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视域下的自我言说

西班牙自然主义作家伊巴涅斯的《一位小说家的世界旅行》，与西班牙当代作家阿尔贝蒂和特蕾莎共著的《中国在微笑》，是20世纪西班牙作家来华游记中极具代表性的作品。在这两部作品中，作家都以多元、真实与细腻的视角对中国形象进行了呈现。但两部作品中的中国形象同中有异，这与作品的创作背景和作者的创作意图差异有关。

游记是旅行者对亲身旅行经历的记录和书写，是建构他国形象的重要载体。作者在记录自己所闻所感的基础上，受到社会背景与自身创作目的的影响，塑造出或接近或夸大的他国形象。自20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西班牙作家或自发或受到邀请来到中国，并依据自己的见闻和体会创作了很多游记，丰富了西方对中国认知的渠道。20世纪上半叶，西班牙作家伊巴涅斯乘坐游轮进行世界之旅时途径中国，用真实的笔触记录着自己的所见所闻，创作出了《一位小说家的世界旅行》。作为西班牙自然主义的代表作家，他注重刻画典型人物，营造典型环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受邀来到中国的西班牙著名诗人阿尔贝蒂与他同为作家的夫人特蕾莎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极尽赞美，以亲眼所见探中国变迁，以亲身所感塑中国形象。他们以“世界公民”的责任视角兑现文学承诺，为读者提供了更加立体发展的新中国形象。本文将从中国形象塑造异同，形象成因，以及创作意图等方面，对《一位小说家的世界旅行》和《中国在微笑》两部作品进行研究分析，以期探究中国形象塑造背后复杂的历史成因和深层政治文化意蕴。

一、中国形象的共性特色：充满人性的观察眼光与多元宽广的观察视野

《一位小说家的世界旅行》和《中国在微笑》中的中国是活生生的，是变化着的。创作者均以浓厚的笔墨刻画了中国人民勤劳刻苦的形象，作品散发出了浓郁的人文关怀。

在《一位小说家的世界旅行》中，伊巴涅斯多次描述中国人坚忍不拔，辛苦劳作的场景。他钦佩中国水手的坚毅和继续坚定前行的勇气；他看到了码头工人挥洒汗水，刻苦工作的场景；他赞扬了中国人面对列强侵略时顽强抵抗的决心与意志：“他们忍受着饥饿，怀着不惧死亡的英雄精神进行战斗，直到最后都没有放开他们的武器。”他感慨于中国人对于工作的坚韧，以及中国人茂盛的求知欲与吸取知识的能力。

与伊巴涅斯相同的是，特蕾莎认为，在记录一个国家形象的时候，人民至关重要。她赞赏中国人的品质，努力挖掘他们身上的美好之处。她钦佩中国人民为从苦难中崛起作出的种种努力，并意识到，实现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而是无数中国人用努力造就的结果。

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在中国取得的成效十分感兴趣，作者对于工人阶级和平民百姓的生活精进了解。她将竹子与中国人做比，认为中国人就像竹子一样笔直，宁折不屈，即使遭受挫折也可以坚强地继续生活下去。她赞扬中国人从一而终，一个家庭的祖祖辈辈都从事同一个行业的坚守与执着。她观察到工人在工厂工作时操作娴熟，可以熟练地掌握各种工作技巧并且操作大型机械。其中，在“未来已经到来”一章中，作家详细描写了一个鞍山工人的手：“他很年轻，高高大大。我首先看到的就是他手上密密麻麻的凹痕。这些凹痕是被无数细小的钢铁碎片造成的。”作者由此看到了全世界工业人的手，这是属于人类工业时代的手。她见微知著，探看到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工人精神。作家还强调农民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赞扬了他们辛勤工作的优秀品质，将社会主义制度改革下农村卓越的改革成果归功于农民的努力。

两位作家都有着包容与宽阔的视角，他们从人民身上看到了中国优秀的传统美德，也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体味中国的变迁与革新。

作为真正的旅行者和观察者，伊巴涅斯以十分包容的视角从多个方面对同一事物进行描述。他尽力避免自己带有偏见与怀疑的目光，愿意以更加平和的心态面对中国的变化。他不停留于中国过去的习俗，用更加开阔的视野去“开发”这个东方大国的多面性。他笔下的中国是动态的，是多样的，他对于中国与西方的差异之处并没有怀疑或者蔑视，而是以一种更加平常宽容的态度对待。

阿尔贝蒂与特蕾莎对于东方特色也有着极其细致的观察与描写。同为画家的阿尔贝蒂对于齐白石简练生动的笔墨与高超的绘画技艺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们欣赏到了中国剪纸工艺的精美，钦佩那些专注于传承工艺工人的匠人精神；他们也不免为中国特色的茶与瓷器停驻了脚步，难以想象这么小小的物品内里蕴涵无数的能量。特雷萨评价说：“茶的谦逊感动了我们，它们拥有最优秀的品质。”作家借用对茶叶的赞赏来表达她对中国人意志与品质的肯定。

二、中国形象的差异呈现：新旧交融与日新月异

在两部作品中，作家对于中国形象的呈现同样也有差异性。作为自然主义在西班牙的代表，伊巴涅斯将笔墨着重放在平民百姓身上，他笔下的中国形象是复杂的，既有正面的赞扬，也有反面的描述。

在文章伊始，坐在刚到达北京的火车上，伊巴涅斯就对于这些百姓的形象有着非常细致的描述：“百姓们衣衫破烂，棉絮外翻，乞丐、农民、肮脏乞讨的孩子，都堆在车站围栏上，就像被压扁的虫子。”在这段描写中，伊巴涅斯没有对这些人的形象进行任何直接的评价，他用具象的、形象的语言为读者展现他的所见。尽管来到了中国，伊巴涅斯的中国书写中不免仍旧带有一些过去刻板的印象：他认为北方的中国人个子高大，说话冷静，做事诚实，南方的中国人小个子，吵闹狡猾，容易说谎。对北方人有好感对南方人有偏见的叙述难免与过去西方过去的中国书写重合，作家受到当时的西班牙社会对于中国集体想象的影响，内心对于中国仍带有一些固有的偏见。他看到：“在弯曲的桥梁旁边，有军人迅速伸出援手……如果他们没有收到任何东西，他们也不会停止微笑和礼貌。”可以发现，在一定程度上，伊巴涅斯观察中国的目光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性的色彩，他更多地将肯定与赞扬放置在与他处在同样阶层的人。

与伊巴涅斯笔下具有多面性，但仍受一定西方偏见影响的中国形象不同的是，特蕾莎将视线聚焦在中国女性形象上，对中国女性表现出了极大的关切。她作为“27年一代”的女性作家，一直在为世界女性的平等权利而努力，是女性权益的坚定捍卫者。在《中国在微笑》的“北京女人”一章中，她对于现在中国女性所表现出来的坚强与独立由衷地赞扬，她认为女性是未来的希望，从中国女性身上看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成效：“很多妇女被从家庭中解放出来，摆脱了繁重家务的桎梏，成为真正的女公民。”另外，具有“世界公民”责任感的作家在书写时并未拘泥于中国女性与自己国家女性的处境，不禁联想到了全世界妇女共同的命运，她盼望着中国女性的解放可以影响全世界的妇女运动，期待全世界的女性们都能拥有更光明的未来。

《一位小说家的世界旅行》和《中国在微笑》两部作品的中国形象同中有异。这些中国形象的共性体现在作家对于中国人民勤劳刻苦品质的赞扬，以及对于中国社会各方面观察视角的全面与包容。但《一位小说家的世界旅行》中的中国形象褒贬不一，有对于中国民众痛苦挣扎的刻画，也有对于与自己同属一个群体的人民不可避免的偏爱。而《中国在微笑》中的中国形象是完全正向的、积极的、美好的，并且作家以细腻的视角对中国女性形象有了更加深入的描写。她不仅对于中国女性的处境表达了关切，还体察了整个世界的女性处境。如果说，伊巴涅斯描绘出了一个在民族危机中艰难前行的中国，阿尔贝蒂与特蕾莎则展现出中国焕然一新与生机勃勃的面貌。伊巴涅斯用自然主义手法忠实记录，减少干预；阿尔贝蒂与特蕾莎则满怀情感，直抒胸臆，赋予中国形象新的时代特色。因此，两部作品在中国形象的书写上虽各有异同，但都是20世纪中国现实的深刻描画。

同为他者视域下的中国叙事，共同的目标读者群和具有相似性的写作目的，使得两部作品中的中国形象呈现出了相似之处，而写作背景、作家的个人经历及创作意图的差异使得两部作品中的中国形象不尽相同。

三、形象成因的溯源分析：创作背景与创作意图

作者的创作背景与个人经历会影响着他国形象的塑造。一方面，不同的社会背景下有不同的社会问题，面临这些问题时的处境与立场架构出了作者的创作基础；另一方面，文学作品是作者心灵的窗口，它的最终呈现是作者个人经历与创作手法的汇聚和融合。在《一位小说家的世界旅行》和《中国在微笑》的中国形象分析中，形象背后的成因已经逐渐显露，并且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作家的他者视域和对于自我的言说。

维森特·布拉斯科·伊巴涅斯不仅在文学领域颇负盛名，也时刻关切着国家境遇与社会发展。19世纪末的西班牙深陷于巨大的社会与经济危机中，伊巴涅斯肩负时代使命，笔耕不辍，探寻救国之路。20世纪初，他被迫流亡海外，在海外居住时，他也从未忘记自己的救国理想，始终坚持将自己的抱负融入文学创作中。1923年，伊巴涅斯乘坐远洋邮轮开始了他世界范围内的航海之旅。在途经中国的两个月时间中，他对中国有了颇多了解与感慨，并且在这片土地上探寻到了一个国家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原因。

与伊巴涅斯相同的是，拉菲尔·阿尔贝蒂与他的妻子玛丽亚·特蕾莎既是“27年一代”西班牙文学白银时代的代表作家，也是满怀抱负的社会活动者。随着西班牙内战的结束，两位作家不得不流亡海外。在海外流亡期间，他们都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与文学抱负。1957年，受到中国政府的邀请，这对夫妇横跨大西洋和欧洲来到了中国。这次旅行让他们接触了社会主义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见证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变迁。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让这对夫妇感慨万千，给他们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阿尔贝蒂的诗歌与特蕾莎的散文将抒情的声音与现代主义记叙融合在一起，展现出了一个崭新的、进步的中国形象。

两部作品都是作家由于社会原因被迫离开故土，流亡海外时创作的。寄居地肉体的停留并没有给予他们心灵的宽慰，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得他们的叙述视角聚焦于与自己国家境遇相似的中国身上。中国的变化与发展使得他们得到了一定的精神慰藉，并且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希望，但时代背景和个人经历的不同也使得两部作品对中国的书写具有一定的差异性。

在作家的成长过程中，本国社会的各方面都会深入他们的灵魂深处，所以文学作品中呈现出的中国形象是作家与社会在一定时期内对中国的看法相结合的结果。伊巴涅斯、阿尔贝蒂与特蕾莎都不约而同地通过贸易工业的故事，他们将中国与西班牙的历史交往联系起来，怀念西班牙过去的强盛。

伊巴涅斯以旅行者的目光审视着中国，他想找到这个历经沧桑的国家是如何在岁月的侵蚀下屹立不倒，传承至今。他得到了答案：“中国将摆脱这场危机，因为它有能力通过其人民的活力来更新自己。中国是一个巨大而强大的有机体。”他不禁将自己对于国家的设想也投射到中国的建设上；他反思当时的中国发展的阻碍，认为这些是民族现代化的历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的困难和阻力；他描写上海贸易的繁华，叹息之情油然而生，也借此燃起了对于自己国家重新崛起的希望火种。他将理想抱负寄托在中国身上，渴望找出一条属于自己国家的生存发展之路。

对于阿尔贝蒂与特蕾莎来说，对中国的赞美与对西班牙的怀念和向往是并存的。当他们欣赏着中国的异域风景时，也时时怀念故土伊比利亚半岛的家乡美景；特蕾莎感动于中国女性解放的同时也在关切着自己家乡的女性运动，甚至是全世界女性的处境。她在作品的结尾“中国在微笑”一章说：“中国的微笑永远不会从我们眼中抹去，我们会小心翼翼地把它带到世界另一端我们的国家，在那里我们已经度过了半个生命。”她渴望带回去的，是成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希望，是平等开放的社会环境，更是自由书写自我的空间。在对中国经济进步和社会建设的赞美中，可以看到特蕾莎积极和充满希望的态度。

作家都带着自己对于社会问题的深度思考与自身的理想抱负来到中国，渴望从这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国家中获取自己国家的求生之道，从创作意图来说，两部作品是殊途同归的。

四、结语

文学中的他国形象，既有他国真实形象的影子，同时还充满作者自身的理解与想象。这要求人们在看待他国形象塑造的时候要以作品的创作背景、历史条件、创作意图等为基础，进行全面的分析。伊巴涅斯的《一位小说家的世界旅行》与阿尔贝蒂和特蕾莎的《中国在微笑》都创作于中国与西班牙改革变迁的关键时期，与过去的中国书写相比，两位作家都能够以自己的观察为基础，聚焦中国人民和中国社会，勾勒出一个立体全面更贴合现实的中国形象。伊巴涅斯笔下的中国社会情况复杂，人民形象生活多样。他将自己对于国家建设的构想投射于中国，渴望寻求一条救国之路。阿尔贝蒂和特蕾莎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成果极尽赞美，眼中的中国形象谦逊美好。他们将自己的革命理想放置文中，将政治承诺埋藏笔下。作家笔下动态、多元的中国形象，有助于西班牙社会重新了解和看待中国，为东西方文化的相通融会作出了贡献。

（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

作者简介：冯佳宁（2000—），女，吉林通化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西班牙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