蝶恋花

梁树欣，洛阳人，2002年生，现就读于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曾在《中学生百科》发表多篇散文。

一

她年轻时是镇上出了名的漂亮姑娘，走到哪里都会被人夸赞长得俊俏，大眼睛，双眼皮，鼻梁不高，但显小巧，眉毛浓淡相宜，像是颜真卿最擅用的长横。

每当过年走亲戚，她扎起辫子，搭在两肩，红绳绑在辫尾，一手挎着篮子，一手夹紧新做好的红棉袄，辫子随着脚步，在肩膀上蹦蹦跳跳。一路上，聚在瓦屋门前的长辈会不时传来一阵低语，说，这是老街东头家的闺女，你看长得多喜欢人。每当声音跃到耳畔，她会侧着头，小跑似的离开，红扑扑的脸颊，不知是害羞的颜色还是街口风太寒的缘故。

上学时，奶奶会给她扎起马尾。她最喜欢奶奶给她梳头。爷爷眼睛不好，是个高度近视的老知识分子，读书都要拿着放大镜趴在纸页上，手上的老茧也厚，梳头常常拿捏不好轻重，而奶奶不仅手暖和，而且会边梳头边夸她，夸她头发又黑又多，扎起后捧在手上，粗粗的，沉沉的，饱饱的，最后，奶奶把从县里带回来的蝴蝶结卡在她头上。她觉得自己是比露水还要新鲜的一朵鲜花。这是童年的她对幸福一词谙熟于心的理解。

她背着奶奶缝的挎包去了镇中心的学校。

她是班里人缘最好的，老师们丝毫不掩饰对这个写字一笔一画、上课坐姿端正的女孩的喜欢。但人缘好不代表身边一定比别人热闹，男生们往往羞于在人前谈论她，抬头瞧她都要鼓些勇气，当她出现的时候，那些本就热闹的男生会变得更热闹，但他们不会设法把这种喧闹牵扯到她身上，只是不时有余光蜻蜓点水似的落在她身上，男生在看她是否因此抬头。女生看到她头上的新蝴蝶结，喜欢围着她询问来处，在黑绿蓝盛行的年月里，只有她身上常常会点缀那么几处斑斓，像是黄土世界里一抹新鲜的亮色。每周的升旗仪式，女生除了注目升起的国旗，余光总要落在她的蝴蝶结上，看看这次又换了什么颜色。当歌声渐隐，国旗飘驻于杆顶，女生便心安理得地观察起她的发卡，像是在端详一只随时会飞走的蝴蝶。他们与她一同成长，可她常是漂亮而又新鲜的，衣服并不崭新，但洗得干净，像山林里的蝴蝶，生于此长于此，看着大方且得体，美得独特且祥和。

那时，人们是生活在土地上的，她以及他们的父辈都在为在土地上盖起新房而耕作，人们刚刚知道去外地打工能挣大钱，但真正有这样高瞻远瞩的人在一个镇上都屈指可数。不知不觉间，人们对土地逐渐埋下了一丝倦闷，人们喜欢用骂谁“土”来表达自己除了农耕外为数不多的攻击性。但男生不会说她土，除了她从不与人置气外的性格外，也和她家的住处有关，镇西的老街是每逢露水集时最繁荣的地段，而她家就在那条老街东侧。

在她上学的日子里，当然受过委屈，但校里校外从未与人置过气，有一次，奶奶擦着她头发上已经干硬的泥浆，拍着她脏兮兮的衣裳，问，阿珍，你这都不会生气吗？她一边用手背擦着眼泪，一边哭着摇了摇头。

第二天黎明，天边的霞光初露头角，她跨上昨日黄昏便已收拾好的书包，辫子一跳一跳的，一如往日，干干净净地去了学校。早上的霞光并不刺眼，但升起得很快，黑夜尚未散尽，像彼时的黄昏一样欲拒还迎，她的大眼睛像是一面镜子，迎接阳光的同时也会折射阳光，她总会把自己收到的温暖倒映给旁人。不论这阳光似夏日那般盈余，还是如冬日那般稀少，她像大自然对待万物一样收放自得，容纳黑夜的同时会给黄昏留有余地，看到嫩芽后依旧会对枯叶一视同仁，她把自己的眼泪当作人生中的风雨。她此后的人生中没有经历什么大的风浪，但她赠给别人的彩虹早已不计其数。

她的气质与这个小镇大体相像，但总不尽相同，不像祖辈那样斤斤计较，也不似同龄人那般好大喜功，她的性格有着不言自明的颜色，不像土地一样紧绷，也不似井水那般松软，而是像雪花一样绵延跌宕，与湛蓝色的天空相得益彰。

高中毕业后，她没考上大学，在乡镇小学当了老师，在教书的第三年，经媒婆介绍，被一个穿着破衣服、推着破自行车后面还驮着个破柴锅的年轻人娶回了村里。那是她人生中第一次相亲，也是最后一次。男生大她四岁，中专毕业，头发有些自来卷，但由于长时间疏于打理，乱蓬蓬的像是个鸡窝。两个人一起去了镇北的油菜田，去了县南的城湖。几个月后，他们搭了一辆长途客车去了洛阳城，从黎明颠簸到傍晚，当她踩着发软的脚步下车时，看到了客车两侧溅满的泥浆。在龙门石窟，她第一次见到了大山。

最后，他们回家去看了已是耄耋之年的媒人。他们结婚时没有彩礼，没有嫁妆，也没有大操大办的酒席，男生买了新自行车把她驮回了五公里外的村庄。多年之后，村头那个苍老的媒人还常念叨这对顺风顺水的新人。结婚之后她依旧在镇上教书，男人去了外地挣钱，天南海北地跑过麦种，昼夜不停地跑过大车，既在城市的霓虹里卖过水果，也在一无所知中误入过传销，最后，从工程测绘员开始，一心一意地搞起了水利。

夏天的蝉一茬又一茬，冬天的雪一阵又一阵，立春前村口的寒风依旧刺骨，惊蛰后墙根的嫩芽准时破土。小满已过，夏日又长，林叶悠悠，秋后落黄。

在她出嫁的第三年，奶奶死了，刚刚在她锄地的时候，脸颊上似乎还含蕴着奶奶手掌的余温。她放下手头的活儿，草草盘起头发，在回娘家的路上已然泪如雨下，奶奶早已不能坐起给她梳妆，她月初回镇上时，还将奶奶的手心贴到自己的脸颊上，说下次赶集再来看你。她虽然早有预感，可以往那虚妄的预兆却坠破了如今真实的生活，那双松松垮垮的手再也无法像小时候那样攥紧，到了娘家，尚未娶亲的弟弟站在屋外正擦着眼泪，她进了屋，看见奶奶的身体还躺在床上，本来静悄悄流淌的泪水，眨眼间泣不成声，泪眼蒙眬间，她看到，奶奶像蝴蝶一样飞远了。原来死亡就是永别的意思。丧事过后，她骑着婚时的自行车，回到了五公里外的村庄。

风吹麦田，麦子高低起伏，像正泛起波浪的大海，虽然她从未见过海。

二

自从她嫁到这儿，村里的人都夸这家老三娶了个俏媳妇，又漂亮又孝顺，还是镇上的。那年乡镇小学改革，学校把非师范的老师聚在一起，说交一万块钱就可以转正，她放弃了，觉得自己学历低，也不是科班出身，才不配位。

离开学校后，她便安心留在村庄里，陪着不识字的婆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婆婆总在人前人后夸她能干，说她除草耕田，养牛养鸡，洗衣做饭，干得比谁家媳妇都好。

第四年的深冬，墙头的老树刚刚抖落枝头第一捧雪花，她怀孕了。

妊娠前，男人从工地回来，她到县医院，生下了她一生中唯一的孩子，这个八斤重的婴儿，衡量着她此前每一个朝暮重叠起来的重量，她的脚步从此不再指向自己的未来，而是踏在另一个生命前进的路上，她用此后那个寸步不离的身影来告别那个喜欢蝴蝶结、喜欢奶奶给她扎头的少女。

孩子出生后，男人的工作逐渐稳定，随着公司的迁移，在三百公里外的城市落了户，单位分了房，凑足了首付，稍作装修便赶忙让她搬来。第三年，她第一次坐上火车，带着两岁大的儿子搬到了百公里外的这个家属院，住进了属于自己的楼房。

家属院往北一公里是市中心，往东三百米就是京广铁路线，火车声在她的耳畔日夜不息。她开始以全职主妇的新身份来与这个城市互动，与自己的生命互动，与生命中的另一个小生命互动。很快，她能驾轻就熟地穿梭在菜市场和红绿灯之间，卖鱼的、卖肉的、卖鸡蛋的、她把各家小贩的价格了然于心，谁的质量好，谁的价格贵，几点的时候菜最新鲜，几点的时候菜农会把卖不尽的低价处理，她认识到，母亲的身份比教师的职业更需要深入细致地学习，城市与乡镇比起来，在这儿的每一处生活都需要肉眼可见的开支，她开始记录一天的每一笔支出，百元的稀有，千元的罕见，本子上大多是一块四一把的生菜、三块五一包的十三香、八毛钱的绿豆芽，超市小票里的几分钱也不落下。除了儿子穿小的衣服和穿不上的鞋子，床头的几本日记就是她与生活朝夕相处的全部记录。这个习惯她保持了八年，八年后，六层高的家属院在拔地而起的建筑群的映衬下已经不算是高楼，儿子变成了初中生，她从全职主妇变成了小面馆的老板娘。

六个月后，儿子到了上学的年龄，去了距家两个路口远的幼儿园，她开始拥有少许可供自己支配的时间，她买了辆自行车，到路南的烹饪学校学习做饭，从素菜开始，再到蒸煮焖炖，她都记在了笔记本上，不过，厨师教煎炸的时候她刻意回避了去，不是与接送儿子的时间相冲突，是她觉得油炸的东西不好。

华北平原上的四季，各地相去不多，只是那些在异乡和家乡两个概念的中折返的人，情绪不免此消彼长。夏季的闷热和冬天的刺骨逐渐被衬托得有所不同，相比于农村的淡烟流水，在城市里寻阴纳凉都成问题，相比于城市的见多识广，农村的不成体系也难值一提。她喜欢玫红和橘黄，先后买过一条红色的长裙和一件黄色的棉袄，她开始戴起发箍，她最喜欢那个两指宽窄、淡粉底色的布制发箍，上面有一圈透明小钻，小钻在太阳下跃起的阵阵光点，是她三十岁的见证。

昼短夜长，昼长夜短，从柳树缀出新芽，再到银杏面掩鹅黄，日落而息的生活已从她生活中淡去，她逐渐习惯了这座城市的日夜，不远处传来的火车声也不似最初那般刁钻刺耳。她送儿子上幼儿园时的动作不再那么紧张和僵硬，儿子松开她手掌的瞬间也逐渐变得稳健且果断。

日子像火车一样过了去。儿子上了小学，学校在离家三个路口处，她与这座城市的节奏逐渐变得如榫卯一样契合，厨艺也小有所成。她让儿子中午放学时和同学一路回家，要求儿子不能吃垃圾食品，但儿子时常会在到家之前把辣条或者冰糕吃完，有时一进门她便会闻到一股辣条味。她想了一个办法，闻不到味时就抓起儿子的小手嗅一嗅，儿子常会心虚，惨叫着把手缩回去，跑到卫生间洗手，接着耀武扬威似地把手重新伸回她面前。

周末她会带着儿子去半截河玩，初春时最为频繁，一早便骑着自行车，车篓里放着昨夜准备好的风筝和吊床，坐在后座的儿子唱起音乐课里学的歌，但他规矩地唱一会儿便觉得无聊，转而背起男生间口口相传的顺口溜。

到了半截河，自行车扎在一旁，她寻两棵间距合适的树把吊床系上，小男孩玩累了，在包里找出口琴，笨拙地吹起《两只老虎》。断断续续的乐声并不让她烦躁，她和儿子一同俯下身子，观察枯枝上透出的绿芽，半截河沿岸全是柳树，远看时，隐约间蒙着一层绿色，但到了近处，却发觉柳枝与入冬时模样并无二样。这似有似无的绿似乎是氤氲在树皮之下，像是即将长大的小孩，铆着一股劲儿在生机肆意的春天里博得自己的领先。一周一周的，渐渐地，儿子脱掉一层层的衣服，也看到了正绽放生机的万物，感受到春天来临时那静悄悄的步伐。夏天时，儿子在林中的小路上奔跑，对着那座有着南水北调标识的高桥呐喊，刺耳的蝉鸣给他和着节拍，儿子在河边打水漂，像她小时候一样。有一天，儿子把头枕在这座桥的栏杆上，两岸的柳树倒映着微风的模样，他挺直了腰，说，妈妈的头发像春天的柳树。

又过了几年，儿子到了小学高年级。有一天，她发现儿子在偷拿衣柜里的钱，想到自己先前不时会在家里找到一些玩具，她开始注意儿子背着她在学校门口买玩具接着偷渡到家的行为。那一天，早晨细雨朦胧，清早如傍晚一般昏沉，雨落得又急又密，像行人匆匆的脚步。儿子穿着五色雨衣，和她在入校的拐角处挥手告别，这条路名叫育才路，小朋友们会沿着这条路径直入校，她往往和其他家长一样在此止步，而这次她想看到儿子走进校门的那一刻。她猜的没错，儿子不时回头，拐个身子进了路对面的小卖铺，她匆匆合上雨伞，三步并作两步，在儿子从雨衣兜里拿出被水微微打湿的一张五十元时，拧住儿子的耳朵，她抢过纸币，攥在手里，儿子吓傻了，站在原地不知所措，她说，你站着干啥，现在给我上学去，回家再跟你算账。儿子走出小卖部，再一次汇入戴着红领巾的孩群中，儿子走得缓慢，背影像是要奔赴刑场。她注视着儿子越过保安身前，踏入校园，而后雨已将她的刘海尽数打湿，她撑开伞时，发觉纸钞已被她攥成再难展开的一团。

她的白头发似乎是从那一年开始长的。

后来，她又发现儿子偷拿她钱包——一个泛着黄斑和黑渍、皱巴巴的塑料袋子——里的钱，那晚，她把儿子在床底、被褥下藏的玩具悉数摆在客厅，各式各样的模型，有逼真的袖珍摩托，有兰博基尼和布加迪，问儿子买这些东西的钱是哪来的，儿子眼神躲闪，沉默不答，每当她音调升高，儿子胸膛总会一抖。她当着儿子的面，举着实木板凳，把一地玩具砸得四散而飞，儿子终是不忍心看着玩具一夜尽毁，说，妈，我再也不偷偷拿钱了，我错了，你别砸了。她看着儿子，把板凳扔到一边，在墙角处碰出噔嗵一声，跟疯了似的，把所有本该向儿子发的火一股脑地撒在自己身上，她好伤心，说，都怪我，没教好你，把你教成了个小偷、教成了个贼。说着一个巴掌扇到自己脸上，接着又是一巴掌，她打着哭着，儿子崩溃了，大哭着扑过去，撑住她扇向自己的手掌，大喊，妈妈你打我吧，你别打自己，你别打自己。儿子双手握住她的手腕，想让耳光落在自己脸上，可根本拗不过母亲惩罚自己的力气。儿子哭着跪下求她，她停下，将脸别过一旁，情绪上的抽噎依旧继续，胸口起起伏伏满有皱纹的眼眶已是通红，大眼睛里血丝连片，像是红色的蜘蛛网，儿子哭得喘不过气。她红色绒袄在腋窝处露出棉花丝，是她第一次去洛阳时买的，如今也染上了为人母的憔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