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可心中篇小说中的生存困境探析

王可心中篇小说多集中在对底层小人物命运的叙述上，直面现实，风格偏中性化，受到了广泛关注。其中，多部小说以吉林省西山这样一个城市边缘区域为背景，被读者和文学评论者称作“西山系列”。《头顶一片天》《乐园东区16栋303室》两部作品分别讲述了两个发生在西山的故事，聚焦于落魄、隐忍、对未来充满希望却终究无法控制人生的底层人物的生存困境，《西山谣》叙述了外地来西山务工者的艰难生活，这些作品在生存困境书写的呈现、背后蕴含的现实意义均有独到之处，相互呼应又互为补充，使吉林西山代表性地成了王可心文学创作中超现实的文学化故乡。王可心在这片土地上赋予小说人物以文学生命，还原了底层人物的生存困境，铺展开一幅人类面对生存困境时深陷苦难、渴望挣脱困境并以自己的方式为之付出努力的鲜活画卷。

一、深陷困境：城市边缘生活中的生存泥淖

人的生存包括了从诞生到死亡整个过程中所有实践活动产出的物质、精神等一系列维度，困境则使生存这一动态过程停滞、后退或进入艰难困苦的境地。王可心构建了吉林西山这样一个如同深渊的地区——它位于城市的边缘，没有赶上城市的快速发展速度而被遗弃，破败、肮脏且贫穷，从物质困境和精神困境两方面还原了底层人物的生存困境。

（一）贫病交织的物质困境

物质困境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由于对金钱的渴望不能被满足而产生的贫穷困境，另一部分则是由客观的身体条件造成的残病困境，主要体现在人物残疾、疾病等不健康的身体条件。

1.造成自我压迫的贫穷困境

贫穷可以说是王可心小说困境中人物的共同特点，表现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最常见的就是对居住环境的描写，西山的地标建筑是臭气熏天的垃圾场和一条穿城而过终日轰鸣的火车道，大部分居民都是为了节省房租的外来打工者，住所的优劣是一个极为常见的判断经济水平的标准。《头顶一片天》中的杨八夫妻靠卖菜和打零工补贴家用，他们的家紧邻铁轨，噪声已经影响了他们的正常生活，更重要的是影响了儿子的学习，阻碍了儿子日后“出人头地”;《乐园东区16栋303室》中的陆大壮甘愿为人顶罪入狱，只为买一栋楼房，因为这是他们一家倾其一生都难以实现的梦想;《西山谣》中的毛四和彭艳艳是外来打工者，他们都住在拥挤矮小的平房中。除了对居住环境的描写外，三部小说都描述了他们的消费水平和生活习惯。因为贫穷，他们对生活不约而同地展现一种吝啬和苛刻的态度：不舍得吃、不舍得穿，甚至连生病都不舍得打针。

王可心小说中人物的生存条件都不至于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不会即将因为贫穷失去生命，但是通过对他们居住条件、生活习惯的描述读者不难看出，他们并不满足于现有的物质条件，他们都对金钱充满渴望。杨八、毛四为了妻儿，陆大壮为了全家老小，情愿通过自我牺牲为自己心中重要的人创造优渥的条件，试图压榨自己“造福”他人，这种群像将个例扩大为常态，充分揭示了物质困境的本质。

2.带来心灵盘剥的残病困境

王可心的中篇小说中穿插了大量的残疾、病痛描写，残病或是其小说的主要情节，或者成为小说中的主要线索，推动了情节的发展。

《头顶一片天》中的残病困境在文中主要由两个家庭呈现出来。双职工夫妻双双下岗，做瓦匠的杨八又失足摔断了一条胳膊，无法继续工作，直接影响是家庭失去了主要的经济来源，带来的隐性影响则更加令人唏嘘。失去劳动力的杨八已然默认自己是一个没有前途和未来的废人，他自己也曾感慨“这辈子是没有指望了”。文章在写杨八换肾的过程中穿插了对杨八妻子马淑花摔伤、踝骨骨折的叙述，着墨不多，却能够看出一个家庭“忙中出错”的慌乱。另一家庭中，李小会身患重病又没有肾源，只能依靠透析维持生命，久卧病榻的她极度渴望生命、珍视生命，此时她迫切、焦虑地渴望自己拥有完整的身体，与她手足情深的李大国也不可避免地被肾病困扰。《西山谣》的故事也自毛四生病展开。一场感冒影响了他原本的生活，让他看到了同是湖北老乡的西山居民彭艳艳悲惨的人生经历。《乐园东区16栋303室》中陆大壮替人顶罪，在狱中因为全盆骨骨折彻底失去了性功能，他的困境并非来源于残病，但这种失去男性功能的残病对一位本就不得志的平庸男性来说是致命的，原始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带来精神上的虚无感。在他的认识中，他已经不是一个能传宗接代的长子了，为弟弟牺牲自己更在情理之中。

当残病单独出现时，残疾、骨折、失去性能力、重感冒等种种可能都很难引起重视，但当它与患者身处的困境叠加时，残病的意义就不仅仅是肉体的痛苦了。失去了原有的某种能力，让本就处于困顿的他们更感受到压迫感，残病使他们感受到自己的不完整，于是将自己默认为一个可以牺牲的“残次品”。

（二）导致道德迷失的身份困境

人生活在物质世界中，同时生活在精神生活当中。精神生活由物质决定，却没有实体，意识思维活动的自由与多变到这精神层面的困境更具复杂性和不稳定性，在王可心的中篇小说中主要表现在对自己身份的不认同和由此引发道德的迷失。

在实现个人追求的过程中，王可心中篇小说中人物的肉体遭受痛苦，期待反复落空，尊严被践踏，失去底线，身份却仍得不到扭转，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和对现实的认知不足以支撑他们思考自己是如何被“削弱”的，只能被迫在这种身份的强弱变化中陷入身份认同的困境。

杨八、陆大壮、毛四各自有不同的人生经历，但身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受教育水平不高，没有赖以生存的技能，却担负着养活家庭的责任。从传统社会学出发，他们的角色是父亲、丈夫、兄长，比之更加“弱势”的一家老小，他们本身充当的是家庭支柱的角色，推动整个家庭生活的运转。杨八下岗、陆大壮入狱、毛四背井离乡，他们都从一定意义上的“强者”变成了“弱者”，只能一味地追求改变，想通过“挣钱”来挽回自己的地位，重新端正身份。

“西山的人”试图离开西山，摆脱困境，现实并不会达到他们的预期：杨八卖肾的手术失败，为避免买家觊觎儿子的肾脏，他最终杀害了买家;陆大壮替人顶罪买下房子，出狱后却再难融入原有的家庭;毛四背井离乡节衣缩食，经济情况却并未有所改观。杨八杀人、陆大壮为人顶罪而获得美好生活的行为本身就是突破了道德、法律的底线，《西山谣》中与毛四邂逅的彭艳艳也一直靠卖淫维持生计，但杨八、陆大壮和毛四此时都忽略了道德和法律，只从自身出发作出了选择，这些为了生存失去底线的行为变得合情合理，他们丝毫没有察觉这些看似能够使他们逃离困境的做法只会让他们陷入新的困境。这样荒唐的、病态的结局强化了生存困境对困境中人物的戕害，他们因选择迷失了道德，却仿佛是他们试图摆脱身份困境的最优选项。

二、摆脱困境：接受现实与追求希望的双重反抗

王可心通过叙事构建了一个贴近生活的文学世界，刻画了几个生活在西山的家庭，在深陷生存困境时，他们一方面接受现实，另一方面不断追寻未来的希望，实现了双重意义上的反抗。

（一）强大现实背景下的妥协

当人类面对一时无法逃离的困境时，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作出妥协。杨八在接连受挫后觉得自己是“倒霉蛋”，只祈祷能遇到天降横财;陆大壮安于现状，在国企当临时工司机;毛四独自外出打工：这一切都因为他们的生活“没有转机”而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他们或出生在贫苦的西山，或因为贫苦前往西山讨生活，没有接受教育，没有傍身的技能，任城市飞速发展，他们只能跻身于城市边缘的一角，除非有突如其来的机会，否则他们几乎没有任何挣脱、反抗成功的可能性，只能被动地接受这一切。他们在现实面前束手无策，只能循着传统文化中儒家学派的天命说，用“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宽慰自己。

《乐园东区16栋303室》《西山谣》中处于困境的主人公陆大壮、毛四身上颇能看出这种接受现实的释然。陆大壮明知自己没有性能力，被弟媳污蔑酒后乱性却未当场揭穿，只是在警告弟媳善待父母后独自搬离了用青春换来的房子，只身回到了西山。即便露宿街头，做梦时仍回忆起从前全家一起生活的幸福时光。毛四因病与靠卖淫为生的彭艳艳相遇在西山破旧的诊所，并共同度过了一个除夕夜。尽管毛四没有和彭艳艳发生关系，却为了“正儿八经地给彭艳艳一个价儿”，在离开时留下了200元。两人再次相遇时，彭艳艳给了毛四联系方式，毛四却将联系方式丢掉，两人从此重新回到原来的生活轨迹当中，彭艳艳依旧靠身体过活，毛四继续为妻儿打工挣钱，但那一夜是两个苦难人的互相救赎。尽管他们穷困潦倒，深陷在西山这样一个肮脏混乱的环境当中，身上仍然存有人性质朴的光辉，他们真诚而温情，在面对残酷的现实和逼仄的生存困境时没有一味地逃避，反而展现出勤劳、坚忍的品性。

事实上，这种妥协也是一种反抗：“反抗就是人不断地自我面呈。……这种反抗实际上不过是确信命运是一种彻底的惨败，而不是应与命运相随的屈从。”

（二）“妥协”基础上的不懈抗争

身处困境中的人接受现实，却并未停止与生存困境本身的抗争，在杨八、陆大壮的眼中，卖肾和顶罪就是他们带领家庭摆脱贫穷现状的机遇，困境中的人与生存困境本身的冲突就此展开。

可以看到，小说中的人物想摆脱困苦生活并非为了自己，更多的是为了家人。《头顶一片天》中多次提及杨八“将希望与幸福寄托在儿子身上”“让儿子好好读书，完成自己的夙愿”，不再叛逆、已经懂事的儿子杨乐宝成绩优异，是杨八家庭的前途和希望，他卖肾的事情没有跟任何人提起，只是用赔偿金一笔带过。相较于为了给儿子提供更高的起点去卖肾挣来的15万元，儿子杨乐宝更像是这一家人摆脱困境最佳的反抗方式。《乐园东区16栋303室》中的陆大壮牺牲了六年美好时光为家人换来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楼房，文中极力描写了陆大壮出狱回家时的激动心情和踏入小区时的意气风发。

杨八卖肾后正在欢天喜地开始准备好迎接精彩的生活，陆大壮看到家人住进新房时感到“无怨无悔”，虽然十分心酸，却展现了一种坚忍顽强的生存信念，是“坚韧不拔、执着顽强、为洗浴千古一脉的文化选择、生存竞争和生命永恒的期盼与追求”。正因为不断追逐希望，他们才甘愿作出自我牺牲，而这种牺牲一定程度上也是他们处于生存困境中对命运的妥协。此时牺牲的背后就是追逐希望，他们让理想化作现实的突破口，他们在这种妥协中为摆脱困境寻找希望，延伸了接纳命运的意义与价值。

“时代的一粒，沙落在人身上，就是一座山。”生存困境建立在普遍的人的生存过程中，不论这个人是何种族、拥有何种地位、居于何种历史阶段，苦难都是相通的，王可心笔下的人物面对物质困境、精神困境的双重折磨，表现各有不同，又体现了默契。他们既接受了现实的残酷，又不断追求希望，力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反抗，最终摆脱这些束缚他们的生存困境。“这种反抗赋予生命以价值”，处于困境中的人面对困境时做出的抉择使生存困境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完整，让读者看到生存困境中人的生存状态，并通过这种反抗窥见了物质欲望之中的精神内涵。生存困境中人的反抗既能表现出个体面对困境时的窘迫，也表现出了生存体验视域下的现实、历史、社会、国家等发展中的问题。

三、超越困境：关注生存焦虑，召唤人文关怀

（一）由己及人，以文学观照生存焦虑

人的生存以诞生开始到死亡结束，无论贫穷、富有、健康、疾病都不能摆脱死亡，无法控制生命中的各种变数。困境或可以轻易摆脱，或致使人直接走向死亡，没有谁的一生没有困境，可以说困境是人生存发展的常态。在生存的困境当中，急需思考和探索的力量，文学承担了这种记录和批评生存发展常态的责任。文学有着对全人类的超种族、超阶级、超时空的关怀的特点，是对一种普遍性的在主流社会里的生存状态的离异和自我放逐。

王可心的文学写作开始于车祸后久卧病榻的一段岁月，由于长期卧床且治疗前景渺茫，也不可避免地充塞了被缚者的挣扎，病痛和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能够使她以一种紧张、敏感的精神状态去体察一般人无法体会到的困苦。文学排遣了作者的恐惧和寂寞，使她在文学中得到救赎，她将生活经历融入作品当中，其写作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一种无奈的基调。

现实中的吉林曾有下岗者饥寒交迫，生活十分艰苦，随着经济的发展，又出现了贫富差距扩大、追求经济利益忽略道德品质的思想偏差等问题，这些问题无法在短时间内妥善解决，甚至影响了下一代人，“作家以他对人生特有的敏锐感受力较一般人或许更多地承受着生存的焦虑”。王可心也曾在为小说集《头顶一片天》作序时提到：“我对人面临痛楚和苦难，有着切肤的感受，我理解他们，体恤他们，想张开臂膀去拥抱他们。……无论如何我都逃离不开对痛楚和窘境的刻画，或许为金钱，或许为身体，或许为理想，或许为爱情……很多个或许，让人的一生在某个时刻处于深渊。我意识到，能去关注这一时刻，哪怕不能让我的人物们绝处逢生，我依旧给了他们温暖。”现实背景与个人经历为王可心构建“吉林西山”这一文学世界提供了极为准确的原始素材——被当作“万恶之源”的贫穷与残病，饱受挫折产生的情感的变异和对自己身份的无法认同等共同丰富了王可心立足吉林本土的中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