书店调入剧场做宣传工作。在杂乱的后台，我找到了他。他穿了一件发白的蓝布中山装，弯着腰，手里拿着扫把在扫地。灰头土脸，头发全白了，横七竖八窝成一坨。看见我，很激动，先是一喜，又不知所措僵在那儿。后台昏暗，只小窗射进来几束光。若没记错，他眼里闪过一丝泪花。我喊着老贺，小心翼翼走过去，脚下堆着一些破烂戏服和道具。他忽摆手，背转身。我慌了，不知为何。他低声结巴道：“我可能有问题，离我远……点。”他卷着舌头，“点”字说不上来。我魂不守舍回到家。再去找时，他已被隔离，无法见到。再后来，听说他因脑出血离世——这世间，再无老贺。

朋友掐灭烟头，拿下鼻梁上的眼镜，哈口气，抽出一张纸巾慢慢擦着。

窗外雨声渐大，沙沙作响。

三

我不知如何安慰朋友，便岔开话题，您不是在“新华书店”设计过橱窗吗？朋友连说，是的，老贺介绍去的。认识老薛，也是源于老贺。

在武汉读书那几年，寒暑假回小城，常到新华书店帮忙。老薛是橱窗宣传员，节假日之前最忙，五一、国庆、春节，均需展示，新书介绍更是必不可少。橱窗展示是门艺术，每有奇想，老薛总由着我。宣传小说《欧阳海之歌》，我照原书皮，画满窗底板。欧阳海奋力推马，身后是喷着浓烟驶来的蒸汽式火车头。再用铝制书架，摆出高低错落的造型，陈列上书。有散本，也有成排的，窗底放彩条纸。那橱窗，繁华的中山路找不出第二家。

凡设计人物，老薛来家邀我，我也极愿大显身手。俩人配合默契，干得热火朝天，最后的卫生归他收。他喜欢用灰色色块，图案精美，版面洋气，颇具现代风。默默影响着我的审美，不是老师疑似老师。他对仿宋体颇有研究，字大小安排得体，笔笔到位，像印在报面上，无一点儿手工痕迹。

老薛有单独的制作室，十分规范，纤尘不染。一件白大褂工装，可与医生媲美。他喜欢随手在烟盒、小纸片、包装纸上，记些灵感，或绘上几笔。被子叠得方方正正；上床后，尚勾腰把地下的两只鞋并拢。平日抽廉价的圆球牌香烟，旁人递好烟，不接，也不给他人散烟。

老薛大高个儿，白皙，戴副眼镜，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给人一种清贵感。眼神坦荡，举手投足，自带风度，一看便知道出身书香门第。果不其然，他父亲是武大教授，世界语言学专家，在国际享有一定声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老薛的许多亲戚要去台湾，喊他去，他收拾了几本书、几件衣服，提着藤条箱赶至江汉关。临上船，他望了一眼滔滔不绝的江水和钟楼，退了票，回至小城。

老薛是家里最没出息的一个，倒乐得其所，安安稳稳，不声不响过日子。连工作间的绿铁皮蜂窝煤炉子，都擦得锃亮。红红的煤火上，垛着白铁壶，壶嘴喷着热气，噗噗打着响笛。有时垛一个小炖钵，铺上菜，咕嘟咕嘟煮着吃。工作太晚，留我用饭。他吃饭很有吃相，再饿都仪态端庄，一粒一粒把米捡净，和汤咽下，再冲一碗白开水喝光。

吃完饭，我推门离开，大街上空荡荡，偶有几辆自行车。夜色苍茫，一颗星星都没有，我心满意足地走着，那是劳动后的安宁。路灯泛着幽黄的光，让我觉得人生踏实肃穆。你知道，我并没工资，算实习。1961年、1962年很饿，但因有对艺术的追求，而忘记肚子空瘪。那时对艺术的理解很肤浅，不像现在，从有法到无法，到自如，熟练到无拘束才算成熟。没精神需求，哪来审美？物为本，审为主观修为，两遇何其难。没有阅历、时间，哪来审视？色盘上色，如今只凭感觉便能找到，年轻时总被客观及某些理论束缚。画多了，自有规律。调子以纯为主，加之冷暖变化。光是有情绪的，万变不离其宗，方为自由王国。

“你看，扯远了。”朋友怅然道。老薛20世纪80年代退休后，橱窗改成门面出租。书店萎缩，只剩大门出入，外人根本不知在哪儿，像被城市吞噬了一般。

四

我静静听着，并不插言。朋友又深情说道，在新华书店帮忙画橱窗那几年，还认识一名豫章小学的美术老师。虽是小学老师，却极有品味。三天两头往书店跑，站在门口，推着自行车仰脸看我画橱窗。

他在等书，20世纪60年代初，各种文艺书籍，如火如荼。苏联的一些文学著作灿若星河，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上尉的女儿》、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屠格涅夫的《父与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托尔斯泰、高尔基、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都是架上贵宾。苏联的《星火》《青年时代》杂志，一次只到一两本，俏得不得了，几乎都被他买走了。

熟了后，向他借阅，他也慷慨。且常邀我去他家，听琴看画册。

那是条石板街，大杂院，穿过几重天井，才至他的厢房。过道磕磕绊绊，堆满煤炉子、摇窝、家椅子；巷口满是摇扇子、赤膊下象棋、叼着奶瓶的孩童和哺乳妇人。不时传来打孩子的哭喊、夫妻吵架和拍皮球的砰砰声。他家整洁，老式彩花木窗，书架上垒着满壁书，用淡绿纱帘挡着，拉开便是另一重世界。除部分古籍，余者皆从新华书店购得。书香门第，他父亲是沙市某医院院长。他很有钱，最起码，我如是想，是我这个穷学生无法企及的。

他姓齐，戴副黑框眼镜，头发黢黑，梳着偏分。人干净，说话做事有分寸。穿夹克或对襟青布褂子，围一条枣红绒线围巾，很文艺。自行车一路丁零，碰见邻里点头微笑，您呀您的打着招呼。

有次，他买了一本红色封面的《金蔷薇》，看完后，借给我。我带到学校，寝室里，五六个人抢着看，外班的也来借。传丢了，不知便宜了哪个。你看，我还欠着他的书。上铺的同学，当即拜倒在这本书下，回忆录里提及不知我从哪儿弄来的，便是这位仁兄的。后来那位同学自己买了本，年年看，一直看到七老八十，每次阅后，留下笔记和年月日。最大的愿望是到巴乌斯托夫斯基墓前献束花，我也想给老巴献束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