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岗岩、彩虹与海浪

逝世八十余年，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人生故事已被世人广为传颂，作家学者争相为这个神秘女作家立传作赋，为她的作品或人生提供自己版本的解读，正如伍尔夫自己在《到灯塔去》中所言：“一个人需要有五十双眼睛来观望。她想，要从四面八方来观察那个女人，五十双眼睛还不够。”[1]

英国传记作家林德尔·戈登的《弗吉尼亚·伍尔夫传》第一版于1984年问世，在国内已有译本[2]。2006年，戈登在此书的修订版中增添了许多新的思考，现在有幸将其译出。比起昆汀·贝尔作为“内部人士”为他的姨母写的传记，戈登的版本似乎少了一些权威的光环和窥私探秘的诱惑力，而在许多伍尔夫研究者的眼中，它似乎也不及赫米奥娜·李（Hermione Lee）那部包罗万象的长篇传记[3]那么详实、细致。然而，我认为，它一定属于伍尔夫本人最欣赏的那类传记。戈登指出，修订版的主要目的之一在于强调伍尔夫作为传记作家的一面——这里指的并非她的戏仿传记《奥兰多》（Orlando）或《猎犬弗拉西》（Flush），也并非她为友人罗杰·弗莱（Roger Fry）所著的那部授权传记，而是她为书写生命（常常是默默无闻的生命）所做的探索和努力。在总结、体悟伍尔夫本人的生命创作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戈登的这部传记似乎以一种具象化的方式展示了伍尔夫对于传记艺术的构想，它本身就是一部伍尔夫设想中的“新传记”的样本。于是，我们看到，传记作家在观察、塑造写作对象的同时，也被她的写作对象反向塑造，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交互模式，作品本身也呈现出一种圆融的嵌套结构，而它们最终指向的，是从松散、流动的生活素材中提炼出来的“存在的瞬间” （moments of being），是无法被归类的生命种属在暗夜和沉默中的进化时刻。

这种对于“阴影”、对于实验性生命存在的关注将我们引向了修订版的第二个目的：对于伍尔夫的“女性主义”的再度探讨。戈登认为，伍尔夫对于生命写作的探索一开始就从女性的视角出发，然而，“它比二十世纪末以‘解放’为旗帜的女权主义更微妙也更复杂，因为后者把弗吉尼亚·伍尔夫局限在一种简单的、以女性的愤怒对抗男性权力的意识形态中。……在她的写作人生中占据主流的，是一种更具建设性也更有远见的女性主义：对权力本身的拒绝，对探索比‘雌雄同体’更深层的本性的需要。”[4] “女人的真实本性是什么”，伍尔夫反复追问，但这是一个面向未来的问题，她认为，这个问题仍需六代人的时间才能获得解答。而今，在这部传记的修订版中，戈登从21世纪的视角出发，将这个更具先锋性的女性问题引入读者视野：在当今时代，“女性的关注点已从权利和职业机会转向了另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即一个由‘局外人’（“Outsiders”）组成的群体可能对全球政治做出何种贡献？”[5]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修订版的两个关注点紧密相连，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或许就隐藏在第一种生命书写的实践之中。

1.异域的探索者

在林德尔·戈登的传记里，弗吉尼亚·伍尔夫被呈现为一位不知疲倦、永不止步的探索者，她探索的不仅是知识的海洋、生命的体验，更是一片不为人知的“心灵的异域”。伍尔夫虽不像许多现代主义作家那样拥有旅居或流散经历，是空间地理意义上的“异乡人”，但作为一位无权进入高等学府圣殿的女性，一位受到精神疾病困扰的女作家，她始终站在“局外人”的行列，讽刺并批判她的剑桥男性朋友所享有的教育特权，抨击医疗体系对于精神病人的摧残，反抗强加在她身上的种种标签。她毕生致力于创造新的语言形式、叙事方式和文学体裁，以便更有效地再现“局外人”（女性、工人阶级、“普通读者”、无名大众、外族人、病人等）的生存境遇和内在生命体验。她的视野中始终存在一片属于未知之物的“鱼鳍”，召唤着她驶向浪涛翻涌的汪洋大海。对于无法被同化的“他性”的追逐是她探索未知经验的渠道，它让她能够超越主导的文化体系、传统的语言范式和既定的等级制度，而去跨越边界、弥合分歧、体验未知，去发现、改变和创造。弗吉尼亚·伍尔夫认为，她和姐姐凡妮莎·贝尔（Vanessa Bell）“生来就是探索者、革命者、改革者”[6]。几十年来，读者往往从审美维度和形式技巧层面解读弗吉尼亚·伍尔夫对现代小说的革新与重塑，却不够重视她思想中的颠覆性与革命性，也较少关注她的诸多先锋理念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

理解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生命写作”（life writing）也要从她对传统传记的批判与革新出发。众所周知，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父亲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著名学者莱斯利·斯蒂芬（Leslie Stephen），他曾是《国家人物传记大辞典》（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的主编。几乎所有为伍尔夫立传的作家都要从她与父亲的关系入手，戈登的这部传记也不例外。戈登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伍尔夫的所有作品都是“反辞典式的”（contra-dictionary），它们的立足点都在莱斯利·斯蒂芬主编的那部传记辞典的对立面。伍尔夫曾说，如果她的父亲活得再长一些，那么作为一个现代小说家的她可能就不会存在。20世纪对维多利亚时代的反叛与继承彰显在紧张又微妙的父女关系中，也体现在侧重点不同的生命书写实践中。伍尔夫认为，维多利亚时代的大部头权威传记以时间顺序按部就班地描写一个人的生老病死，以长篇大论的事实材料纪念英雄人物和帝王业绩，其目的是对读者进行知识灌输和道德教化，对此，她直截了当地提出质疑：“是不是只有大人物的生命历程才值得传写。失败者和成功者，名不见经传的和声名赫赫的——难道一个曾经生活过并留下一段生命轨迹的人，就不值得书写吗？——什么是伟大，什么是渺小？”[7]

除了写作对象的选择，伍尔夫还质疑了传统传记再现生命的方式。1927年，她在《新传记》（The New Biography）一文中提出，传记写作的目的是要将“花岗岩般坚硬的事实”和“彩虹般捉摸不定的个性”熔铸为“一个无缝的整体”。[8]当然，将这两种属性截然相反的“真实”融为一体绝非易事，伍尔夫本人也不得不承认，传记文学是一门戴着镣铐跳舞的艺术——传记作家受到书信、日记、回忆录等事实材料的约束，而洞悉人物的性格、钻入人物“古怪的灵魂”“奇特的肌体”却都需要传记作家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如何在两种“自相残杀”的事实之间寻找出路，成了传记这类文学体裁必须解决的问题。[9] 在《新传记》里，伍尔夫赞扬了哈罗德·尼科尔森（Harold Nicholson）和利顿·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的“新传记”写作。她指出，20世纪的传记作家开始模糊事实与虚构的差别，为的是寻找一种更有效的“传达个性”的方式，探索描写对象的情感和精神世界。换句话说，新一代的传记家拥有更多能动性和自主性，他不仅记录历史，更用艺术的方式诠释历史；他“维护自己的自由和独立判断的权利……他不再是一个编年史家；他已经成为了一位艺术家”[10]。“新传记”代表人物利顿·斯特雷奇也表达过类似观点，他认为历史和真理应该经由艺术来诠释，以便使其更有价值和意义，如他所言：“未经诠释的真理就像埋在地下的金子一样无用；而艺术是伟大的诠释者。只有它才能把大量的事实整合为一个意义非凡的整体。”[11]

林德尔·戈登的这部传记便体现了“花岗岩”与“彩虹”的熔铸。她以扎实的考据功夫、敏锐的洞察力、丰富却有据的想象力、精准细腻的文字，捕捉到了伍尔夫生命中“存在的瞬间”，将其化作“一圈光晕，一个半透明的气囊”[12]。它让人想起伍尔夫在1906年遥望圣索菲亚大教堂时产生的艺术感悟：教堂穹顶“像玻璃般轻薄，被吹出了饱满的曲线；又像金字塔一般坚实稳固”，好的艺术作品便应该像这样结合起“严格的形式和微妙的感知”[13]。戈登的这部传记，丝毫没有从外部去切割、划分、再现一个传奇女作家的生命历程之感，读者仿佛直面着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一件圆融的艺术品，一颗充满诗性的心灵，每一字一句的精雕细琢，每一次对作品的阐释、对素材的征引、对史料的考证，每一处暗示和留白，似乎都在随着这个有机体自身的节奏呼吸、流淌、搏动，它们指向的是一个伟大灵魂的内在生命和精神之旅。

艺术地阐释史实材料绝不代表篡改真实，相反，它探索的是内在之真与心灵之真，是被历史的聚光灯忽略的普通大众，是无法言说的留白，是杰出的艺术心灵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对过去的共情与再创造。如今，人们早已认识到客观真实的不可获知，认识到历史与历史编纂学之间的复杂关系，戈登同样点明，每部传记都有它的“偏见”，每段人生留下的可见痕迹也都是不完整的，除了证据确凿的事实，传记作家们还可以“告诉我们血肉丰满的，具有创造性和启发性的事实”[14]。因此，弗吉尼亚·伍尔夫把她洞幽察微的目光移向了沉默的边缘群体和心灵的隐秘洞穴。1917年，她在随笔《古老的秩序》（The Old Order）一文中称赞了亨利·詹姆斯对“阴影”的关注：“在阳光的照耀下，许多事物的细节都被抹平了，但在阴影中它们便能被察觉……在半明半暗的微光中，他看到的最多，也看得最远。”[15]戈登反复援引这句话，并给出了许多具体例证来阐明伍尔夫对“阴影中的生命”的关注，从《V小姐谜案》到《拉宾与拉宾诺娃》，从《远航》里的深水怪兽到《夜与日》中的夜行者，从玫瑰战争中的母女到中世纪的无名诗人“阿侬”，从达洛维夫人的午夜沉思到被呈现为“黑暗的楔形内核”的拉姆齐夫人。当然，伍尔夫眼中的“阴影”不仅跨越了性别与阶级的藩篱，更挣脱了文化、语言、物种甚至生死的桎梏。举例来说，伍尔夫对外国文化兴趣浓厚，曾学习过多门外语，并广泛阅读外国文学和艺术著作；在她与丈夫伦纳德·伍尔夫和姐姐凡妮莎·贝尔的私人通信中，她常常扮演猿猴、山魈、鸟类等动物，以拓展自己的表达空间和身份属性；她对劳动女性和工人阶级充满同情；她常常觉得死去的亲人依然活在自己身边，对于鬼魂和生死轮回都充满兴趣；她探索意识在宁静状态下的波流，将沉默引入叙事，追索语言与经验的复杂关系，并用她卓越、敏锐的艺术心灵将语言拉伸成一张透明的细网，捕捉并重塑既广阔又细微的生命瞬间。

种种对“他异性”的探索和追逐扩充了她的经验储备和心灵密室，因此，虽然她并没有过于丰富的人生经历，却依然可以在日常生活和细微琐事中探幽索胜。在创作的状态下，她觉得自己就像“一只漂浮在感觉之上的多孔的船；一块暴露在看不见的光线之下的感光板”[16]。坚固的外部事实是海面的浮标、矗立的灯塔、结实的花岗岩，它们引出了水下深沉的波流和海面转瞬即逝的彩虹。将“存在的瞬间”嵌套在“非存在的瞬间”的精妙结构中，这似乎就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生命书写的基本模式。当这种模式与永不止息的探索精神相结合，它便成了一段驶向生命内部的航程；当它与非凡的艺术造诣相连结，便引发了具有开创意义的现代主义美学实验；而就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情况而言，它还与一种强烈的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相碰撞，于是，这种生命书写实践便成了她为女性的独立与自由发声的渠道。

2.“女性问题”

（“the Woman Question”）

一个世纪以来，弗吉尼亚·伍尔夫这个名字早已与“女权主义”紧密相连，《一间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和《三枚旧金币》（Three Guineas）更是被当作女性主义经典著述被广大读者阅读、称颂。毫无疑问，伍尔夫推动了女性争取权利的斗争，她伟大的思想激励着一代代女性去追求经济、思想和精神上的独立自由，她的“一年五百英镑和一间自己的房间”成了女权实践的最基本的构想。然而，她在性别议题上的先锋性是否仅限于这些老生常谈？在21世纪的全新语境下重提伍尔夫，我们又该如何把握她对女性问题的思考与探索？戈登这部传记的另一有趣之处在于，她犀利地捕捉到了弗吉尼亚·伍尔夫区别于激进女权主义者的独特路径，就像戈登评价自己的性别理念时所说的：“或许我也不是个典型的女性主义者，我确实有不一样的女性主义主张。我是‘女性主义’的外来者，或者说局外人……女性主义并非女性模仿男性，而是女性吸收和发扬自己的传统，以创造一类新的女性种群。”[17]

弗吉尼亚·伍尔夫写第一部小说《远航》（The Voyage Out， 1917）和第二部小说《夜与日》（Night and Day， 1919）的时候，英国女性投票权运动正如日中天地进行着，《夜与日》的出版日期还恰好是投票权运动获得胜利的日期。在这两部小说里，伍尔夫都设置了妇女参政论者（suffragist）这样的进步女性角色（《远航》中的伊夫琳·M与《夜与日》中的玛丽·达切特），然而，她们都不是伍尔夫渴望深度探讨的女主人公。在她笔下，这些所谓的进步女性更像是男权社会的复制品：她们崇尚男人们渴望的权力、武力和话术，遵循男权文化的内在逻辑结构。而伍尔夫的女主人公们——沉默寡言的闺中女儿蕾切尔·温雷克、在夜晚钻研数学的凯瑟琳·希尔伯里、家庭女性达洛维夫人和拉姆齐夫人、神秘又躲闪的罗达——她们不仅是男权社会的“局外人”，同时也是激进女权主义的“外来者”，她们并不为争取政治权益、控诉男权压迫而奔走疾呼，而是沉默地停留在属于自己的黑暗领域，探测着自己的天性，就像一群未曾浮出水面甚至还未成形的深海动物。此外，戈登还在访谈中提到，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母亲朱莉娅·斯蒂芬（Julia Stephen）和姑母卡罗琳·斯蒂芬（Caroline Stephen）都曾参加过反女性投票权运动，她们称自己为“前进派”（the forward party），她们反对的恰恰是女性参政运动中激进的那部分。[18]当然，这些看似保守的理念绝不意味着伍尔夫不支持女性参与投票或希望女性回归传统角色，相反，她认为自己“至死都享有投票的权利”，但不是为了支持某个政党，而是为了“反对整个权力体系”[19]。因此，伍尔夫提出的或许是个更犀利也更长远的问题：女性究竟应该如何参与政治？女权是否意味着女性加入旧有的权力结构，扮演传统的男性角色，从而获得相应的地位与报酬？女性这个长久以来被男权社会放逐、压抑的沉默群体能为当今社会带来何种新贡献？