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记忆（四题）

班主任

高中三年，先后两位班主任。

第一位，关老师，中年女性，戴黑框眼镜，很有知识分子气质。关老师教语文，对爱好文学的同学有些偏爱。高一学年的第一学期，我和同班男生王鉴君合写了一首歌颂水的诗，叫《我愿化作一颗水珠》，无非是合辙押韵地告诉大家水这种东西怎么清澈纯洁，怎么高尚无私。关老师看了，感觉不错，便拿到校报上发表了。此后我便一发而不可收，整个高中写诗成瘾；鉴君更猛，不仅写诗，还写话剧。高中毕业那年一中上演过一部话剧，叫《再过二十年》，就是我哥们儿鉴君的手笔。然而到了高二，文理分班，我要去学文科，关老师却不太支持——当时理科正热，文科不怎么受重视，而我的理科成绩不算好也不算坏，考太好的大学不行，考个一般的大学还是不成问题的。关老师问我：“为什么要学文科？”我说：“我对理科没兴趣。”我之所以弃理从文，有鉴君的引诱——他的理科成绩比我好，他都弃理从文了，我干吗要死守着理科不放？更有关老师的影响——她的语文课给了我太多人文方面的激情与思考，不学文科我都觉得对不起她。后来我考进了黑龙江大学法律系。说实话，不太理想。报到前我向关老师告别，她送我一句话：“聪明你有，但要踏实。”这句话对我太重要了——我学点儿什么倒是不笨（体育除外），但我的确不够踏实。

到了文科班，遇到了第二位班主任，王老师。王老师也是一位中年女性，教政治，性情温和，慈眉善目，像个菩萨。政治老师讲课，大都喜欢板着面孔说教，她却不然。她总是笑眯眯地娓娓道来，把一些原本冰冷的政治话题讲得很有温度。她观察学生细致入微，比如你突然消瘦了，或者突然精神不振了，她马上就能发现，之后一定要搞清楚原因，然后对症下药，耐心调理，直到你好转。那天放学，我没回奶奶家，而是沿着西二条路向南走。她下班回家，骑着自行车打我身边经过，回头一看是我，便下来，问我为什么不回奶奶家。我告诉她，家里发生了一些矛盾，我暂时不住奶奶家了。她知道我的家庭有点儿复杂，便不再追问，推着自行车跟我一起走，边走边叮嘱我一些学习上的事情，一直走到我住的地方。见我住的地方是我妈单位的职工宿舍，她放心了，最后叮嘱了一句：“别太熬夜，休息不好也会影响学习的。”然后才骑上自行车折回自己家去了。

对不起，还得说一位，韩老师。她叫韩波，教文科班数学，当时非常年轻，还没出嫁，甚至还没有男朋友，她把心思全部用在她的学生身上。多年以后，韩波在一次新生点名时，发现一个姓张的女生名字里也有一个“望”字，便问我是她什么人。女生说：“是我大哥，我大伯的儿子。”韩波笑了：“你大哥呀！他也是我的学生。”接着给出了一句对我的评价：“你大哥学习好，长得也好。”明知这话言过其实，后来我妹妹把这话转给我时，我还是觉得非常受用，并且立刻提升了韩波在我心里的位置。——人性的一大弱点在我身上表现得特别充分：乐享赞誉，哪怕是过分的赞誉；拒斥批评，即使是中肯的批评。韩波又说：“不过那小子也挺不是东西的。他当面叫我‘韩老师’，背后叫我‘小波’，还说我长得像波斯猫。他以为我不知道呢……”

高考前的两个月，复习进入白热化，晚自习上到后半夜。晚自习上到几点，我们的班主任，还有几位任课老师，就陪着我们熬到几点，随时解答我们在复习中遇到的问题。几十年过去，如今一想起他们，我心里还会生出一种别样的温暖。一次，妻子要我开车拉她去女儿的老师家送礼，我不同意，我说：“当年我们的老师对我们那么上心，我也没听说哪个家长给我们哪个老师送过礼。”妻子说：“当年是当年，现在是现在，你就说你去不去吧！”我说：“不去！”妻子说：“那好，离婚！”当时只是一句气话，但后来我们真的离了，自然还有别的原因。

学 霸

同桌女生王哲艳，既用功又聪明，经常考全班第一。

暗中观察了一阵子，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她的用功不是迫于某种压力，而是她对学习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热爱。举个例子：下课了，我们都去操场疯玩，她却坐在教室，把几张小卡片摆在课桌上，用一种赌徒浏览麻将牌才会有的眼神浏览记在卡片上的英语单词。我问她：“下课了你也不休息呀？”她说：“我这不是正在休息吗？”语文老师出了一道作文题：《学习必须刻苦》。面对这个题目，王哲艳一脸的迷茫，小声嘟哝道：“学习是最开心的事儿了，有什么苦的呀？”

虽是同桌，却没有更多的故事可讲。对了，除了爱学习，她还特别爱干净，每天都用一块方方正正的擦桌布把我俩共用的课桌擦拭得光洁如洗。这让我有点儿受宠若惊——这活儿我干才对，毕竟人家是学霸；也让我后来养成了爱干净的习惯——如今在单位混到了一定职级，每天都有专门的保洁员负责打理我办公室的卫生，可我还是要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备一块干净的擦桌布。

王哲艳并非没有对手。经常仅以一两分之差排名其后、与其并称理科一班“三大女杰”的另外两个女生，一直威胁着她的霸主地位；一个叫孙笑义的男生则随时可以撼动她的女王宝座。孙笑义也是我哥们儿，一个绝顶聪明的天才。高考临近时，大家都在拼死拼活，他却天天跑去少年宫下围棋。那年头考大学，万里挑一，可他下着围棋就把大学考上了，而且一考就是清华，真个是“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他也从来不耍大牌，谁遇到什么解不开的难题，尽可以向他请教。他说说笑笑着就帮你解了，就像解自己的上衣扣子一样简单，不管你的题有多难。如今一想起那张胖乎乎笑眯眯的娃娃脸，还有那双闪烁着超常智慧的细长的眼睛，我心里便会生出些许的遗憾：清华毕业后他如果不是去经商而是去搞科研，现在的他无疑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科学家。

到了高二，文理分科，我去了文科班。说来有趣，文科班比拼的竟是数学。文科学生，语文、外语一般都不会太差，历史、地理则全靠死记硬背，智力的影响甚小，唯一能在智力比拼上拉开距离的，只有数学。以我的数学成绩，在理科班不过“泯然众人矣”，到文科班就占了上风。高考前有过一次全市规模的模拟考试，我以数学优势在全市文科生中考了个第三。那天我买了一只大个儿烧鸡，深更半夜在教室里请我班男生吉军就着烧鸡喝了一顿啤酒。第二天大家一进教室，都闻到了一股教室里不该有的味道。吉军主动向班主任王老师坦白“罪行”，说昨晚是他一个人在教室里喝啤酒啃烧鸡，没有别人什么事儿——教室毕竟不是吃喝的地方，万一王老师批评，他想一个人担着。还好，王老师没有批评他，只是问他：“为什么半夜一个人喝闷酒啊？”他一本正经地回答：“我忧国忧民哪！”

为激励我冲刺高考，吉军和我打赌：如果那次模拟考试我能追上他，哪怕是跟他考个并列，都算我赢，否则就算我输，赌注就是一只烧鸡。那次考试是我发挥最好的一次，也是吉军发挥最差的一次，结果还是我输他赢：我考第三，他考第二。他就是这么厉害。他是我在文科班唯一一个怎么追都没追上的学霸，然而他又从来不把考试太当回事儿。他认为考试成绩说明不了什么，他看重的是独立思考能力，和为真理而斗争的精神和品格。自恃博览群书、思维敏锐，他经常就教科书中的某个观点与老师发生论战，一派“吾爱吾师，更爱真理”的气势。老师有时被他驳得体无完肤，却并不恼他，因为欣赏他的才华和风骨。不少女生崇拜他的学识和思想，喜欢他那清秀的书生面容和挺拔的运动员身材。若干年后我在某权威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论及市场经济对于中国发展之重要，看完我笑了：文中主要观点都是吉军当年与老师论战时就已提出过的，别人听着或有醍醐灌顶、振聋发聩之感，在我看来则毫无新意，更像是陈词滥调。

女儿上中学时，遇到了同样的作文题：《学习必须刻苦》。女儿问我怎么写，我就给她讲了吉军、孙笑义、王哲艳的故事。听完了，女儿说：“爸，你这么一说我就更没法写了——这仨家伙哪个也没刻过苦啊……”

插班生

一中是省重点，考一中很难。有的学生实在考不进来，只好凭家长的社会关系硬插进来，我们称之为插班生。插班生有着跟我们一样的学籍，平时也看不出有什么区别，只是一到考试就原形毕露，个个“打狼”。所谓“打狼”，即排在最后——旧时东北人进山打猎，如遭遇狼群袭击，由跑在最后面的人负责阻击狼群的进攻。

有个叫梁定超的插班生，有事没事总往一个叫黄丽丽的漂亮女生跟前凑，傻呵呵地咧着嘴，一脸的垂涎。但没有人议论这件事。不看黄丽丽的表情大家也知道，就算黄丽丽在这方面有什么故事，故事的男主角也不会是梁定超。梁定超的可悲在于，他的资质从里到外地注定了他这一生终将乏善可陈，他却偏要死皮赖脸地给自己刷存在感。多年以后同学聚会，他不好意思提黄丽丽了，却又用各种方式掩饰当年他在学业上的狼狈，或夸大其词地宣称自己某科成绩有多么优秀，或寻找各种角度拉低别人以排遣自己心理上的不平衡。本来有些事儿大家早都忘了，他这么做等于提醒了大家，使大家又想起了当年他在一中就是一粒学渣，足见他做人的智商比学习的智商还要低。我抢白过他好几回，后来有同学提醒我，说他儿子是个智障，他的基因可能有问题，劝我不要和他一般见识，我这才化反感为同情，转而顺着他说，他怎么高兴我怎么忽悠——这么做是宽容还是虚伪，我不知道。

黄丽丽也是个插班生，但智力没有问题，只是平时学习不够努力。那天无意中和黄丽丽走个对面，她忽然停下脚步，神秘兮兮地对我说：“听说了吗？杨啸要来咱们一中了。”我说：“谁是杨啸？”她说：“你不知道杨啸？”我说：“不知道。”发觉我在故意气她，她白了我一眼，转身走了。果然，没过几天，一个身形伟岸、五官俊逸的男生气度优雅、步履从容地走进教室，几乎令所有同学眼前一亮：“这不是杨啸吗？”我特意观察了一下黄丽丽，黄丽丽痴痴地仰望着杨啸，微微张开的两瓣红唇半天没有合上。

杨啸很有名，他的文学作品在他上初中时就已见诸报刊，他写的某些诗文在全市青少年甚至成年人中广为传诵，他的到来必然使大家眼前一亮。然而眼前一亮也只是瞬间的一亮，亮过之后大家的目光就变得复杂起来——毕竟，他不是考进来的，他再怎么有才也只能算个插班生。有人说：“一中又不是作家协会，凭什么把杨啸整来？”也有人说：“杨啸来了也好，等杨啸将来成了大作家，一中作为他的母校，咱们作为他的同学，岂不都跟着光彩……”

杨啸的每一篇作文都是范文，都被老师念给我们听，甚至念给全校同学听，但这无法改变他在综合成绩上的积贫积弱。最惨的是他的数学，几乎回回不及格，我考九十多分的时候，他考四十多分。他当然心有不甘，也不是不想努力。作为数学学得比他好一点儿的兄弟，我当仁不让地指导过他，虽说没太奏效，却也让他对数学有了一点儿感觉。此前他对数学真的是毫无感觉，他看数学题的表情完全就是黄丽丽看梁定超的表情。凭他的智商，只要有了感觉，不愁没有突破。然而，就在我趁热打铁、要在数学上救杨啸于水火的关键时刻，意外发生了。有个星期天逛书店，我看到一本《趣味数学》，翻了几页，感觉对杨啸有用，便买了一本，当晚就送到他家，不想却撞见他和黄丽丽抱在一起。我的突然闯入迫使他俩迅速分开：黄丽丽尴尬地冲我笑了笑，一张美丽的瓜子儿脸涨得通红；杨啸一见是我，马上镇定下来，用手帮黄丽丽理了理被他弄乱的头发，安慰她说：“没事儿，这我弟弟。”高考在即，他的数学水成那样，他竟然还有这份心思，还恬不知耻地告诉黄丽丽我是他弟弟。正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我愤愤地把书摔在地上，指着黄丽丽甩给杨啸一句话：“以后让她给你讲数学吧！”说完拂袖而去。杨啸连忙追了出来，边追边喊：“弟弟你听我说，弟弟弟弟，你听哥说嘛……”

杨啸高考失利，败在数学。多年以后，一次出差，在南方某市巧遇黄丽丽。老同学重逢，说起旧人旧事，黄丽丽说：“当年你哥没考上大学，你一直怪我，是吧？”我说：“没考上就没考上吧，好像也没耽误他什么事。他现在发展得很好，已经当局长了。”黄丽丽说：“可我还是希望他当作家。”

玩 笑

那年，大约在春季，理科班来了一个叫唐阔的男生。这是一个帅得让所有男生嫉妒的“小鲜肉”，他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能牵动女生的目光，甚至搅乱她们的心思。起初我以为他和那些走后门进一中的插班生一样，学习肯定不怎么样，长得再帅也只是金玉其外，后来才知道，他的学习成绩和他的长相一样帅，绝非败絮其中。这样一个男生，没有女生追是不正常的，有女生追才是正常的。理科班某女生，一位学习超好的学霸，追唐阔追到近乎疯狂，被拒后一直失魂落魄，精神几近崩溃。然而学霸就是学霸，即便如此，她还是以极高的分数考进了全国一流大学。令人扼腕的是，上大学后没多久，她竟得了抑郁症，最后以跳楼的方式高速笔直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太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