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夹缝中的苦思与挣扎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沈从文无疑是一个独特的存在。这种独特，除了他文学创作上的别具一格，更表现在他自成一体的思想体系与充满矛盾冲突的内心世界。“乡下人”身居都市、神性生命与人间生活、抽象与实际的战争等，无一不在挤压沈从文的心灵空间，使他长期处于思想的夹缝和精神困境之中。但也就是在这般“困境求生”的境遇中，沈从文在笔端呈现了湘西世界的纯美和忧愁，探寻生命的真实与虚无，并在对“美”与“爱”的追求中，向世人展现了他在神性与人性间的苦思和挣扎。

一、精神困境与死亡选择

沈从文作为中国现代作家中的一个独特存在，在其内心世界中，乡下人与城里人、生活与生命、抽象与现实等为主体的二元对立模式，既在不断嬗变，有时又往往同时存在、复杂交织。长期处于这样的夹缝中，沈从文的内心世界是痛苦而又困惑的，他既难以用一己之力改变现状和发展趋势，又不能以文学语言构建想象中的“抽象原则”。久而久之，这种精神困境令沈从文陷入混乱疯狂的精神状态，一步步走向自我世界的崩溃。

1949年1月初，沈从文在旧作《绿魇》文末写了这么一段话：“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3月6日，在《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的末页，他又加了一个注：“解放前最后一个文件。”全集的编者跟着对“解放”做了注释：“意为‘解脱’。”3月28日上午，沈从文主动选了他要的“休息”和“解放”，他意图自杀。亏得家人及时发现并送往医院急救，病愈后，他开始了仍旧坎坷波动却又独放异彩的后半生。

心理学家布拉默的危机理论应用认为，导致自杀的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发展性危机，这主要是在个人成长、求学或事业等发展过程中遇到危机;二是情景性危机，这主要和突发性事件或强烈的、灾难性事件联系在一起，如交通事故、疾病等;三是存在性危机，主要和人生目的、生活意义、工作意义等联系在一起，人们可能发现自己在这些方面没有答案，会产生空虚感、后悔感、无意义感等。根据上述理论，在乡下人与城里人、生活与生命、抽象与具象等二元对立模式的挤压中，沈从文的精神危机，似乎主要是存在性危机。对人生意义的追寻是他前半生苦思不已的命题，但是在其精神困境的形成过程中，类似发展性危机和情境性危机的影子也存在着，诸如情窦初开时却爱情“受骗”、年少军旅生涯的颠沛流离、初到北平时的潦倒困顿、上海都市生活的格格不入、意外或战争带来的亲友亡故等，这些都可视为导致沈从文出现精神危机的诱因积淀。只不过在这些阶段，沈从文的心理自我防御机制比较健全。回顾沈从文的人生经历不难发现，真正加剧他精神困境的，还是在昆明的八年。“一九三九年是沈从文陷入精神困难之中的年份……在这个开始的阶段，它就抓住了沈从文。”这种心境大变，在沈从文面对自然的态度时表现得极为明显。

面对自然，沈从文的心境原本是纯净明爽的，即便是在上述心理危机存在的年月，他依然写出了《边城》这样的优美作品。但到了1942年，沈从文却在面对自然的静思中看到了“堕落”。“先从天光云影草木荣枯中，有所会心。随即由大好河山的丰腴与美好，和人事上无章次处两相对照，慢慢地从这个不剪裁的人生中，发现了‘堕落’二字的真正的意义……我于是渐渐失去原来与自然对面时应得的谧静。我想呼喊，可不知向谁呼喊。”由自然的景象而到“不剪裁的人生”，进而“人事上无章次处两相对照”，相比之下，人世间的“堕落”清晰可见。这是沈从文心境大变的真实写照。但沈从文真正忧心的、痛苦的却又不仅仅是见到了“堕落”，而是这一堕落“还有更可怕的，是这个现实将使下一代堕落的更加堕落，困难越发困难”。可以看出，此刻困扰沈从文的主要是内心深处的启蒙情结，如何改造已经“堕落”的国民人格以救亡图存。

二、抽象与实际的战争

关于“启蒙”的实现路径，沈从文指向了“抽象”。“我们是不是还需要些人，将这个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用一些新的抽象原则，重建起来？”但是，当沈从文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后，却又立马开始质疑甚至否定自己。“到我从新来检讨影响到这个民族正当发展的一切抽象原则以及目前还在运用它作工具的思想家或统治者被它所囚缚的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时，顷刻间便俨若陷溺到一个无边无际的海洋里，把方向完全迷失了……正如同经典中的抽象原则，已腐朽到全不适用。”看到“堕落”，意识到必须停止“堕落”;想到“抽象”，却又迷失在“抽象”之中。这种思想的反复折磨、灵魂深处的不停拷问，一次次加剧了沈从文的精神苦闷，他急于寻找一个出口。这种迹象在《烛虚》中表露无遗：“可是真正吵闹到我不能构思不能休息的，似乎还是些无形的事物，一片颜色，一闪光……我必须同外物完全隔绝，方能同‘自己’重新接近。”幻觉意识的出现、自我认知的否定令他整日心绪不宁，脆弱的神经越拉越紧。

尽管备受“抽象”的炙烤，但此时的沈从文并没有选择他说的“休息”，反而保留了一份清醒。这份“清醒”，从心理学上讲，可视为个体一种本能的应激反应和自我保护。如果进一步探究原因，这种“清醒”的存在可以从两方面分析。一方面，沈从文几乎到达了他所追求的生命至高形式。“我要沉到底为止。这才像是生命。我需要的就是绝对的皈依，从皈依中见到神。”沈从文选择通过“触底”来实现绝处逢生，但想要真正实现“触底”却又绝非易事。而没有“底”便没有落脚之地，只能悬浮在空中。也就是说，这种绝对的皈依，并没有可以接纳的“底”和可以渡达的“彼岸”。从这个意义上讲，沈从文“皈依神性”的不可实现反而成为他没有选择自我解脱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沈从文虽然在苦思冥想，但又绝非“桃花源中人”。相对于心向往之的“抽象”，沈从文的肉身却不得不处于现实的种种“具象”之中。只不过这个“具象”，既不是他原本就不喜欢、不适应的都市生活，也已不可能是“神之不存”的湘西世界。

欲完全摆脱“现实”而不能，想彻底皈依“抽象”又不得。在这样的生命夹缝中，沈从文的理性意识再度回归，他重新找回了生命的现实意义。“再向前走，也许会直入滇池水深处。我得回家了。”在生命终结之前的“悬崖勒马”，是沈从文精神意志中积极因素发挥作用的体现，理性与现实再次回归到沈从文差点崩溃的精神世界。

三、生命的张力与引力

在饱受苦思折磨的同时，对沈从文而言，此时“情感发炎”带来的冲击无疑也是巨大的。朱自清日记中的一句“从文有恋爱故事”，道出了沈从文在昆明期间的婚外恋往事。这段“情感发炎”的历程，也在《看虹录》《水云》等作品中多有印证。如《水云》：“尤其是那个名为‘感情’或‘爱情’的东西……我真业已放弃了一切可由常识来应付的种种，一任自己沉陷到一种感情漩涡里去。”同大多数深陷婚外恋情中的男人一样，沈从文的内心是矛盾的。他要按捺住内心的情感欲望，但同时他又要承受道德的约束和良心的拷问。这种压力在创作中的体现，便是《看虹录》中对意象的使用，插入大量的抒情与议论，故事情节极其隐晦，旁人读来也多是晦涩难懂。

同正统而长久的家庭婚姻相比，婚外恋情“美好”却又短暂，沈从文对此也心知肚明。不管是“看虹”“偶然”还是“情感发炎”，他内心清楚地意识到这些都是暂时的、终会逝去的。但是“炎症”结束后的恢复过程，则又是一番心理考验。“偶然”终究还是要离开，成不了必然。“偶然，你们全走了……我觉得都是不可免的。可是时间带走了一切，也带走了生命中光辉的青春。”这种离开便“带走了生命中光辉的青春”，可见这种“失恋”的痛苦对沈从文的心理打击是十分沉重的，生活似乎一时间了无生趣，他的意志也更加消沉。

除了自己“情感发炎”带来的情绪冲击，身边亲友的遭遇也不断冲击着沈从文脆弱的内心。九妹沈岳萌的精神异常，育照和子昭两位亲属先后战死沙场，均给沈从文的内心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昆明城中“上等人”的阔绰生活：“到昆明来住在用外国钱币计值的上等旅馆……住云南两个小孩子的衣食用品，利用丈夫服务机关便利，无不从香港买来。可是依然觉得云南对她太不方便，且担心孩子无美国桔子吃，会患贫血病，因此住不久，一家人又乘飞机往香港去了。”一面是人民水深火热的困苦生活和前方战士殊死奋战的流血牺牲，一面是城市里“上等人”追求物质享受、出手阔绰的奢靡生活，身处在这种鲜明对比之下的人间生活，沈从文对民族的悲观情绪更加难以排解，越发感到改造民族人格的现实紧迫性。

此外，战争环境带来的生活困苦、敌机轰炸带来的生命无常，更加激发了沈从文对生命意义的思索。种种因素作用之下，其心理张力也几乎要达到顶点。沈从文的精神世界还没有完全崩溃，说明在心理层面还有一种或几种积极因子形成的生命引力：

一是家庭生活的慰藉。沈从文精神上的孤独，经常存在于他孑然一身或独处时，家庭的团聚使他疲惫的心灵和紧张的神经有了舒缓之地。“因现实的刺激而生的痛苦，由自己的‘思索’而来的苦恼，交相纠缠沈从文敏感而孤单的心灵，幸好有家庭生活，它的有序、活力、欢乐、朴素，给予极大的安慰。”沈从文曾写道：“孩子们欢笑歌呼，于家庭中带来无限生机与活力。主妇的身心既健康而朴素，接受生活应付生活俱见出无比的勇气和耐心，尤其是共同对于生命有个新态度，过下去似乎更困难，即过三五年也担当得住并不如何灰心。”这种苦中作乐、憧憬未来的家庭生活，无疑可以放松和缓解沈从文紧绷的精神状态。

二是爱人的宽容与理解。1945年9月的一个夜晚，沈从文创作了小说《主妇》，文中写道，即便自己“情感泛滥流注亦即如云如水”，但是“总还有个谦退沉默黑脸长眉的影子”。从这段描述不难看出，在沈从文的内心世界里，张兆和一直是占据着主要地位且无可替代的，他对妻子之于自己的宽容也是心知肚明的。试想，如果张兆和当时选择与沈从文结束婚姻、离家而去，妻离子散的局面会对沈从文在精神与现实上带来何种严酷的冲击。

三是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在昆明期间，同多数教授或者作家一样，沈从文的生活是困苦的，写作也深受当时审查制度的干扰之苦。他在1944年9月写给多年不见的胡适的长信中，对在英美出版著作曾经充满着憧憬，“希望因此有机会到美国看看，住二三年，或自费，或在需要教‘现代中国文学’的什么学校……一定尚能称职”。在信中他还写道：“我们期望生活有个转机，不是活得比当前更舒服些，只是活得比当前更有用些。”这种对未来的期待和憧憬，避免了沈从文内心世界的完全崩塌，使他坚定了继续活下去的信念。也正是因为生命的继续，沈从文的后半生在文物研究领域独放异彩，其作品的文学价值、个体的人生价值也被重新评估。

四、结语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在他的墓碑背面，是张兆和手书，傅汉斯、张充和题写的挽联：“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1946年1月16日《文艺新报》转载《〈断虹〉引言》的边上，沈从文曾写下这样的话：“这就是人生，人生多可哀。”回顾这位文坛巨匠的一生，我们能感受的不仅是他用文字展现的文学世界，还有在时代洪流中个体的渺小与无奈，更有深处精神困境中的那个坚韧灵魂的诉说与叹息。活下来，就是胜利。或许这就是一个“乡下人”最朴素的人

生观。

（山东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